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英去年出版了《宗璞論》，今年又出版了文學評論集《無涯集》。后者是她近年來文學評論的自選集，從中可以看出她的變化和一個評論家的成熟。以前的她，才情橫溢，敏感，鋒利，一旦執筆為文，敢于動刀，而且往往一刀即中。這個評論集卻顯示了她的理性和扎實的理論素養。她對小說修辭學、敘事學以及其他西方文論都相當精熟。《無涯集》是何英文學批評的轉型之作，書名亦大有“老學究”的錯位感。

何英出生于新疆，在塔里木河上游長大。她與散文家周濤、小說家董立勃是校友，都先后畢業于新疆大學。她最初的文學評論是從新疆作家開始的，那時，她在新疆文聯工作，有評論集《呈現新疆》，對新疆文壇的數十位作家做了準確而深入的評論，如周濤、趙光鳴、董立勃、劉亮程、沈葦、北野、韓子勇、南子等。既有文壇大家，也有剛冒出的新秀。

2005年，我們一起在魯迅文學院第五屆文學理論評論高研班學習，兩個月很快過去了，她一回到新疆，忽然佳作不斷，已經不滿足于新疆文學了，視野忽然開闊多了，面向全國文壇發聲，《文學報》《文學自由談》等報刊上經常看到她犀利的文字，下筆毫不留情，才華橫溢，文筆恣肆，一時風云卷起。她敢于批評，也敢于發聲，氣盛言宜，高標自持。評論家雷達曾說：“對于一些風頭正健、躊躇滿志的作家，她發出的質疑往往是直指根本的，且絕非扮酷。她的聲音是內行的，富于學理的，打中要害，卻又布滿了芒刺。”

在第二屆《文學報·新批評》優秀評論獎的獲獎感言中，她說她希望達到弗吉尼亞·伍爾夫說過的那種境界：“只有雙性同體的大腦才能創造出合格的作品。這種作品由于消弭了性別偏見而對男女兩性都有益。因此，徹底地展現個人稟賦與才華，縱橫自己的百伶百俐，既可尖誚幽默又能高雅純粹。”敢于這么自信地說的人，必定有其自信的理由，何英是有才情的，她早期的文字也是以才情見長，絲毫沒有某些學院派生搬硬套西方理論的嘔啞嘲哳。她大多時候像一位作家，文筆清新遒勁，幽默中諷刺時顯，她的文字里總是有一把刀在那里，即便不亮出來，但人能夠感覺到那種寒氣。

她有很強的求知欲，后來又先后赴北京師大、北京大學做訪問學者，堅持學習英語，終于考上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博士，師從文學批評家李建軍先生。幾年博士歷練，完成了博士論文《宗璞論》，一部厚重的學術專著。此時的她，也完成了自我的裂變，成為一位學者，使用起中西方文學理論，信手拈來，觸處生春。

但何英并不像有些評論家，是完全的堆砌理論詞匯，“前++”“后++”“新++”，諸如此類，儼然鑲嵌畫，或一地碎片。她的作家出身，挽救她于干燥的理性，使她既注重理論素養，能熟練地使用整套概念工具和理論新語，又從不缺乏文學的才情，藝術直覺極好。評論家王彬曾評價她的隨筆集《閣樓上的瘋女人》中的散文說，她不去從事散文創作是一種損失。《無涯集》第三輯“當代文學觀察”，就顯示了她這種別樣的批評才情。《批評的“八股”與“八卦”》《總是失敗的諸神》《文學批評如何“出圈”》等，讀來大有《紐約時報書評》上那種精粹、犀利卻筆鋒常帶情感的幽默、自省風味。而《周濤的精神譜系》《讓文學成為洞燭歷史的那束光》《重估俄蘇文學的意義》等，則又彰顯出何英知人論世、知識廣博的學術追求，如果說，文學批評的科學性，是其客觀、公正的理性保障，那么文學批評的文學性，則是其保留文學所獨有的人類感性特征。何英的文學批評其實一直在如何保持二者的平衡中探索、精進。

如《鄉土小說的三種面目》，以莫言、賈平凹、閻連科三人的小說為分析對象，描述、概括其所代表的鄉土小說的三種結構形態。并進一步推論這三種結構形態之后各自所持的文化價值取向，即以西方后現代的話語方式及美學策略為思想資源，表現為對正統話語的反撥，認為“這仍然是一種對西方‘后現代’文學語言的戲仿，理論先行與本土現實語境的遲滯造成整體文化價值體系的失調。”也許作者的觀點不見得會令人同意，但她對當下鄉土小說“顯現出一種乏力和疲憊感”的判斷是精準的。

劉亮程以散文成名，后來開始寫長篇小說，他的幾部長篇小說，我翻閱過，沒有細讀。何英對他的長篇小說持續關注，連續寫了多篇評論，顯示出她作為新疆人對地方文學的敏銳關注。《作為思維方式的“時空意識”》，從時空意識入手，討論了劉亮程整個敘事文學發生的思維原理，可以說是要從源頭上解決劉亮程敘事文學的根本問題。文章洋洋灑灑，出入于中國傳統藝術理論，又借鑒了上世紀90年代以來文化研究的西學資源，以其為一種目光與手段，入中化西，在理論的海洋中自由游弋、漂流，為劉亮程研究宕開了新的面向與視點。其實，早在《詩化小說的可能性》中，何英就把劉亮程的小說定位為“詩化小說”，已經有了想要在源頭上理清一個作家思維方式的生成機制的動向。

何英的宗璞研究，是下足了功夫的。諸如《野葫蘆引》的“時空體”結構、修辭分析、話語時間等，以及宗璞小說的晚期風格、主體性回歸、審美生產，等等篇目，可以看出這又是一次她自身詩與史的結合歷練，她從過去基本依靠個人靈性才情來寫作的批評家，徹底轉變成一位以學理、知識見長的批評家。當然，其間是不是也有某種王彬所謂的“損失”，暫且擱置。單就她的一些觀點，如她認為，“《野葫蘆引》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宗璞獻給父親馮友蘭的作品。長篇四卷中處處可見馮友蘭的影響，讀者在小說中也常常與馮友蘭的言論、思想相遇。”“《野葫蘆引》‘四記’亦與《三松堂自序》《中國哲學史新編》等馮友蘭的著作形成某種互文關系。”“在宗璞一生的寫作中，親情倫理是高于一切的。”等等，如果不是論者下足了功夫，通讀了作品、精研了學問，是不敢如此寫下這些定論的。

文學批評家雷內·韋勒克認為，文學研究接近科學，但也只是接近，也許更多意涵只是說文學研究離不開概念。《無涯集》已經是一個能出色地運用概念的評論集，也即在科學性上，何英盡力了；但何英畢竟是那個曾經手持快刀的何英，她有極好的審美能力，從中可以看到她對所討論對象的那些屬于文學批評秘密武器的直覺和判斷。我希望何英在今后的文學批評中，既能凸顯自己已然成功轉型的文學批評的科學性，更能繼續保持自己對于文學的那份敏感與鋒利，那些屬于才華與稟賦的天性。

（作者系西北師范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