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大的鳥巢》 謝志強/著

安徽少年兒童出版社 2025年5月出版

一部小說也有前世今生。我查了一番保存的手稿，《世界上最大的鳥巢》的前身有好幾個。十多年里，我寫過三部十萬多字的草稿，都不滿意。孫女出生前，我做了個夢，隔著一條河，我想呼喊一個小女孩過來，就用我童年的一個一個故事召喚她。不知怎么，我覺得那就是我的孫女。可能我沒把故事講好，或許沙漠的故事嚇著了孫女，她不過河。我記了下來。

我在雨天滑倒，摔裂了股骨，臥床四個月，我坐在床上寫了十萬多字。一年后，我又不滿意了。孫女誕生后，與她相處，我覺得自己也在成長。后來，我突然來了興致，寫出了《世界上最大的鳥巢》。

盡管有三部十萬多字的前身打底，我仍不去重溫“原型”，卻發現兩個主人公都有了自己的聲音和行動，虛構的人物活靈活現了，我僅僅是跟隨著他們即時記錄。畫家和毛驢在前幾稿中僅是次要“人物”。這一回，我沒讓小男孩單獨進沙漠冒險。在我多年前的長篇小說《塔克拉瑪干少年》中，這個小男孩有過一次探險經歷，是在他上五年級的時候；而他看見“鳥巢”時還在上三年級。

我把《世界上最大的鳥巢》獻給我的孫女。因為她無意中給我很多啟發，是她喚醒了我心里住著的那個小男孩。那是在沙漠邊緣的農場里生活的小孩。他沒“出走”，而我“出來”了。

我有兩個故鄉。第一個故鄉是浙江，第二個故鄉是新疆。記得四歲時，父親把我從上海接去新疆。他是1949年跟隨部隊進的新疆，1954年就地轉業，屯墾戍邊。那支部隊的前身是赫赫有名的三五九旅。他所在的農墾第一團，前身是三五九旅七一八團，出過二十三位共和國的將軍。我所在的農場職工子弟學校，同班同學中有兩個是老紅軍的子女，卻看不出有什么特殊。其中一個，我還是高中畢業后才知其父親是老紅軍。

農一團那片緊挨著塔克拉瑪干沙漠的綠洲，若騎馬，從東到西花不到一個鐘頭，從南到北也就費兩個多小時。西有山脈，東有沙漠。

我四歲之前的記憶，就像被擦掉的黑板上的粉筆字一樣不留痕跡。剛到農場的第一天，上連隊的托兒所，本來操著一口吳越方言，更可能是上海話吧，當晚回家，卻講了一口新疆普通話。就這樣，我在一天之內丟了吳越方言，1982年隨離休的父親調回老家浙江，也還是撿不起來了，只能聽懂。我在新疆農場時，還給母親當翻譯。母親講一口硬邦邦的寧波方言。而上海支邊青年的話音，我一聽就親切。語言的土壤尚存，但我被移植了。

我想起，我1997年考入阿克蘇地區師范學校，我的班主任老師的女兒，比我現在的孫女大一歲，她和維吾爾族小孩一起玩耍了僅一天，就能講一口流利的維語。因為學校有維吾爾族教師，還有維吾爾族學員。小孩有靈性，可長大了的我的那一扇靈性之門就被關閉了。回到第一故鄉已有四十余年，家鄉方言，我僅能聽懂，卻不會說。語言能暴露一個人的身份和經歷。第一故鄉的人說我是新疆人，第二故鄉的人說我是浙江人。我也覺察不到我帶著兩個故鄉的口音。有兩個故鄉，卻兩不靠，都當我是“他者”。

塔克拉瑪干意為進去出不來的地方，又可稱為“死亡之海”。小時候，我在塔克拉瑪干沙漠邊緣的農場，大人擔心小孩進沙漠，不約而同地用驚險的沙漠故事來阻止小孩的行動。小孩喜歡聽故事，故事影響小孩的心靈和行為。可是，小學五年級的我還是冒險進了沙漠，迷失后，跟隨著一只狐貍走了出來。狐貍對綠洲的雞鴨感興趣，我知道這一點。23歲時的我，第一次走出農場上師范學校。此前，一直固執地以為農場那一塊“郵票大的地方”就是整個“世界”。那里相當閉塞、自足。世界上最大的鳥巢，其實只是農場里最大的鳥巢。

甚至，中學的一次地理課，那是午后第一堂課，老師是上海支邊青年，他從上海帶來了地球儀，只為打開我們的視野。他問我們世界有多大，有多少國家，而我卻只關心我們的農場在這塊用黃色來體現的塔克拉瑪干沙漠里的什么位置。我靠窗戶坐，那一天陽光燦爛。沙漠地帶的陽光能烤熟雞蛋。

我問老師：“我們農場在哪里？”

老師遞給我一個放大鏡，約莫指著一個點，沒有地名。

我拿著放大鏡久久地對準老師所指的那個點。陽光通過放大鏡照著地球儀。突然，地球儀冒煙了，那一點燒焦了，像火山噴發。

同桌驚叫：“地球燒焦了！”

老師立刻撤走地球儀，還用手帕小心翼翼地撣那焦黑的一點。

我說：“沒有農場，算什么地球？”

