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常有人問我：“你是什么時候開始喜歡文學的？是不是上學時就表現突出？是不是從小就有文藝細胞？”

我認真想了想，好像還真不是。盡管我只上到初中二年級，成績一直不錯，但語文成績一般，數學反而更突出。小學三年級時，我數學考了全校第三，學校專門安排我在學習經驗交流會上發言。那是我第一次站上講臺，緊張得不停咳嗽，還模仿村里廣播里支書講話的語氣，磕磕巴巴。當時學校是開放式的，沒有圍墻，操場周圍站滿了家長，人群里時不時傳來笑聲，我更緊張得語無倫次。

和別的同學一樣，我渴望放學、周末和假期，渴望和伙伴們玩鬧。那時沒覺得讀書有多好，只是我比較聽話，喜歡榮譽——老師的表揚、同學的稱贊，或是一張獎狀，都能讓我感受到生活的甜蜜。

直到初中二年級失學后，我才突然發現文字的美好。它帶來的感受如此觸動內心。我買了高中所有的語文課本，因為離開老師后，我能讀懂的只有語文了。19歲時，我去了沈陽工地，在第四泵站成了農民工。時過境遷，學生時期的夢想變了——不再渴望成為大學生或老師，也不再相信“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黃金屋”，我知道那只是夢，而夢與夢想不同。

我開始面對現實，構想人生。我們算第一代進城打工的農民工，80年代末從電視里預設過農民工的生活。我想習得一門手藝，服務社會，做個有用的人。我想象自己站在腳手架上，手拿瓦刀，接住從低處拋來的磚頭，碼成工整的城墻；想象自己站在城市之巔，面對霓虹與萬家燈火，因勤勞而自豪，能仰望星空說：“這些墻是我建的。”

但進入工地后，現實給我上了一課：不是每個民工都能成為工匠。工地有規則，能在腳手架上接磚砌墻的是大工，需經師傅引領和長期實踐才能煉成。而我在工地沒有師承，沒人引領，最終成了那個奮力向上拋磚的人。生活再次讓我懂得夢與夢想的區別。

我開始尋找現實與夢想的連接點，像清晨與黃昏自然銜接那樣。每天我從沈陽第四泵站跑到北陵公園，跑十公里。就在那時，我遇到了舊書攤——熟悉我的朋友可能從我的文章里讀過這些細節。也正是這樣，文學與我“碰撞”，像時代與個人的雙向奔赴。從那以后，我愛上了閱讀，后來又愛上寫作，盡管這條路走得異常艱辛。

人生沒有坦途，每條路上都有人行走，只是有時擁擠，有時稀疏。無論翻山越嶺，只要有路，就有人走——像群山深處、戈壁沙漠，每條小路、每個腳印都是踩出來的。路的意義，在于有人行走。

但人生是一條單行道，日子只能回頭，不能回身。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誰不是一路摸爬滾打，從一地雞毛的日子里撿拾羽毛，想把日子做成一把雞毛撣子，到后來又發現自己，早已被生活做成了雞毛撣子。當我們圍著篝火講述經歷，作為旁觀者，聽故事的人又覺得十分過癮。正所謂，越是曲折的過往，越會成為精彩的回憶。

1992年，我發表過一些微型小說，那時夢想膨脹，想成為偉大的作家。后來因父親燒稿和家人長期反對，我停止投稿25年，甚至有20年只寫作不保留。我開始梳理夢想與人生的關系：每個人都需要夢想，它是生命中的光，可能搖曳忽明，但絕不能消失。夢想太大容易裹挾人，于是我把它縮小成愛好，變成可以隨身攜帶的東西。我開始明白，每個時期都有時代的特質，要領悟生活、服從生活，又在服從中堅守自我；世界不會因個人傾斜，需調整自己面對世界的角度去適應，才能抓住機遇。

為了適應生活，我不斷改變寫作方式和生活習慣，只為心中的愛好與堅持。生活是固態的，愛好應是液態的——先過好生活，讓愛好尋找縫隙，讓兩者山水相依、相輔相成，才是最好的狀態。夢想之所以是夢想，因為有不確定性，不是所有夢想都能照進現實，但擁有夢想，已是一段精彩時光。

借助網絡和媒體，幾年前我從人群中“走出來”，很多人叫我“外賣詩人”。說實話，我對這個標簽充滿感激，所以第一時間回應：“如果我低著頭，肯定不是因為掛滿果實，而是由于背負著恩情。”我曾假設：如果我那首引發3300萬點擊量的詩《趕時間的人》，副標題不是“一個外賣員的詩”，而是換成大學生、教師、博士等與文化相關的身份，可能就不會引發網絡震動。這讓我隱隱擔憂：不希望文學因標簽化在我身上改變，降低人們對文學的期待。我知道，自己的社會意義大于文學價值。

