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1月，全國高校文科統編教材《中國現代文學史》（唐弢主編）編寫組成員攝于中共中央黨校。前排左起：劉泮溪、劉綬松、唐弢、王瑤、李文保。后排左起：萬平近、嚴家炎、樊駿、吳子敏、許志英、黃曼君、張恩和、蔡清富、王德寬、陳子艾、呂啟祥。

曾給《文匯報》“筆會”寫過四篇關于買舊書的隨筆，一篇是記自己在華東師大中山校區后門遇到一家收舊貨的店鋪，在那里買到了上海工人作家唐克新的一批手稿（《路邊書店》2018年4月3日刊發）；還有一篇是記自己在臺北買舊書的故事（《到臺北，去買書——臺北訪書記》2010年11月29日刊發）；另外一篇是關于導師錢谷融先生相贈的藏書以及在網上看到錢先生藏書在出售（《聚書的憂喜》2013年4月29日刊發）；最后一篇是關于今年春天在上海一家賣舊家具的店鋪，買到了一批王元化先生的藏書（《新年買舊書》2025年2月19日刊發）。我好像冥冥之中對舊書情有獨鐘，每次去舊書店，總有一些意外的收獲。這種運氣只能說是碰巧了，而自己逛舊書店，純粹是習慣而已，與風雅沒有關系，與撿漏發財也沒有關系。買來的舊書都堆在家里客廳、書房和學校的辦公室，有時會翻翻看看。從八十年代讀大學開始，我就喜歡抽時間去舊書店逛逛，尤其是下雨天，人比較少，是出行的好時機。今年五月參加上海書店的一次活動，主持人問我最近有沒有買到什么舊書？我想了想告訴他，是買到了一部有意思的舊書。

這部書是唐弢先生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冊（討論稿）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兩冊。我不清楚現在有幾位朋友藏有這套討論稿。問了北京中國現代文學館的朋友，那里可能也沒有這套討論稿。我是四月份去滬上一所大學參加研討會，上午開完會，下午學生陪了去附近的舊書店。那天風雨大作，進了店門，書架邊堆有一大堆舊書，我從里面檢出了唐弢先生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冊（討論稿）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花了一百五十元買下。

買這書的目的，主要是好奇。唐弢先生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是我八十年代讀中文系時，老師指定的課堂教材。教我們中國現代文學史的老師是方仁念女士，那時她剛從美國探親回來，與哥大的夏志清先生有聯系。講課時，方老師喜歡用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作對照，補充一些唐弢先生的《中國現代文學史》中不提的作家作品。這部討論稿我倒是從來沒見過。唐弢先生在《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編寫問題》一文中回憶說，他主編這部討論稿是1961年開始的，而這套討論稿封面上印有1964年3月的字樣。參與討論稿定稿工作的樊駿先生在《編撰〈中國現代文學史〉的若干背景材料》一文中說，這部《中國現代文學史》原先是文學所何其芳先生要求搞的，唐弢先生只是顧問，后來高教部要編教材了，經過整合，到1961年初確定由唐弢擔任主編。經過兩年的努力，終于形成了討論稿。這討論稿也是多人撰寫，最后是由北大中文系的嚴家炎以及文學所的樊駿和路坎三人定稿。嚴家炎先生在《悼念文學史家唐弢先生》一文中，有相同的表述。張恩和先生在《〈中國現代文學史〉編寫的一些情況》一文中，配有一張編寫組的集體合影。討論稿發放國內相關專家和研究機構征求意見，但不久“文革”爆發，此事就不了了之。后來出版的唐弢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是粉碎“四人幫”后重新編寫的，但討論稿的痕跡并沒有全部消失，如魯迅、郭沫若、茅盾的部分章節的論述是非常明顯的。討論稿的魯迅部分，是唐弢先生自己撰寫的。但有一些討論稿的內容后來出版時就全部刪除了。如第六章論及三十年代左翼文學時，討論稿介紹了1936年的新啟蒙運動，以此作為現代文學史的思想背景。但后來出版時，沒有了。另外是關于周作人的論述。討論稿中至少有四五處提及周作人的名字，主要集中在五四時期的文學翻譯與文學社團部分。在介紹“語絲派”時，有一段專門的文字評價周作人散文特點。唐弢先生對周作人散文的文學評價是比較高的，收入《唐弢文集》第九卷中的《關于周作人》一文，集中體現了唐弢對周作人的看法，文章后面還附有1949年7月4日周作人致周恩來總理的一封信。唐弢在文章中說，這封信是1950年召開全國文物會議時，鄭振鐸從周總理那里拿來的，估計周作人發信也是考慮再三，1949年7月寫的信，到1950年才發出。從1964年3月定稿的討論稿中，可以看到唐弢先生還是將周作人的名字列入其中，但論述文字比較謹慎，言簡意賅，點到為止。

我關心自己買到的這部討論稿原來的主人是誰。討論稿最后有鉛筆寫著“胡裕樹？周斌武？”以及一百五十元標價，估計這書是從這兩家中的一家收購來的。胡裕樹、周斌武都是復旦中文系教授，一位教語言學，一位教古代漢語。我問復旦中文系的陳思和教授，他覺得有可能是從胡裕樹先生家出來的，因為胡裕樹先生做過復旦中文系主任，討論稿有可能送到復旦中文系征求意見，胡裕樹先生作為復旦中文系領導，提供了自己的看法。討論稿上密密麻麻，有鉛筆、黑墨水筆和紅筆寫出的批注，熟悉胡裕樹先生字跡的復旦同仁應該是認得出來的。讓我感慨的是審讀者極其認真，逐字逐句斟酌，連標點符號都不放過。有些文字和標點符號上的錯誤，都用鉛筆改過。討論稿中列出的作家作品，都核對了原始出處，用鉛筆或水筆標出發表年月和期刊名稱。比較重要的幾處意見，分別用不同顏色的筆批注在邊上。如第一章魯迅（上）中，就建議對魯迅“靈臺無計逃神矢”一首詩，論述上應該放到后面展開。女作家廬隱的生卒年月，審讀者認為討論稿錯了，應該是1935年而不是1934年逝世的。還有像討論稿中批判“第三種人”時，提到托派分子徐行的言論，用紅筆批注“徐行此人還在甘肅，經審查，不是托派”等。至于第六章“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和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對具體論述，有打“×”的，可能表示不滿意，也有打“√”的，估計是認同的。

有意思的是，審讀者用一張《辭海》的信箋，將一些重要作家的名字全部列出來，夾在討論稿的目錄頁前。這張列有作家名字的便箋是六十年代《辭海》的專用稿紙，這種稿紙估計現在已經很少能見到了。這也是舊書中附帶而來的饋贈品，讓人高興。

2025年6月于滬西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