老師說：“農場太小，不夠資格標在地球儀上。”

我不服氣：“我們農場這么大，誰敢嫌它小！”

現在，走得多了，見得廣了。2015年，我重返農場，也嫌它小了。不過，這么多年，我頻繁地采用做夢的方式，一次又一次回到第二故鄉。甚至，現在的我遇見了童年的我。童年的我喜歡玩泥巴、玩沙子。夢里，我踏進農場的土地，已陌生，不知怎么走。我問玩泥巴的小男孩。他一個人在玩泥巴，捏了好多泥人，還有小狗、小鳥，跟我童年時捏的形象差不多。看來，每個人的潛意識中都有一個神話般的“創世紀”吧？

我問：“十八連在哪里？”

十八連就是《世界上最大的鳥巢》的主人公生活的連隊，緊挨沙漠。我高中畢業后就被分配到那里接受“再教育”，那里也是我的父輩那批老兵墾過荒的地方。

那個小男孩突然背對著我，彎下腰，撅屁股，然后，頭朝下，通過胯襠朝我看。

兩個時空相隔遙遠的接頭暗號，一下子使我認出了小男孩就是童年的我。兒時，我去渠里、澇壩里洗澡，上來之后也喜歡用這種姿勢觀看“世界”，好像天地倒了個兒。那種陌生化的視角奠定了我后來寫小說的方法。

虛構的洪柳，某種意義上就是我，他是鏡子，照亮了我。小時候，我常常設法擺脫身影與我的關系，卻做不到；也自以為很偉大——能把太陽看得升起。現在，我意識到自己的渺小了。

孫女現今年齡和我當年進新疆時的年齡相仿。我那時也盼望長大。孫女問她的奶奶：“怎么才算長大？”她的奶奶答：“你比現在還小的時候，不會說話，不會吃飯，不會穿衣。現在，你都會了呀，還會唱歌、跳舞，這就是長大了。”孫女說：“長大是這樣呀？”奶奶說：“你還會繼續長大。”

我和孫女相處，她常指令我，說：“跟我來。”我就跟著她。她不回頭看，知道我會跟著。孫女有一種洞悉親情的自信，如同《世界上最大的鳥巢》里的小男孩對和畫家的那種忘年交的自信。可見，愛、憐憫、敬畏、尊重是本能的偉大的感情。孫女像個領隊，我就返老還童，像個小孩一樣緊跟著她。

我把《世界上最大的鳥巢》獻給孫女，等她能識字讀文了，讓她了解爺爺的童年、童年的一個夢，那是我成長的故事。過去，我認為只有小孩要成長，其實，老人也要成長。跟孫女一起成長，是我的榮幸。所以，我跟其他的小孩交流，也會自然而然地蹲下來；一個蹲，一個立，兩個腦袋保持同一條水平線，平等交流。夢里，我遇見捏小泥人的那個童年的我。起初，他不理睬我；我蹲下時，贊美了他捏的小泥人，他就把我當回事兒了。現在，我還清晰地記得童年的許多夢。夢綠了沙漠，僅是影響我一生的其中一個夢。為了一個夢，現在的我和童年的我相遇，像福克納的《熊》里的小男孩去大森林跟老熊相遇那樣。我覺得自己的肩上安放著一個“鳥巢”，里邊雛鳥即將破殼而出，能聽見啄殼的聲音，像叩門。

小說是修改出來的。修改時跟那個叫洪柳的小男孩相似，他執著于那個夢，越夢越來勁兒；我也越改越來勁兒。修改的著力點在于細節。比如第一章出現的一筆帶過的榆木，修改時我增加了它的身世，像寫一個人一樣寫一截木頭；然后在第三章和第五章，順筆分別加以照應。

人與物平等、共存，萬物有靈，這是我童年時代在沙漠和綠洲生活所奠定的看待世界的視角。整部小說有一個意象：世界上最大的鳥巢，就是搭在樹上的木屋。各種細節融合支持生成的一種意象，那是畫家的一種活法，也引起了小男孩的興趣，構成了一個畫家和小男孩的友誼故事，也是小男孩的成長故事，他走出了精神困境。我長大了，還有過幾次精神“危機”，在表面上別人看不出，而我靠“自我拯救”走出了迷失的“沙漠”。

我記得在沙漠的夜晚，地暗天明。夜色籠罩著神秘的大地，而天空明朗遼闊如大海。我于1982年底遷回浙江，第一次見到大海，還乘漁船出海。大海波濤洶涌，像沙漠里起了大沙塵暴。

我感覺，大海是流動的沙漠，沙漠是凝固的大海。

據說，遠古時代，沙漠曾經是大海，有沙漠里的貝殼為證。童年的我仰望著閃爍的繁星，注視著其中一顆星，我不眨眼，那顆星就沿著我目光的軌道滑下來。

在修改中，那些細節如繁星。完稿后，我感到欣慰，終于圓了童年的一個夢。有些事，尤其是童年往事，當時相當幼稚可笑；過了很多年，回顧時，才顯出重要，有了另一番意味。這個夢就是如此。過了半個多世紀，我能找到夢境與現實的界限，可是，我認為沙漠中有一片綠洲，還保持著生命的綠色，我用這種方式改變了沙漠。

現在的我和童年的我，都為了一個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