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不只關(guān)乎尊嚴、聲名、利益，也關(guān)乎人的生活需要。”繼《意象的帝國：詩的寫作課》等作品之后，南京作家黃梵給普通人講授如何寫作新詩再出新作，這就是南京大學出版社推出的《愛越界的酒神：現(xiàn)代詩漫談》（簡稱《愛越界的酒神》）。小到生活中暗藏的詩意蹤跡，大到詩在文明中扮演的角色，黃梵從大量現(xiàn)代詩的個案出發(fā)，以理工科式的技術(shù)，對新詩創(chuàng)作作出專業(yè)解剖。

記錄生活，從發(fā)現(xiàn)身邊的日常問題做起

在南京眾作家中，黃梵主攻小說和詩歌創(chuàng)作，出版有《第十一誡》《月亮已失眠》 等作品，曾獲紫金山文學獎、博鰲國際詩歌獎等重要獎項。而他就讀南京理工大學飛行力學專業(yè)，并留校任教的經(jīng)歷，也與其創(chuàng)作形成一種呼應(yīng)關(guān)系。

在黃梵眾多作品中，有一類是面向普通人講授小說、詩歌創(chuàng)作。在《意象的帝國：詩的寫作課》中，他就針對“寫作觀念”“如何寫出好詩句”“新詩寫作的核心”“寫出整首詩的若干方法”等問題，列出經(jīng)過教學實踐檢驗的“公式”，大大縮短了寫詩者的“學徒期”。

“詩歌有可教和不可教的部分，公式針對的是可教的部分。”黃梵認為，寫詩模式既是訓練方法，也是鑒賞方法，按這些模式訓練到嫻熟自如的時候，看世界換眼光的本能自然而然就養(yǎng)成了，就如舞蹈的基本動作，會被舞者化為本能后忘掉，絲毫不影響舞者用自由動作表達自我。當然，專業(yè)人士的“自由動作”里，并不真正自由，那是合乎“詩意”的自由。

對黃梵而言，這類訓練并不是為了培養(yǎng)“想成名成家的作家”，而是希望培養(yǎng)出能安下心來、有定力的作家，能夠幫助他們通過寫作建立起自足的精神世界。與此同時，那些并不想成為作家的人，也可以從中獲得精神援助，“他們因為寫作，走出了個人的精神困境，獲得了精神的后花園，這恰恰是文學對于普通人的意義。”

眼下，“建議記錄生活”成為話題，并登上了熱搜，這正是算法主導時代對人文溫度的捍衛(wèi)。而黃梵早就在自己的寫作中踐行這一理念：人生的意義不由結(jié)局決定，而由過程決定，如何“過”才是意義所在。“不少人容易好高騖遠，看不起身邊的日常。寫作恰恰應(yīng)該從身邊細小問題出發(fā)，只要你對基本問題思考得足夠深，就會發(fā)現(xiàn)基本問題與高深問題之間的聯(lián)系。”

發(fā)掘詩意，筑起“人性防護堤”抵御AI挑戰(zhàn)

現(xiàn)代詩的生活入口、意味才是詩歌要達到的領(lǐng)地、意象是愛越界的酒神……黃梵的《意象的帝國：詩的寫作課》《人性的博物館：七堂小說寫作課》《日常的金字塔：寫詩入門十一階》等出版后，深受廣大讀者喜愛。作為其講述新詩脈絡(luò)與具體文本分析的又一力作，《愛越界的酒神》涉及三十余個現(xiàn)代詩議題，小到生活中暗藏的詩意蹤跡，大到詩在文明中扮演的角色，黃梵都給出了自己的思考與答案。

