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向花低頭》鄒世奇 東南大學出版社

鄒世奇的寫作從學院起步。作為南京大學文學博士，她在撰寫博士論文期間以短篇小說《猶恐相逢是夢中》開啟了創作與研究雙棲的文學道路。2022年，業已躋身80后新銳作家行列的鄒世奇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小說集《牧馬河之夏》，并陸續摘得紫金山文學獎、金陵文學獎等獎項榮譽。近來，鄒世奇的散文集《只向花低頭》問世，如果說作者此前的小說創作側重于書寫知識女性的現實際遇，那么《只向花低頭》所收錄的散文作品則在主題面向上更為廣闊和豐富，寫法上也更為輕松靈活。魯迅曾在《怎么寫》一文中說過：“我想，散文的體裁，其實是大可以隨便的，有破綻也不妨?！笨梢哉f，正是任意而談、無所顧忌的行文風格構成了散文這一文體的獨特魅力，而《只向花低頭》便是這樣一本閱讀時無需正襟危坐的小書，它帶給讀者的閱讀體驗，更像是在閑暇時刻，同作者一道開啟了一段探索心靈與文化的美妙旅程。

《只向花低頭》的內容非常豐富，包括對中外名著的品鑒、對名人軼事的評說、對日常生活的記錄，以及影視評論、游記等等。與鄒世奇同為80后青年作家的張怡微曾在《散文課》一書中說道：“我們在散文外部成長，又在散文內部完成啟悟的過程?！本C合來看，構成鄒世奇散文創作資源的是她在日常生活中的所見所得，是她真實的閱讀經驗和生命經驗，而在寫作過程中，她又會將這些直感式的經驗與知識分子的智性思考進行融合，從而達到“啟悟”的境地。這也是吳俊教授在《只向花低頭》的序言中，將鄒世奇稱之為“生活在文化想象中的寫作者”，將這部散文集定性為“文化散文”“心性散文”的緣由所在吧。

鄒世奇談論《紅樓夢》的文章大多發表在《文匯報》副刊“筆會”上，深受廣大讀者的喜愛和歡迎。她曾說過：“古典文學對創作的影響，對于我來說就像鹽溶于水，了無痕跡卻又無處不在。”作為古典文學專業出身的學院派作家，鄒世奇自然有深厚的古典文化素養和知識底蘊，但這并非構成其《紅樓夢》評說的真正亮點所在，畢竟因《紅樓夢》而衍生出的“紅學”發展到如今已然蔚為大觀，相關研究著作可謂汗牛充棟。在我看來，鄒世奇談《紅樓夢》之所以別有趣味，取決于她以現代人的目光對這一經典名著進行了“重讀”。比如形容寶玉在晴雯、金釧落難時的漠然——“這簡直像崔健歌詞里的雞賊老男人：我只想看到你長得美，但不想知道你在受罪”；比如說到妙玉為賈母敬茶的殷勤之舉——“可見妙玉并非傲岸孤絕，面對真正的大領導，她也是要逢迎的”；再比如評價黛玉所作的應制詩——“像一個恃才放曠的新概念作文一等獎獲得者寫的高考作文，前面天馬行空寫自己想寫的，結尾給閱卷老師個面子點個題，由于作者實在是才華橫溢，湊在一起天衣無縫，仍是一篇滿分作文”。種種評說，既接地氣、有趣味，又鞭辟入里、不乏機鋒。

