想象力是重建聯結的能力，是將分散的事物聚集在一起的能力。隱喻發現了萬物同一的痕跡。團結、同情、自我犧牲、慷慨，這些都是在努力恢復——或者說，至少是拒絕遺忘——曾經存在的統一體。

——約翰·伯格《猩猩劇場》（1990）

一

大概是兩三年前，在一次活動現場，臺上投屏出青年佳作的獲獎名單，我指給鄰座的朋友看：幾乎每一篇的標題里，都有動物。

這或許不是巧合。在青年作家的小說里，動物（還有植物）成為被重新發現的存在。作為他者的動物，以野生或被豢養的自然真身，或民俗神話、童話幻想里的變身，與“人”結成鏡像式對位。故事內外，人和動物的關系之復雜，從不亞于人和人的關系。在人與他人愈發疏遠、關系緊張的當下，動物卻以別種方式，更深地介入并反照出當代人的內心。如果人的成長，被允許脫離生理和社會年齡，在被放緩、拉長的觀察中無限延宕。那么，在今天重新看見和書寫動物，也是在探索人性、人與世界的關系，也是青年通往“完整的人與完整的世界”的成長一種。

從疫情來到后疫情時代，“自然”再次成為人們理解當代生活的重要標尺。回到自然去，不再止于城市人的懸浮鄉愁與抒情寄托，它落地為具有重識世界和自我療愈意味的行動。不管是種花養貓，戶外活動，還是博物觀察在年輕人中的普及。由人類世與動植物倫理的討論，到對人類中心主義立場的反省，這些都是我在同齡寫作者中可以讀到的改變。

本期的青年小說專輯里，《洄游》《青島人》《阿難》《笑場》等多篇都寫到了動物，更具體一些說，是“受傷的動物”與“被困的人”的相互揭示。故事里，有受虐的鶴，被打殺的流浪貓狗，被人類工程改變了遷飛行為的鷗群，繁殖地被破壞的魚群。從野生鳥獸，到城市中的貓狗，這些動物的遭遇，無一不與人的意志及行動息息相關。與之呼應，小說中的人物，一再作為城市生活、婚姻、家庭、工作的囚徒，或歷史的人質登場。

《阿難》《倒轉術》《青島人》《再見獵戶星座》里呈現出不美滿的婚姻。比起夫妻之間的背叛、偷情、猜忌與傷害，“貓狗比人要親”，動物反倒能給予更多情感上的信靠和對生活秩序的掌控感。《到珠海看看》《笑場》諷刺了藝術創作者焦慮外表下的蒼白與空洞。《江佛入海》《青檀手記》則有從碎片中拯救“歷史真相”的宏愿，但寫史的人是短視和可疑的。相較之下，“青檀記史，準過縣志，人腦子會把事忘掉，地脈得有個記賬的”，植物、大地與江河里的歷史，更恒久，也更誠實。

靠近動植物，或者不妨說，“回到”動植物身邊的種種文學路徑，延伸出人所不具備的感官天地。如《阿難》寫到，“人聽到的聲音只有貓的三分之一，有些受損的植物會發出高頻‘嘶嚎’，人耳聽不見，貓能聽見。”必須面對人的限度，就像面對人的自大與渺小，傲慢與恐慌。和主人公一樣，我們也不知道貓耳中的嚎叫和宇宙轟鳴，究竟哪一個更可怕。我們能做的，是借助移情與想象越出邊界，離承認自己無知的疆域更近一寸。在那里，讓新的故事落下，新的問題升起。

所以，從哪里開始去聽受傷的動物的聲音，怎樣去聽？萬物在場的現實生活，是否藏有新鮮的生命觀念、個體與集群的關系想象。借由動物之鏡，年輕世代的寫作者親近、認領，乃至召喚的，是怎樣的主體自我，可以從中讀出何種人的身心狀態？我對本期幾篇作品的留意，也由此開始。

二

《洄游》構造了一段虛實交錯的偽滿秘史，以一對母子失散后的行跡為線，講述1935年秋冬，兒子與鶴、母親與魚的身不由己與存亡同悲。魏之印以孤兒之身，選入偽滿時期的溥儀宮中，被任命為控鶴專員，負責阻止宮中飼育的丹頂鶴鳴叫。在松花江畔，他的生母，漁民秀蘭捕獲了一尾尺寸巨大的雌性鰉魚，卻先后被向宮廷獻寶的野貨商人與日軍派來的調查員盯上。沒有什么比奇珍異獸更能展示帝國的野心與征服力，只是新鮮勁會消退，愛寵很快淪為厭物，直到作為盤中餐被吃干抹凈。

