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海兒童文學作家陸梅創作的小說《像蝴蝶一樣自由》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為背景，以創作了《安妮日記》的德籍猶太少女安妮·弗蘭克和上海女孩老圣恩跨越時空的一場心靈漫游展開故事。《安妮日記》記錄了安妮在荷蘭阿姆斯特丹兩年的密室藏匿生活，以及其對戰爭、和平、愛情、親情的思索，成為發行量最大、影響力最大的“二戰文學作品”。小說《像蝴蝶一樣自由》對安妮形象的征引與再創造不僅勾連起安妮個人記憶與猶太難民的“上海記憶”，亦架起中德文學文化互鑒之橋梁。

值此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之際，回望這部創作于抗戰勝利70周年之際的文學作品，其價值愈顯深遠——它不僅啟示中國少年兒童銘記二戰歷史、珍視和平，更為中德文明對話交流注入了文學力量。2025年7月，上海外國語大學德語系碩士研究生方心怡就小說《像蝴蝶一樣自由》采訪了陸梅。

陸梅，兒童文學作家，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上海市作家協會主席團委員。作品曾榮獲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陳伯吹國際兒童文學獎、冰心兒童圖書獎、德國慕尼黑“白烏鴉獎”等

“安妮自然而然地跳出來了”

方心怡：小說《像蝴蝶一樣自由》中，生活在平行世界的安妮雖有一副猶太少女的面龐，但卻會講中國話，也了解中國兒童的生活與苦悶，可以說，您在小說中塑造了一個“中國的安妮”。那您是如何想到去構建這樣一個人物的呢？

陸梅：我可以先說說觸發我寫這部小說的一個靈感。那時我們一家三口第一次去楊樹浦水廠，有心想去看看水廠邊的博物館。我們在柵欄外瞧見水泥新封的門和紅屋頂房子滿墻的爬山虎，不見一個人，時間像是停滯了。門口有個大叔值班，被告知博物館周末不開放。然后我們第二回又去，那天是星期四，正好女兒學校放假，到了水廠外又被告知博物館不開放。在那樣一個狀態下，我女兒，一個小小女孩往鐵門里揪了一把飛蓬草，一股腦往鐵門里扔。在她肆意發泄著不滿的時候，我眼前的那扇水泥門好像突然開了，還有一整面墻的爬山虎也紛紛張開了耳朵，一個世界打開了。所以，小說中老圣恩腦海里的念頭就是當時我的想象。水廠很容易讓人想到地下的事情，后來我把林達的《像自由一樣美麗》中特萊津集中營里那么多孩子的畫勾連了起來。這個故事當我開始寫的時候，安妮自然而然地跳出來了。我希望有一個和老圣恩惺惺相惜的女孩，安妮就這樣出現了。

這個女孩深褐色卷發，眼睛大而且黑，臉清瘦蒼白，和電影里的安妮沒啥兩樣。她在我腦海里，永遠生活在13歲。自然而然，這兩個女孩要相識、要交流，要有一個釋放，通過小說的形式，她們可以更酣暢淋漓地探討一些浩大命題，但又跟兩個女孩的切身處境相關。

如果你說小說中的安妮是“中國的安妮”，從你的這個研究角度，我是認可的，但是從我的創作角度，我確實沒這么去想過，我就想讓這個女孩有機會和一個中國女孩相識相會，自然而然的她要會中文。在小說的邏輯上，她就是一顆老靈魂，她沒有國界，可以和老圣恩深度交流，也沒有語言障礙。

方心怡：那您又是如何想到將其與猶太難民的“上海記憶”以及特萊津集中營的兒童勾連在一起的呢？

陸梅：從小說創作的角度來說，將安妮的命運跟中國的上海勾連起來，這是自然而然的，而且這是必須的，否則你寫這個小說的場景、背景就不成立。如果現實生活中沒有這樣一部分歷史事實的話，那就成一部架空小說了。

要讓安妮和老圣恩在某個場景下相遇，然后這次相遇又得跟猶太人在上海的生活勾連起來，在我腦海里，霍山公園是一個理想之地。小說中，老圣恩從霍山公園進去，看到了盛放的彼岸花，然后才到了安妮和特萊津集中營的孩子們“靈魂的居所”——金房子。

關于安妮和特萊津集中營的兒童們，我在小說前言中提及，林達的《像自由一樣美麗》給了我最初的心靈觸動。這本書是寫特萊津集中營孩子們的命運的，小說之所以取名《像蝴蝶一樣自由》，也是向這本書致敬的意思。小說里，老圣恩問安妮；“我記得你好像是在貝爾森集中營，怎么會認識特萊津的孩子們呢？”我設置了這樣一個情節，作為一個真真切切的游魂，安妮身陷黑暗的深淵，不知道哪里是出口，她徘徊在漆黑巷道里，迷惘又恐懼。然后她聽到一個聲音，一個親切的女聲，這個聲音說：“安妮，不要跑，魔鬼只在你的意念里，你不怕就沒有魔鬼……”這個聲音就是女藝術家弗利德。弗利德是特萊津孩子們的藝術老師，自然而然的，特萊津和安妮有了連接。