鄒世奇在評析《包法利夫人》時說：“一個在書里見識過美好和浪漫的人，你讓她接受現實的貧瘠和無趣，分外艱難?！边@句話也可以理解為作者的夫子自道。在鄒世奇看來，出門參加觥籌交錯的應酬飯局遠不如“在家里穿著睡衣、趿著拖鞋、頭發蓬亂地讀半本書、碼兩千字”來得美妙。從《只向花低頭》所收錄的書評中可以看出，鄒世奇在閱讀方面不拘一格，既有《紅樓夢》這樣的大部頭，也有《白夜行》之類的暢銷書。好的作家往往能夠憑借強烈的共情能力，深入理解和描繪不同人物的內心世界。鄒世奇在小說中塑造了諸多和自身現實經歷迥異的人物形象，如落伍于時代的“中師生”、被導師壓榨的青年學子等等。而這種對邊緣者、失敗者的共情和理解也作為基本的立場延續到了鄒世奇對文學作品的解讀當中，讓她以一雙慧眼洞見了《白夜行》主人公桐原亮司暴戾背后的柔情、王熙鳳鐵腕背后的脆弱，也讓她以恕己之心恕人，諒解了包法利夫人的虛榮和寶釵身上“普通人的自私和壞”。

《孟子·萬章下》說道：“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编u世奇在這部散文集中所談論的文化名人顯然和她的學術背景息息相關。碩士所讀的古典文獻學方向，讓她有了同李賀、李清照、蘇東坡等古人跨時空對話的契機，而博士論文以楊絳創作論為題，自然免不了對楊絳生平經歷的考究。以往的知識積累，讓鄒世奇為這些名家做傳時顯得游刃有余，再加上散文寫作免去了學術研究的種種規范，她的筆調更顯自由從容。在講述楊絳、錢鐘書伉儷情深時，鄒世奇發現他們的關系之所以能夠達到“精妙的平衡”，取決于楊絳的才華不多不少剛剛好：“如果楊絳的見識、才華平庸一點，也許便不能那樣深刻地了解錢鍾書的價值，心甘情愿支持他、成全他，而錢鍾書也不會將那看做是一種犧牲，那樣珍視、感激；可如果楊絳的才華更耀眼一些，可以與錢鍾書比肩，也許她的自我意識也就更強一些……”而在另一篇《楊絳的溫度》中，鄒世奇則頗為犀利地指出楊絳對自己的小家庭傾心傾力之余，對外人的冷淡、隔膜乃至傲慢，揭示出了楊絳在“最賢的妻，最才的女”之外不為人知的性格側面。

作為女作家，鄒世奇的小說創作偏重于女性主題，而在散文創作中，她也對女性經驗有著特殊的關注和書寫欲望。比如在埃及游記中，她寫到了憑借知識和勇氣走出婚姻泥沼的導游阿斯瑪，在尼羅河航行時她想到的是寫出《尼羅河慘案》的小說家阿加莎，游覽埃及神廟時浮現在她眼前的則是女王哈特斯普蘇特波瀾壯闊的一生。由此可見，盡管鄒世奇出于求新求變的志愿，試圖“像男作者一樣寫作”，但女性的性別身份還是作為某種生命底色，影響著她對生活、對外界人和事的感知。在我看來這一點并不構成某種遺憾或者缺漏，因為女性寫作不應被視為偏狹之物，它蘊含著比想象中更為豐富和廣袤的可能。

《華嚴經》有言，“一花一世界，一葉一如來”。哪怕是最微小的事物，也可能通往浩大的境界?！吨幌蚧ǖ皖^》便是這樣一部從生活與文本的細枝末節中品讀詩意、呈現哲思的見微知著之作。值得一提的是，“只向花低頭”這一書名來自鄒世奇寫一位女性友人的文章。在文章中，鄒世奇用“此生只向花低頭”一語來形容朋友不取悅、不媚俗的恬淡性情。這里的“只向花低頭”，既是一種處世姿態，也是一種寫作姿態，關乎文人的自矜和風骨，也指向了“已識乾坤大，猶憐草木青”的智識仁心。人和人之間總是意氣相投方能惺惺相惜，鄒世奇對摯友的贊語顯然也可挪用到她本人身上。好的散文往往是作家精神與人格的直呈，《只向花低頭》展示給讀者的，除了豐富的文化信息和智性思考，還有作者的機敏、通達、慈悲以及對真善美的不懈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