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與長安街結緣，可以追溯到1931年。

長安街在舊京是一條東西向的橫街，早先特指長安左門至長安右門中間，也就是正對天安門城樓及兩側這一段，后來延長至東單到西單，全長不足四公里。老舍是西城人，活動軌跡大體都在舊城西北一帶。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期以前，當時的西單還是個丁字路口，朝西沒有大街，西長安街到此分成了南北并行的兩條小街。靠南的一條叫報子街，靠北的叫舊刑部街。這兩條小街分別向西穿過南溝沿，直抵西城墻。報子街上有家聚賢堂飯莊，是清末民初北京著名的“八大堂”之一。聚賢堂內三面有樓，建有戲臺，是標準的北京“堂”字號的大飯莊。這家老字號專營魯菜，非常地道，招牌菜是“炸響鈴雙汁兒”，名動京城。1931年7月28日，老舍與胡絜青在這里舉行婚禮。兩人是自由戀愛，婚前議定婚禮時，老舍主張到香山或頤和園租上一間房，旅行結婚，免去一切禮俗，瀟灑又風雅。但胡絜青母親奚氏不同意，希望街坊四鄰、親戚朋友都知道自己女兒是敲鑼打鼓、花轎迎門地成了親。老舍通情達理，立即決定選在聚賢堂舉辦結婚典禮。胡絜青后來形容婚禮是半新不舊，老舍既遵循舊禮乘馬車到女方家迎親，兩人又按西式婚俗身著西裝與婚紗舉行典禮，恰好是新舊交替時代的映射。

1949年末，老舍由美歸國，與長安街重拾舊緣。因妻小尚在重慶，老舍被安排暫時住進東長安街上的北京飯店一個單人間。1900年庚子事變后，兩個法國人在東交民巷外國兵營東面開了一家小酒館，并于第二年搬到兵營北面，正式掛上Peking Hotel的招牌。1903年，飯店遷至東長安街王府井南口，即飯店現址。整個民國年間，北京飯店都是京城相當知名的高檔酒店。建國初期的北京飯店承擔了最高規格的接待任務，隸屬于政務院（后改為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成為新中國國務活動和外事接待的重要場所，許多如老舍一樣的海外歸國人士最初多被安排在此下榻。老舍一住就是四個月。北京飯店第一次留下了老舍回到新北京后的足跡。在那段時間，人們時常見到一位洋派十足的中年人拄著拐杖，緩步于北京飯店周邊。飯店里的固定套餐吃久了，老舍總是想嘗一嘗老北京傳統吃食，如燒餅果子。離北京飯店最近的早點鋪就在東單路口。從飯店走到東單牌樓，普通人步行也就三五分鐘，而患腿病的老舍，需要拄拐走上個大半天。1950年1月4日下午，全國文聯在北京飯店召開新年聯歡茶會并歡迎老舍歸國。茅盾、周揚、田漢等人分別講話，老舍本人致答謝詞，表示自己愿意學習，充實自己，希望利用寫作的經驗和技巧，對革命有所貢獻。老舍當場還演唱了一段剛剛寫好的太平歌詞《過新年》，并清唱了傳統京戲《審李七》。一個月以后的全國文聯擴大常委會上，老舍被增補為全國文聯理事。北京飯店象征新社會迎接老舍歸來的一扇窗口，使他短時間內感受到故鄉久違的和暖舒暢。

老舍回國后第二天，陽翰笙陪同周恩來到飯店看望老舍。這次會面，他們暢談許久，對日后老舍的工作和生活帶來巨大和持久的影響。周恩來對老舍說，你現在有了用武之地，可以充分發揮自己的才能了。老舍開始負責組建北京市文聯。經過前期籌備，1950年5月17日，北京市文聯發起人大會在人民藝術廳舉行，到會133人，選出老舍、歐陽予倩、李伯釗、王亞平、趙樹理等35人為市文聯籌備委員，正式成立北京市文學藝術工作者聯合會籌備委員會，開始籌建北京市文代會工作。5月28日上午，北京市勞動人民文化宮舉行了北京市文藝工作者代表大會。時任政務院總理周恩來，政務院副總理、中國文聯主席郭沫若，文化部部長、中國作協主席沈雁冰，中國作協副主席丁玲出席會議并講話。大會一致通過吳晗、李伯釗、王亞平的報告，通過了章程草案和75件提案，并選舉了45位理事。第一次理事會又推選了25位常務理事，并推老舍為主席，梅蘭芳、李伯釗、趙樹理為副主席以及各部負責人，北京市文學藝術工作者聯合會正式成立。老舍這天身著筆挺的西裝出席了盛會，這大概是他回國后最為忙碌和興奮的一天。

