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在成都與一幫當年的詩友偶然相聚，我拿起停輟了二十年的筆，重新開始寫詩。商界的朋友與我開玩笑，說這是個標志性事件，經濟開始進入下行通道。我回說，本人要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向以精神建設為中心轉移。

2023年，我寫了一些隨筆和短篇小說，我的意圖漸漸清晰。從封閉到開放，時代不斷反轉，“60后”這代人所經歷的這四十年，也許是中國歷史上最精彩的四十年。這四十年，我深度參與其中，觀察到常人所不見的細節，看到事物的另一面。這個時代的寫作者，更多的在歷史的外圍，眼之所見，耳之所聞，與真實保持著恒定的距離。

我以一個親歷者的角度復述這段歷史的人與事。我把我要寫的系列作品命名為《江湖兒女》，《黃雀在后》是這個系列的第二個中篇，之前有兩個短篇《天棒》和《余生涯》分別發表在《作家》與《青年作家》，另一個中篇《小山東》發表在《鐘山》。還有無數個人物正在或即將在我的筆下復活。

1990年末，我徹底與體制作別，進入社會的“第二層空間”，開始在野蠻生長的商業時代掙扎。這是一個不完全的商業時代，其中的人物游走于社會的邊緣，他們不斷打破舊的規則，又來不及建立新的規則。我所寫的人物幾乎都能在我的生活中找到原型，每一個人物都是幾個原型的綜合體，他們的命運不是寫作者刻意的安排，而是命運的重現。這是一個充滿傳奇的時代，我筆下的每一個人物都有著看似離譜的經歷，但它們真實存在。不斷反轉的劇情中，每個人身后都躲著一只黃雀。

我的初衷是復活時代邊緣的一個個小人物，構建歷史的微觀敘事。這么多年，他們一直存活在我的記憶中，我的責任是在記憶消失前，把他們一一打撈出來。五十六歲生日以后，寫作的急迫感愈加強烈。作為一個企業經營者，我的精力多用于應對各種政策與市場的不確定性。我的詩歌寫作一直利用碎片時間在手機上完成，后來開始試著寫一些篇幅稍長的隨筆，然后短篇小說，然后中篇小說。在 2024年最后幾個月，我甚至用手機寫完一部十二萬字的長篇小說。在一個段落之前，我或許正坐在汽車的后排奔赴一次商業談判；一個段落之后，或在辦公室約見律師和供應商。我的大腦已適應這種快速切換。有一種莫明的使命感，讓我在時間的縫隙處擠壓出落筆的空間。

我不刻意追求敘事文本的閱讀快感，那些人物天然具有“熟悉的陌生感”，他們會吸引讀者對他們命運的持續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