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圣陶兼具作家、教育家、出版人和社會活動家多重身份，畢生留下多達七百余萬言的日記，學術價值、史料價值卓著。近半個世紀以來，葉圣陶日記的版本及刊本層見疊出，僅筆者目力所及便多達三十余種，尤其是人民教育出版社自2024年6月起陸續付梓的十卷《葉圣陶日記全集》，首次展示其日記全貌，引得學界與文壇矚目。

追本溯源，葉圣陶日記刊行之肇始當為連載于人民日報社主辦的《大地》（原《戰地增刊》）1981第1期至第3期的《東歸江行日記》。

這部誕生于1945年12月25日至次年2月9日的日記，文白交融，將抗戰勝利后那段東歸之旅娓娓道來。彼時，山河初定，葉圣陶與一眾親友歸心似箭，踏上木船順江東下，自渝至滬。其詳細情形，在這部日記的開場白中有明晰介紹：“那次乘木船出川完全是不得已。飛機、輪船、汽車都沒有我們的份，心頭又急于東歸，只好放大膽子冒一冒翻船和遭劫的危險。木船是開明書店雇的，大小兩艘載了五十多人，有開明的同事，有搭載的親友，有全家老小，有單身一個。”同樣據這則開場白云，該日記原本是葉圣陶在“文革”中閑來抄錄給開明書店老同事王伯祥作“臥游一番”用的，“這么個日記抄本讓姜德明同志知道了，他一定要借去看，看過后一定要在刊物上發表”。

與之相呼應的是，2025年3月，中國嘉德舉辦姜德明珍藏近代名家書信專場拍賣，內含葉圣陶致《人民日報》文藝部時任編輯姜德明的八十余通手札，不少內容涉及《東歸江行日記》，茲擇其誕生年代最早的一通迻錄如下：

德明同志：承惠《戰地增刊》兩冊，謝謝。不夠分配，可否再給四五冊，少些也可以。詢我那年長江里下水之作，記得還有一篇叫《川江里的橈夫子》，登在《周報》或《民主》上，記不真切了。因足下愛看這類東西，今將《東歸江行日記》奉上，請觀覽。此是日記，絕非有意為文，更見其真。請觀后擲還，為盼。前天寄上《倪煥之后記》，想蒙收閱。今天人文社同志來，我告訴他《后記》已寄與足下。匆匆，即請撰安。

四月二十日夜

落款無年份。查閱《葉圣陶日記：一九七八》（載開明出版在2021年12月版《葉圣陶研究年刊2021年》），4月18日條下有記：“今日專事寫信，共寫七通。中有一通將《倪煥之后記》寄與姜德明，問渠要否刊于《人民日報》之副刊《戰地》。”由此可將上述信札誕生年份鎖定在1978年。在此之前，姜德明因寫作需要，曾致信葉圣陶詢問他東歸后寫過哪些記述長江風情的作品。需要說明的是，本文所引葉圣陶致姜德明手札均系同場拍品，皆存在落款無年份的情況，其年份系筆者根據書信內容所示線索，輔以葉圣陶日記考索推斷而來。

姜德明收到葉圣陶復函以及隨信而至的日記抄本，喜出望外。葉圣陶作為耄耋之齡的文壇泰斗，世人原本以為他的新作是一些詩詞短文，不曾想私篋內居然還有整本未刊日記。故而姜德明在依囑“觀后擲還”的同時，向葉圣陶表達了允許該日記刊于《戰地增刊》的愿望。

葉圣陶最初并未有太多遲疑，于4月29日以書信方式向姜德明明確表態：“我的江行日記在增刊上發表，我同意足下的主張。我想再把這本子呈上，由足下選擇，托人繕鈔，然后讓我看一下，看有無錯字，只要指明哪幾段刪去就可以。我一定作一二百字的短序。我處人力缺，不便鈔寫。再說，應該去掉哪幾段，還是由足下定持為好?！彼斕斓娜沼浺嘤邢嚓P記敘：“今日寫信四封。中有復姜德明之一封，同意其提議，將余之《東歸江行日記》刊于人民日報社所出之《戰地》增刊中。”

接下來，葉圣陶又與姜德明商討具體的發表事宜。

德明同志：……

江行日記再當寄上。作如下的次序安排，請看好不好。(一)首先請足下重看一遍，從編者的角度考慮。把應刪的語句或段落記下來，告知我。(二)由足下托人繕鈔，刪去的語句或段落就不須鈔。(三)排出之后請把校樣寄我，讓我自己校一遍。我見增刊第一期很有些排錯的字，自校一遍可以放心。(四)小序稍緩 奉 上，大約百把字就可以了。——這樣安排好不好?待有人去郵局，就把本子寄出。