勞動人民文化宮即明清時天安門東側的太廟，始建于明永樂十八年（1420），按照“左祖右社”的皇家規制，太廟與社稷壇分列紫禁城左右。北平和平解放后，工會把俱樂部工作列為重要工作之一，中央研究決定，將隸屬于故宮博物院的太廟撥給北京市，作為首都勞動人民的文化活動中心。周恩來視察太廟后，主持政府會議，批準撥四十萬斤小米作為籌備經費。1950年4月30日下午三點，北京市勞動人民文化宮開幕。第一屆北京市文代會是勞動人民文化宮開放后首個大型會議，大會會場設在原明清帝王舉行祭祖大典的享殿內。在小說《四世同堂》中，作者寫到祁瑞宣聽取錢先生建議前往太廟參加日偽組織的華北文藝作家協會大會。雖是虛構，但小說情節與1950年舉辦第一屆北京市文代會的太廟形成了絕妙的對應關系，同樣是文藝家會議，同樣是這座皇家殿宇，但已經“換了人間”。

北京市文聯成立后的辦公地點設在王府井大街南口，北京飯店后面的霞公府街15號。霞公府街原名理藩院后胡同，宣統年間更名霞公府街，霞公指的是愛新覺羅·載霞，康熙第十五子愉恪郡王允禑之后。民國時霞公府一直作為鐵路局的辦公場所。歷史上霞公舊府邸久已無尋，作為市文聯辦公地的霞公府15號在路北，廣亮大門，兩旁八字影壁向外延伸，昔日不是貴族宅第也是豪富家院。繞過影壁，南邊一排平房是文聯接待室，北邊的房子是開會用的小禮堂。右邊是一座三層紅磚樓，老舍的主席辦公室就在一層右側的房間。他每天八點準時來上班，從不遲到。老舍是典型的作家型領導，以個人襟懷與魅力維系各路文學藝術工作者，文學界、京劇界、曲藝界、書畫界都曾集中在霞公府15號內活動。市文聯先后辦過兩個機關刊物——《說說唱唱》《北京文藝》。文聯下設四個部，分別由楊振聲、羅常培、張夢庚和金紫光幾位名家擔綱，一時間把北京市文聯辦得紅紅火火，呈現一派空前繁榮的景象。

當時，老舍、趙樹理、汪曾祺、梅蘭芳、程硯秋、馬連良、侯寶林這些文學藝術名流都曾在這里生活和工作過，大家一律平等相待，探討文藝話題熱烈而活潑，久而久之霞公府15號院成了京城文學藝術工作者的活動中心和創作基地。這個不大起眼的院子里，培養出了不少優秀的作家和詩人，也培育出很多深受廣大讀者喜愛的優秀文學作品和觀眾喜聞樂見的藝術精品。上世紀八十年代后這座院子淪為大雜院，再后來被拆除，原地建起了高檔公寓，名字還叫霞公府。

1956年以后，市文聯機關搬到西長安街7號，緊鄰西單電報大樓東側的大院套里，幾乎是沿長安街由東向西平移兩公里。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這個黃壁紅瓦的院子是個“單位大雜院”，門口掛著好幾塊牌子，除了北京市文聯，還有北京市文化局、北京市文史研究館、北京市人民政府參事室和北京教育科學研究院。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這里主要是北京市文聯與北京市文化局合用，兩家單位在一起辦公，共享一棟四層的紅磚樓。整個院子比霞公府15號面積大了不少，市文聯機關在整個院子的最北面。走進大門后是一條寬甬道，東邊是一塊塊城磚建筑的古墻，直通二道門的傳達室；過傳達室后有一座儀親王府時期遺存的大殿，經大殿向西，再往北拐，又是一條甬道，往前走，迎面有座樓房，就是市文聯所在地了。由于離家稍遠，老舍不再每天來此辦公，上午一律在家寫作，雷打不動，下午才偶爾到機關開會或處理公務。如今這里成為中共中央宣傳部辦公地。

從東到西，老舍通勤時常路過長安街和天安門。這種觸手可及的真切感似乎成了過往遠離故土的一種補償。有作家回憶，在好多年里，每當“五一”“十一”在天安門前舉行慶祝游行時，總有兩三個人作為領隊，興奮地走在文藝界的萬人方陣前列。他們中間一直有老舍。而在此之前，同樣在《四世同堂》里，寓居紐約的老舍曾滿懷深情地書寫過在遙遠東方的天安門，字里行間滿是鄉愁：

“偉大的建筑是歷史、地理、社會、藝術綜合起來的紀念碑。它沒聲音，沒有文字，而使人受感動，感動得要落淚。況且，這歷史，這地理，這社會與藝術，是屬于天安門，也屬于他的。他似乎看見自己的胞衣就在那城樓下埋著呢。這是歷史地理等等的綜合的建筑，也是他的母親，活了幾百年，而且或者永遠不會死的母親。”

1956年國慶節，老舍佩戴“國慶”字樣的紅色胸條站在天安門觀禮臺前留影，攝影師捕捉到這位人民藝術家軒昂而自豪的一抹微笑。對于老舍來說，象征新北京的長安街和天安門終于使他告別游子身份，重回慈母溫柔的懷抱。他筆下的北京城再也無須遠隔河山地遙望與夢回了。

2025.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