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前讀《詩江南》的時候，我有一個很強烈的感受：如果要推舉一位當代詩人來抒寫江南，或許，沈葦是不二之選。他生長于江南，后來又在新疆工作生活30年，此番閱歷使他有著別致的地理與文化參照。他在詩《水的十四種表達》里說：“三十年干旱西域，運河一直在你身旁流淌。”在另一首詩《沙》里，他寫道：“你逃離家鄉/逃離一滴水的跟隨/卻被一粒沙占有。”西域與江南，極東極西的地域跨度；瀚海與水鄉，迥乎其然的地貌與風物；30年的魂牽夢縈，使這兩種極致互滲為絕妙的精神織體。這既淵峙又交疊的內心風景，也是深置于他心靈的一個內在結構——可以讓詩人在抒寫江南時順理成章地處于某個他人難以企及的絕佳位置。

從浙江到新疆，不僅是地理位置的跨越，更重要的是文化坐標一次錯落的遷移。何況，沈葦如今又實現了從新疆向浙江的回遷。我覺得，有如此大幅跨越、坐標遷移的詩人，內心通常會有滄桑感，因為極具差異性的地域跨越和文化注塑，對詩人的心靈震撼應該會很大。

相比于兩年前的《詩江南》，沈葦的新詩集《水上書》進一步將抒寫的對象和場域聚攏于浙江地界。以前，人們在講述浙江的地理格局時，通常會以錢塘江為界把浙江籠統地劃分為浙東、浙西。《水上書》以此為范，以水系、流域來拆解浙江的地理和文化板塊——那些被歷朝歷代的吟詠標注過、而今他試圖再度標注的詩歌版圖。他擇取了錢塘江、甌江和運河三大水系，以及單獨命名的浙東。我覺得沈葦單寫浙東是有意為之，除了這是“唐詩之路”相對比較集中的區域，更因為他是浙西人，有著對浙東鏡像式觀察的天然意趨。浙東是歷史文化名人謝安、陸游、魯迅的故鄉，與浙西雖同為水鄉，但在文化氣質上卻毫不相同。沈葦這本詩集是對于浙江地理的一次更細微、更全面、更合理的文學地理標注。

這本書共四個部分，各部分篇幅均勻，水平整齊。就第一部分而言，我認為特別值得稱道的是沈葦所下的文牘功夫。這詩集里面寫到的各種風物、史跡，有一些是連大半輩子生活在浙江的本地人和諸多飽讀之士也未必知曉的，落筆之前需要繁復的文獻查閱、學術介入和知識消化。比如，詩集中提及的《彈歌》《越絕書》等，它們是浙東文化的源頭，是浙東文化的原始結構，需要每一個認真的詩人去爬梳，甚至進行學術性研讀。沈葦就此所下的功夫是肉眼可見的。另外，一些看似熟稔與淺顯的題材，他也力求奇崛。比如書寫魯迅，要別出機杼非常不易。沈葦關于魯迅的詩篇，很能見出他詩思的機巧與聰慧。他一方面著重標示了魯迅對故鄉和童年進行抵制和“逃離”的一生：“而魯迅，早已逃離/一個童年和故鄉的逃離者/他的逃離，是決絕者的/硬骨頭，對思鄉病的逃離/是‘一個也不放過’/對無原則寬容的逃離/是‘匕首’和‘投槍’/對隱喻、寓言和敘述的逃離/是十六本雜文/對《野草》和三部小說的‘逃離’……”與此同時，他又精準地攫住了魯迅寫作《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的別樣韻味，指認了一條回歸之路：“但，逃離者歸來了——/五十六歲，三十八點七公斤/以一個十歲孩子的體重/一份枯槁，倒進自己童年/——他以一個孩子的輕/回到故鄉，交還童年。”這是很機智的筆致，我們從中提取到的，也有對沈葦本人的回環式生命道路的體味。

這本詩集里抒寫了種類繁多的風物，對風物的捕捉都很精準且有代表性。這包括但不限于江南才有的諸如白果蝦仁、江河湖泊、碼頭港口、丘嶺古徑等，以及附著在這些風物上的各種歷史文化傳說。沈葦特別善于在描摹風物時，在文化層面上做另類維度的意義開掘，他常故意偏離共識，追求別致，形成警示或哲學闡發。這本詩集是對“四大詩路”中被古詩凝成的審美意象的再度捕捉。

沈葦的詩，是需要讀者將整本詩集讀完之后形成一個整體印象——你能感受到一種很強的氤氳。他的詩常常是一個譜系性的寫作，詩篇之間都有一條通向整體的隱約線索。在他的“整體性”中，作為他風格的舒緩和雄渾才能被結實地觸摸。他對音韻的看似漫不經心的講究，他對節奏的疾徐有度的把控，他營造意象時的峻潔和深切，他在這一切中刻意暈染的深邃的霧障，以及他字句與詩形的珠圓玉潤都得以呈現。

我特別喜歡并贊賞的是這本詩集的第二部分，即寫運河的這部分。運河流經他的老家湖州，是他生命的搖籃：“運河之岸就是運河之愛/……人民在兩岸勞作、住居/生生死死，生生不滅。”（《運河之岸》）我認為這是沈葦寫下的關于童年和故鄉的哀歌，它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文化闡述，不是帶有集體記憶色彩的情感吞吐，而是他強烈個人生命體驗的一次詩意抒發，他帶入了太多個人記憶，某種更為濃郁的情感在詩中涌動。比如，一個幾十年在外的游子回到湖州，吃下了一盤白果蝦仁，他把它說成是“孑遺品嘗了孑遺”。一個游子，他是歲月的孑遺。歲月同時也蕩平了他的故鄉，只剩下白果蝦仁這樣的孑遺，成為他與故鄉之間據以彼此辨識的基因。他的《銀杏長廊》，寫“昨夜有雨，一地落葉黯然了/看上去都化成了泥漿/仿佛黃金只擁有某個瞬間/仿佛黃金也在某個時代腐爛”，以黃金的意象來表明自己珍視的昂貴之物——故鄉、童年——如今都已變質。沒有什么是可以永存的。唯一的永存即永逝。《駛向弁山》中借元代畫家王蒙的《清澗隱居圖》表達了歸伏故土的心意，又借朋友之口誓愿在八百里太湖建一個書院，而要實現這個愿景，其目的是“需要借取化險為夷的疾病/青春期搖滾和恐龍般的萬古愁/再一次重建自己內心。”“重建內心”之說，既表明詩人與時代交錯時的失衡站位，也是“哀怨起騷人”的詩學正解。

詩集《水上書》及《詩江南》使沈葦的命途達成了“水土平衡”。而沈葦有可能再繼續寫下去的關于浙江、關于故鄉的詩篇，將會再一次覆蓋江南詩路，也會在浙江詩歌的地理坐標上印上他深刻又清晰的個人足跡。

（作者系杭州師范大學人文學院教授，浙江省作協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