還有比如中秋節的晚上，老圣恩想念自己的爸爸媽媽，金房子里那些來自特萊津集中營的孩子們，他們也忍不住在小冊子上寫下自己家人的名字。這個情節的靈感來自我在上海猶太難民紀念館看到的一整面的名單墻。當年我去那里參觀，駐足在這面墻前，無比震撼。

方心怡：您在構建金房子的時候，是以“后屋”，也就是安妮的密室為原型嗎？我發現它們的構造很相似，比如安妮房間的位置，大廚房的位置；又比如，金房子里，安妮房間的墻壁上貼有許多特萊津集中營兒童的畫，而安妮在密室房間的墻壁上貼了她喜歡的明星的照片；再比如，密室和金房子的閣樓里都有一扇窗。

陸梅：你這么聯想我很高興。但是我寫作的時候，金房子是自然而然出現的。我腦海里并沒有這個密室。但你這么說的話，我可以把它理解成是潛意識。我當初腦海里泛起的是實實在在的想象——是我在鼓浪嶼一次游走時看到的一幢房子。在鼓浪嶼，那樣的房子還是挺多的，有臺階、庭院，上面三層、兩層的那種老房子。因為安妮是一顆老靈魂，我就覺得她應該是在地下室，活在這樣的一個環境里面。也就是說，金房子的地下室是我想象中的，實際未必有。說到密室，我從沒去過荷蘭的安妮之家，也沒有認真研究過密室的結構。但是《安妮日記》就是在密室里寫成的，它進入我腦海倒也必然。

小說寫作的神妙之處是，寫作者自己不自知，可是當他創造出來，不承想和現實有了呼應，這對我來說不啻是一個獎賞。可見所有的意識和潛意識，確實會激活深藏在你腦海深處的那部分“儲備”。文學中的現實和生活中的現實的關系問題，有時是超越，有時是印證，有時互相生發，有時互為鏡像……很難說一定是前者高于后者。

方心怡：那彼岸花是否可以視作召喚“幽靈”安妮的一個媒介呢？或者說，暗示讀者安妮不是真實的存在。因為彼岸花它連接生死，也就預示著安妮她其實不存在于老圣恩生活的真實世界之中，而是在生死之間、此岸與彼岸之間的第三空間。

陸梅：彼岸花是一個很重要的存在。如果沒有彼岸花的話，光靠老圣恩自己腦海里的那種“想要消失一會兒”的念頭，還是很難和在地下城堡的安妮聯結起來。老圣恩在白日夢中與安妮相見，但她終究要回到現實中。如果沒有召喚的一種象征物的話，好像不行，所以我想到了彼岸花。

彼岸花是一種很特別的花，書中也寫到了，它比較多長在山野墓地邊。花呈放射狀，一叢叢一簇簇，放眼望去，像是著了魔，紅得像火一樣。小說中，我把彼岸花安排在霍山公園。實際上當然霍山公園里沒有彼岸花。彼岸花就是一個召喚之花。

“安妮站成了一棵樹”

方心怡：您在小說里提到，老圣恩10歲之后就見不到安妮了，10歲又有什么特別的含義呢？

陸梅：寫到安妮和老圣恩要分開的時候，我想要給她倆找一個更合理的離別方式。對一個孩子來說，她不太可能是突然之間告別童年的。我希望有一個儀式，或者是一種提醒和暗示。老圣恩寫過一篇小作文《十歲的樹》，她提到9歲和10歲最大的區別，就是10歲是兩位數，一個人要活過兩位數并不容易。你看99是兩位數，但人一般不太可能活過三位數，老圣恩就覺得9和10是一個跨界。那么我想10歲和11歲，或許也可以成為一個孩子年齡的暗示，具體小說里寫到了，就是一種童年的告別，一個長大的提醒。

方心怡：在小說中，您寫到，安妮站成了一棵樹，金蝴蝶飛來停在了安妮身上。安妮與自然的這種融合又有什么含義與作用呢？

陸梅：安妮站成了一棵樹，也是受老圣恩這篇作文的啟發。另外，那些金色的蝴蝶是有隱喻的。林達在《像自由一樣美麗》里提到特萊津集中營的孩子創作的詩《蝴蝶》，所以蝴蝶的意象很重要。蝴蝶的來和去寓意著它們的自由和飛翔，向著明亮那方的追求。蝴蝶的來，也是一種接引，那種接引對安妮來說是靈魂和靈魂的呼應，是自然而然的，所以寫到那一刻，她自然而然的就站成了一棵樹。

方心怡：您覺得女孩和樹之間有什么相似的特質嗎？您也曾提到，您對樹、對自然有特別的情愫。

陸梅：有很多。你看我還寫過一本散文書《刷著陽光的樹》，指的就是那些即將告別童年的男孩女孩們，他們就像是一棵棵白樺樹，刷著陽光，翻著亮片，充滿了蓬勃的生命氣息。所以賦予少男少女以樹的形象，在我這里是自然而然的。我甚至覺得我們每一個人，如果在小的時候就能夠有機會找到一棵自己的樹，然后和這棵樹休戚與共、共同成長，那真是人間最美好的童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