在我們不知道的地方，太多華美的生靈就像是從未來過世間。

《洄游》出自新人李怡萱之手，是本期專輯中最令我驚喜和一再回想的一篇。李怡萱的語言準確、傳神、干凈。以工筆畫般的字句，修復沒有資格載入史書的性命及其曾經可能的天地。我讀到的不只有故事，更有書寫者對書寫本身與親自造物的愛惜之心。

魏之印唯恐鶴的噪音打擾皇帝清修，每日擔驚受怕。鶴被剪斷飛羽，阻遏發聲后，陷入抑郁，拔羽自殘。魏之印因失職被毒打，卻在屈辱與沉默中，聽見了鶴對他一人的獨語，最終頓悟，帶著瀕死的鶴逃出宮墻。母親秀蘭的故事里，鰉魚價值千金的魚籽，被日本調查員以極殘忍的手段強取豪奪。留在冰面上的魚尸被掏成空殼，恰如接連失去子嗣、山河破碎的故國母體。

被關在宮中失去自由的，看似是纏斗的鶴與奴仆，但又何嘗不是末代皇帝溥儀自身命運的諷喻？國家政權斗轉星移，今日稱王稱霸的，明日會變作新鬼。在弱肉強食的威權暴力體系里，始終只有弱者之間的揮刀相向。對此，作家與讀者，可以看得比局中人更透徹。鶴與人的關系，包括結尾處鶴的消失，讓我幾次想起林棹《潮汐圖》中巨蛙與飼養員的命運。虛構之物可以得到虛構的庇護和挽救，但歷史上真實發生過的殺戮，卻難有這樣的幸運。

鰉魚吞下嬰孩，鶴啄傷少年，又用羽毛保全了他命懸一線的逃亡。人與鳥獸之間的生死轉化，跨越了物種界限，托出作者玄妙的生命想象乃至宇宙觀。世界是一張由破損結成的大網，是殘缺而不是別的什么，讓心和心發生奇遇。受傷的人與鶴相對，“通過疼痛，他感到自己完全與它的神思相連”——這個頓悟的時刻，以痛為媒，可以解釋不少篇目中人與動物突然恢復的休戚與共之感。“只有沉默能使他們與世界徹底分割，然后自由。”哪怕在惡劣的環境里，他們所能求取的只有消極的自由。

在這里，一種“動物化的人”的青年狀態浮出水面：擁有無辜、脆弱、沉默的美，總是處在權力關系的下風位。它們/他們無力反抗外部秩序，只能在故事中一再受傷、受困、受辱，卻仍葆有不可讓渡的內在聲音與精神尊嚴。就像被關在黑暗中的雜役們，過著“只能如此”的生活。但這一種與那一種對于“只能如此”的接受，也要分化出細微的不同。比如，是混沌麻木地過，還是“便是這種日子，也值得他用心一過”。《洄游》雖是本期專輯中唯一的歷史題材，卻與當代人的某種處境十分貼近。只是，權力結構可以支配和解釋生活的全部真相嗎？我們能爭取的，只有消極自由嗎？感同身受之外，困惑與不滿足，在我心里盤桓了很多天。

三

向寂靜中去聽，被迫失聲的動物，不只有《洄游》中的鶴，還有《青島人》里的狗。因為吠叫擾鄰，被丈夫送去割除聲帶。狗術后沙啞的嗓音，一盆接一盆枯死的文竹，都提示著日常表象下從未消除的憂懼與信任危機。正如向來以“過人的平靜”示人的丈夫，他的外表下隱伏著何種程度的暴力傾向，妻子一直懷疑，甚至有隱隱的壓抑與仇恨。回憶起狗的聲帶被割去，妻子的無力與絕望感也來到頂點。偶遇海濱受傷的銀鷗，丈夫的冷漠也就不令人意外了。“沒事，銀鷗，最普通那種，不是重點保護動物。”

《青島人》寫一對年輕夫婦在冬日結冰的海邊散步，屬于“無事發生”那種現代小說。兩人對話寥寥，顯得陌生，戒備，讀者只能隨妻子的意識流跳躍前行：從千禧年的童年家庭創傷，到自我厭惡；從九十年代初政府“挽留項目”被騙來青島的海鷗，到成語讀本里“鷗鷺相忘”的故事。假如將人的成長與動物并置，與來自兒時經驗、童話教育或傳統觀念里的動物想象重逢，文學的欲望也在考驗著寫作者自己。在孩童通往成人的途中，能否創造出屬于自己的認識論？翻新“鷗鷺相忘”的深意，是作者修新羽的一次嘗試。在丈夫看來，漁夫的幸福，是因為心思能被海鷗所真正懂得，“心有靈犀，心意相通，不是被人，是被一群鳥。其實都一樣。”言下之意，不幸福的來源，正在于人與人的相互懂得，比從前更加艱難。