現在我正在去徐州的路上，剛被任命為徐州市閱讀促進會副會長。這是社會職務，與我的本質生活不沖突，但我明白其中的使命——推廣文學。

生命的本質是平等的。當我們降臨人間，每人都平均地得到一杯純凈的水，并被告知：“這就是你的命。”然而生活，卻取決于我們對待這杯水的態度。因為熱愛文學，我在這杯平淡的水中，放入了文學。

改革開放幾十年來，我們的生活質量天翻地覆，從前“電燈電話，樓上樓下”的夢想早已實現，可越來越多的人也開始用經濟衡量幸福。比如我參加央視春晚后，更多人關注的是“有沒有發財，賺了多少錢”，這讓本該榮耀的事變了味。快樂幸福不能僅靠經濟支撐，發家致富雖光榮，但別讓光榮變味。

這些年，文學被多元生活擠壓到邊緣，需要我們拯救，呼吁更多人熱愛閱讀、寫作。不是每個人都能成為作家，但成為愛書人并不難。試想，當詩詞歌賦像柴米油鹽一樣融入生活，該是多和諧的一幅生活畫面。

我相信文學的力量，并愿被它引領。我在詩里寫過：“不是所有的翅膀都可以展翅高飛，低處的飛行，也是飛行。”生活是一種態度。

新大眾文藝的提出恰逢其時，我們站在文化的轉角處，承上啟下。我只有初二學歷，還有一群素人寫作者，文化水平不高，但我們的強項是身處生活第一線，能觸摸大地、描寫生活的“汗漬味”“泥土味”，更加貼近現實。但我們的下一代將是高學歷的，大學生普及會讓他們成為未來的新新大眾文藝力量。所以，我們這代人還擔負著時代重任：不讓文化在我們手中斷裂，讓它更好地傳承發展。

還有一個現象需警醒：我們作為樸素寫作者，得到網友善待，要保持清醒，不被贊美迷惑，努力提升文學素養和作品水平，不讓“素人寫作”拉低文學高度，那對所有人和文學都是傷害。

也有人問我，寫作需要天分嗎？我們曾經開展過一場寫作天分和勤奮的重要性討論，而我一直堅持認為：天分只屬于極少數人，而勤奮卻能改變所有人。

生活是一種習慣，當你習慣了哭泣會發現，眼淚是用不完的；當你習慣了開心，會發現，笑容是用不完的；當你習慣了閱讀，會發現，書是讀不完的。習慣產生力量，我講述一個發生在我身上的真實故事：

一天晚上，我去商家取餐。為了搶時間，我順手就把騎的電瓶車胡亂停在了路邊。當我從飯店取餐出來，前后差不多兩分鐘，我的電瓶車就被管理人員鎖了起來。

實際上，我和這個管理人員是相識的，平時見面說話點頭，保持著禮貌和友好——盡管可能算不上朋友，但至少我們是相識的。我以為說幾句好話，承認錯誤，他就會把電瓶車還給我，可是不行。無論我如何表態，他都堅持我必須去1.5公里以外的處理中隊，接受完處罰，才能回來為我打開電瓶車。無奈之下，我只好徒步跑到1.5公里外的處理窗口。當我返回再次取得電瓶車時，時間已經過去了48分鐘。而這48分鐘對于一個外賣員是致命的，那天晚上，我手里的7份訂單全部嚴重超時，也就等于作廢——即使送給顧客，我也要接受處罰，還要面臨被顧客投訴和差評的結果。

我選擇了一個最有利于我的處理方式：聯系顧客，買下了他們手里的這些訂單。

時間已經是晚上10點鐘，我坐在路邊，心里沮喪極了。可這么多外賣又不能浪費，我等到了一群下夜班的民工，免費把外賣贈送給了他們。他們特別開心，紛紛向我表達感謝。

情緒是容易被感染的，我的心情因此明朗起來。于是，我寫下了下面這首詩：

“我時常萬念俱灰，也時常死灰復燃。生活給了我多少積雪，我就能遇到多少個春天。”

作品完成之后，心中所有的陰霾便一掃而空，轉而變成了一種獲得作品的欣喜感。

也就在今年的春晚，我在舞臺說出了心里對于文學的感受：“詩是我命里的一顆糖。生活給了我多少風雪，我就能遇到多少個春天。”

文學是最好的生活支撐。我們可能無法擁有最精彩的人生，但一定可以做最努力的自己。做最努力的自己，一切都是最好的結果。我們可以拍著胸脯說：“新大眾文藝，我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