比如如何讓讀者更容易捕捉和理解詩意？黃梵用“熟悉中的陌生”，對深藏在無數(shù)詩歌文本中的詩化進行歸納——詩意不來自世界，而來自詩人的注視。

黃梵認為，某個事物有沒有詩意，取決于你能否用新的眼光看它，比如詩句“蝴蝶是秋天不肯落地的落葉”，蝴蝶與落葉本不相干，但將它們錯搭后，蝴蝶就不再是蝴蝶，它好像還背負著落葉的夙愿，模樣也成了最絢爛的落葉。錯搭產(chǎn)生的新事物，是現(xiàn)實中沒有的，它依賴于人的主觀想象，因新奇、陌生，就比現(xiàn)實中的事物詩意要濃烈。

“陽光是有形狀的/落在草地上是方的……如果落在那只迷了路的小鹿上/它會抱住小鹿/如同抱住一個嘆息”，詩中通過陽光與草地、小鹿之間既親密又疏遠的關(guān)系，體現(xiàn)出詩人的日常沉浸和獨到選擇。

詩歌是一種純語言的藝術(shù)，觀念、趣味、想象力等都會影響語言。

在黃梵看來，沒有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好的詩歌語言標準，只有最能體現(xiàn)詩人個性的好的詩歌語言。不同詩人對于詞的軟硬、輕重，有完全不同的感覺，這正是構(gòu)成詩人不同語言風格的基礎(chǔ)。這種個人經(jīng)驗不具有共識，自然無法“投喂”。所以，經(jīng)驗、情感、直覺等，則是人工智能目前無法染指的領(lǐng)域，自然也就成為一道抵御純智性的“人性防護堤”。

“當機器揪住理性、數(shù)據(jù)不放，我們何不守住人性中的感性世界？抒情與智性，代表人性中冒險與安全的兩極，它們在詩中努力平衡造成的悖論，既是美的來源，也是詩歌之謎、人性之謎。”黃梵說。

人人寫作，善于聆聽歷史和當代各種聲音

“龐德對中國古詩的熱情翻譯，導致中國古詩中的意象手法，成為現(xiàn)代詩的基礎(chǔ)。所以，詩人要像一個好的聽眾聆聽歷史和當代的各種聲音，哪怕是回聲或噪聲。”在黃梵看來，好的詩歌一定是中西融合的結(jié)果。

比如詩人余光中繼承的是新月派詩歌，這使得他不會滿足于對西方詩學的簡單移植，最終在不經(jīng)意間開始了新詩的漢化努力。聞一多通過在漢語中建立“音尺”概念，來模擬英語中的“音步”，表面上“音尺”是西化的成果，但其實超越了英語特性，回到東方的漢語特性。

除了探究新詩的古典色、新詩的民族性、《詩經(jīng)》對新詩的啟示等，作為一位長期在南京工作與生活的詩人，黃梵同時也通讀了諸多與南京有關(guān)的詩歌。

在南京詩人馬鈴薯兄弟的《深夜我聽到劍在墻上鳴》中，他看到，“劍”與“鳴”本不相干，可是一旦錯搭成“劍在墻上鳴”，讀者眼中的劍，就成了可以鳴叫的生命。他從詩人胡弦、格風等人的創(chuàng)作中，嗅到了共同的“南京敘事”風格。

“我從火苗中走出來/我認出了我的一位父親/他提著一桶水/是的，他要澆滅我”出自南京詩人育邦的作品《伐桐》。黃梵分析認為，詩的第一句是主觀意象，因現(xiàn)實中不可能有這樣的場景，這就滿足了人性中的冒險需要。后面兩句屬于客觀意象，現(xiàn)實中常見，在冒險之后兼顧安頓了人性中的安全需要，最后一句則是第一句主觀意象的生發(fā)，“火”里棲息著“我”青春的憤怒、叛逆，與父親已釋懷的中年形成對立，這讓整首詩顯得既簡潔又深邃。

黃梵表示，新大眾文藝蓬勃興起，“人人寫作”成為風尚，這源于現(xiàn)代社會激發(fā)了人太多的情緒、感覺，人們需要通過寫作來把它們審美化。而多讀作品，多留意自己個性在語言中的體現(xiàn)，有助于提升自己的詩歌鑒賞和寫作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