真的都一樣嗎？事實是，人可以對文竹共情，同貓狗親密無間，與鳥心意相通，和他人卻如隔冰川。等到冰雪消融的春天，《青島人》里的夫婦看起來還要繼續坐困圍城，忍耐婚姻中的嚴寒。海鷗卻不一樣。它們會飛走，“飛回三江平原濕地，北海道，正在打仗的西伯利亞，或者更遠的北方”。鳥的冒險是偉大的，卻絕不浪漫，它們遵循著身體中古老時序的呼喚，一切都是為了生命的存續。現代人體內的古老時序，又是什么呢。如果連文學里的人都失去了突圍的力氣，這樣的存續，不知道算是一種退化，還是進化？

借海鷗的眼睛去看人，借海鷗的翅膀飛過和平與戰爭的天空，會發現，“安全的生活”與“危險的想象”構成本期多個作品里結伴出現的幽靈。在設計危險時，懸疑罪案元素依然受到年輕作家的青睞，但寫的人和讀的人，可能都比從前更容易感到疲乏。從主題到結構，《到珠海看看》《再見獵戶星座》像是性別置換的姊妹篇，甚至邏輯牽強與語言的薄弱處也有相似。從安穩無聊的日常中離開，去山中，去海島，諷刺的是，浪漫化的幻想被兌現為猙獰的危險。兩篇小說里的主人公，都在陷入險境后追悔萬分，渴望回到家中。“令人心安的堅固結構”展現出強大的向心力，一邊抱怨，一邊安全地被困，就這樣變成了多數人的選擇。

四

回到室內，越來越多人，選擇與貓狗在彼此的生活半徑里相依存。家養寵物經濟規模在年輕世代中不斷壯大，與這種現實經驗同步，近幾年的青年作品，也能讀到更多家養與流浪貓狗的藝術主題。我們都經歷了數字時代面對面交流能力的退化，卻在寵物身上找回了原始的快樂。有自在的獨處，有積極的即時反饋，有柔軟的、涉身性的溫度。伴侶動物，作為社交難題、創傷治愈的一種代償，也接過了“如何書寫重要他者”的文學話題。

《阿難》里，家附近流浪貓狗的異常死亡，牽連出一樁自我欺騙和移花接木的懸案。正是自己照護的流浪貓的慘死，引起妻子對丈夫的疑心，堅定了她離開的決心。作為犯罪嫌疑人的丈夫，殺人，亦殺貓。當貓狗升格為比人更理想的玩伴、家庭成員，人被激發出的保護欲與責任感，是我在本期作品中讀到的為數不多的“肯定性的動能”。與之相似的，還有《阿難》里王鳳生對王沅的情感，《青檀手記》里的周氏父子的情感。即使是普通的人，有弱點的人，也會在想保護的對象面前，被激發出自我犧牲和英雄主義的沖動。在布滿灰度的生活里，很難不注意到這種由“保護”驅動的正面情感和寫作正義。

在小說里，殺一個人和殺一只貓，區別在哪里？保護一個人和保護一只鶴，區別又在哪里？

當弱勢的動物成為鏡像，更容易照出漠然，也照出心軟。盡管我也疑心，動物承受了某種原本應由人承受的欲念與惡意，卻不必承擔更正式的審判，不必付出更復雜的道德倫理代價。這何嘗不是一種“安全的選擇”。但是，當動物不再被理所當然地視作“人的問題”的思路轉移或難度下調，一些更重要的問題，就值得繼續追問。比如，為了一個在差異中共生的良好世界，什么是我們冒著危險也必須保護，不可能出讓的東西？

如果我們只是借他者投射自身的孤獨、缺失與存在危機，就有取消他者的嫌疑。如果“受傷的動物”只是用來象征人類受困者的處境，大概故事會很快滑向套路和無聊。那種陳舊又傲慢的寓言手法，以忽視動物真實特性和處境為代價，在過去的寫作中并不鮮見。為了看見真實的動物，將動物從“人的變形”、賦比興的工具功能中解放出來，僅僅寫出草木鳥獸蟲魚具體的名字是不足夠的，僅僅有豐富的想象和連線能力也是不足夠的。“表達的空間是在努力表達中獲得的”，隱喻很重要，但將人與世界真正連在一起的，從來不只是，也不能只有隱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