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書我寫得很慢，也寫得很猶豫。寫下“父親”這個詞對我來說并不容易，它意味著死亡，也意味著無法重來的愛。我不善于說出口，但書寫讓我找到了方式。在寫作的過程中，我幾度擱筆，不知道為什么要寫下去，不知道還有沒有意義。

在小說里，我用了極大的篇幅敘述父親的葬禮。回想起來，真正將我從“父親死了”這個巨大的震驚和悲痛中稍微拉回現實的，就是這場隨父親的死緊接而來的葬禮。那幾天發生的一切，使我在某些瞬間跟自己說，我要記下這一切。

這場葬禮，是我第一次親身參與并凝視那片土地。在鄉村，喪葬等延續了幾代人的儀式性文化，正在迅速退場。就連父親葬禮上的鄉親們也說：“這可能是我們村最后一場這么隆重的喪事了。”我清楚地意識到，我看到的是一整套文化的“最終演出”。

我小時候在村莊里也看過婚喪嫁娶，但那時只是旁觀者，對這些儀式的最大感受大概就是：又可以吃好吃的了。

父親用盡全力為我與鄉村世界之間筑起一道墻。他總說：“女孩子不好好讀書就得回農村，在農村就沒出路。”他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讓她的女兒過上一種他想過卻沒有過上的生活。

我的童年并不苦，也不算“真實”地屬于農村。我沒有干過農活，不會插秧，不會挑擔，也沒穿過解放鞋。我總穿著一雙白網鞋——那是“城里人”的標配。白網鞋穿臟了要用白粉筆涂一遍，這個動作本身就像是一種偽裝。父親母親用盡全力為我撐起一把巨傘，遮擋住生活的風雨。巨傘外的世界有多苦，我也不是完全沒看見，只是，那層糖衣讓我常常誤以為，生活的底色也是甜的。

父親的葬禮讓我第一次以一個“在場者”的身份重返那片故鄉。我以一個失去了父親的女兒的身份走入鄉村生活深處。面對一個又一個喊我乳名“蝴蝶”的鄉親，我第一次感到，作為一個幾十年在城市生活的女兒，我既不屬于這里，又被深深牽連于此。

父親自己建造的三層小洋樓位于村莊的中心位置，樓旁有一棵幾人合抱的大榕樹，給整個宅子投下濃重的陰影。棺材就放在客廳里，那口棺材是父親自己十年前就準備好的，木板來自深山，大漆出自漆樹。他為自己、奶奶、母親共做了三口棺材，安放在地窖中，與自家釀的酒為伴。那是他對死亡最冷靜而徹底的準備。

奶奶坐在堂屋門口哭，身邊聚著一群與她身形相似、面貌相近的老太太，她們一起哭，用一種夸張而古老的腔調，一邊哭一邊喊，像在唱一首無人能懂的挽歌。她們都長成了奶奶的樣子，我一時分不清誰是誰，這種相似讓人發毛，也讓人動容。一位姨媽在葬禮當天趕來，她是“專業哭喪”的能手，她的哭聲凄切、連綿，甚至帶有某種旋律。她一哭，全屋的人再次放聲痛哭。在這些充滿細節的儀式里，我第一次明白，哭也是一種文化，一種共享情緒的公共表達。這種表達方式，是城市里早已稀薄甚至丟失的。

母親幾乎失語，靈魂仿佛不在場。我和弟弟小喜對村里的葬禮流程完全陌生，重擔自然落在另一個弟弟，長期生活在農村的小勇身上。他三十多歲，和父親一樣會釀酒。他給先生打電話，詢問下葬的日子。所謂“先生”，是指鄉村里的祭師，婚喪嫁娶、搬家動土、遠行回鄉，凡重大事務，皆由他擇日而行。那位先生是父親生前好友，很快就騎著摩托趕來。

我記住了他的名字：王世富。母親讓我叫他“表爺”。他穿著一件過大的灰色西裝，掌心長滿老繭，卻用一種極其溫和的方式與我握手。他走進堂屋，在父親棺前坐定，抽煙，用煙當作香插進裝了米的官升。然后翻出一本發黃的筆記本，畫下我看不懂的符號，抬頭說：“只能選兩個日子：明天，或者21天后。”就這一句話，他迅速接管了現場，成了儀式的編導者，命運的翻譯員。

有人問我，這部小說是虛構嗎？我無法簡單回答。我的確重新建構了部分情節和人物，但那種被喪事拉回鄉村的“沉重感”、那種發現村莊里老太太們全長得像奶奶的“幻覺感”——這些都是真的。我沒有把它寫成紀實文學，是因為現實本身已經如此逼近寓言。

《寫父親》不是一本關于“過去”的書，我希望它是一本正在消失的現實的編年史。我記錄下的不僅是父親之死，還是某種社會秩序的謝幕儀式。這些“舊世界”的日常細節——插香、擇日、哭喪、釀酒、捧靈——正在從公共生活中悄然撤離，沒人能說清它們何時徹底消失。

父親生前從未穿過錦緞，他死后卻被穿上五層壽衣，像個被精心打扮的小孩。他終于放松了，仿佛說：現在不用擔心給別人添麻煩了。他一生克制、樸素、沉默如石，如今卻隆重地告別世界。這種反差深深刺痛了我，也讓我重新審視“體面”和“死亡”之間的關聯。他生前從不為自己鋪張，但鄉親們卻用最傳統的禮數把他送走。這也是一種回應，是村莊最后的溫柔。

《寫父親》的寫作是一次不斷下沉的過程。我一邊記憶，一邊反芻，一邊寫，一邊理解父親、理解母親、理解那個他們曾用力想讓我逃離的鄉村。寫作使我從“做女兒”轉換為“做見證人”，使私人經驗獲得一種可共享的意義。不是所有的事都可以等到將來再回憶，也不是所有的鄉村都能留到下次再探訪。現實的流速如此之快，寫作是我對抗遺忘、留住逝去的一種微小努力。

小說出版后，有讀者留言說：“我讀完終于敢想起我自己的父親。”這句話讓我久久沉默。我知道，這不是一本關于死亡的小說，而是關于聯結與重建的小說。死亡不能終止親情，寫作也不能替代哀悼，但它們能為人類情感提供一個暫時的棲息地。它們讓我們得以再次回望——不僅是父親，也是我們自身。

在小說里，我寫下一句話：“他（父親）正帶著我們的心靈的全部重量，進入到世界的最深處。”父親并未離開，他只是走入了我們再也無法直視的地方。而寫作，是我通往那個地方的一盞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