雜事稍多，沒閑暇寫字。請寬假時日，踐鈔詩的諾言。往四川參觀學習，倘有短文,隨即寄上，盼望迅速獲得刊出。但是未必可靠，不過有此想耳。即請大安

葉圣陶五月八日

誠如尺牘所言，當月之末，葉圣陶入蜀參觀，歷時近月。返京次日即6月27日，他又因膽結石癥，入首都醫院施治，淹留百日有余。作者沉疴在身，當然無法親理筆墨。姜德明情急之下，求諸葉圣陶長子、同為出版界耆宿的葉至善相助。在中國嘉德姜德明珍藏近代名家書信拍賣專場上，也上拍了葉至善致姜德明的一通手札，專述此事：

德明同志:

我父親還在醫院里，大致沒有危險了，健康恢復很慢，看來國慶節前不可能出院。醫生還不準他多接待客人?！督腥沼洝罚欢ㄒl表，能不能等我父親出了院，讓他自己刪定，并稍作補充。反正是不急之務，發表早晚無多大關系。而我父親的認真勁，您是知道的，公開發表的東西，連一個標點也不肯馬虎。遲復為歉，敬祝

編安。

葉至善

8月26日

倏忽兩載光陰流轉，姜德明復向葉圣陶舊話重提。葉圣陶深為這位編輯的職業精神所感動，提筆回復道：

德明同志:

……

承您再提起《東歸江行日記》,感極。前次之收回，并非有何顧慮，只因日記里提到的人和事，大多都非讀者所知，讀者看見一鱗半爪，將有摸不著頭腦之感。倘若逐一作注，則不勝其煩。因而以為不登載為好。此次您重又提出，遂與至善商量如何是好。商量的結果是在前面寫一段“小引”，把那次順江東歸大概說一說，主要說結伴的是些什么人。想來幾百字也夠了?，F在請提出個期限，這段“小引”至遲在何時必須交卷。我即在期限前寫好呈上。

……

葉圣陶 八月十八日傍晚

依然是在《東歸江行日記》開場白中，作者對自己的遲疑不決有更詳盡的說明：“我老是猶豫。日記本來是只備自己查考的（其實也未必查考），所以記個大略就夠了，來龍去脈自己心里有數，用不著多寫；提到熟人，更用不著注明性別、籍貫、年齡、身份和相互關系等等。這樣脫頭落襻的文字，給熟朋友伯祥先生看看是無妨的，因為我經過的事他大體知道，我交往的人他也大多熟悉；登在刊物上給廣大讀者看可就不大相宜了。還有一點，我主張公開發表的文字必須用普通話寫，寫日記不避文言，因為日記本來不打算給別人看，用文言卻可以少寫幾個字。現在把這樣半文不白的文字發表在刊物上，我總覺得有點兒不負責任?！?/p>

姜德明是如何說服葉圣陶的，我在這位藏書家公之于世的文字中，尚未尋得相關記述。所幸花城出版社首任負責人蘇晨，在其暮年所著《遐荒集 我與文壇大家》（新華出版社2020年11月版）里，有一段回憶：“德明兄說服葉老答應交他在《大地》上連載的‘理論’是因為他覺得，‘這種原來沒打算給人看的文字，不遮不掩，不藏不掖，便是常說的敞開心扉，直抒胸臆，推心置腹。于是其言也真，其言也誠,往往更啟人至深，感人至深’?！?/p>

另據葉圣陶1980年12月8日日記（見《葉圣陶日記：一九八〇》，載開明出版在2024年12月版《葉圣陶研究年刊2024年》）披露：“余所抄之《東歸江行日記》前年姜德明欲刊載于渠所編之《戰地》，既已排版，而至善以為如此日記，一般讀者于其中之人與事皆不甚接頭，未必愛看，遂未任發表。近月來姜德明再伸前請，且謂已刊列篇目，于明年之預告中，乃不得不任彼刊載。開首須作一小序，至善代余為之，今日下午交余。其作甚好，富含感情而語言至平淡，可謂佳作。為潤色一過?！贝藙t日記為我們揭開了兩個秘密，一是《東歸江行日記》之所以未能在1978年發表，葉至善心存顧慮是關鍵因素；二是葉圣陶年事已高，這則開場白實由葉至善代筆，葉圣陶僅稍加潤色。不僅如此，最終殺青的此文并非如葉圣陶當初所設想的那般只有“幾百字”甚至“百把字”，而是長達一千二百余言。翌日，他便將開場白隨信郵寄姜德明。信如下：

德明同志:

《江行日記》的開場白已經寫成，今寄上請審閱。也不必寫“序”或“小引”，排在題目和署名下就是了。

排成之后，希望連同日記交給我自己校對。

即請近安。

葉圣陶 十二月九日下午

姜德明不敢懈怠，當即遣人排印與校對。未及數日，開場白連同1945年12月25日至次年1月3日共計十天的日記清樣，便來到葉圣陶書案上。這位作者伏案細校罷，回復編者：

德明同志：我不贊同用阿拉伯數字在文篇里，故令至善一律改為漢字。還有我不寫“一九八〇”而寫“一九八零”，因為一個圈兒不是字，讀不出聲音。懇請照鄙意改動。還有求于校對同志，務望細校，不要有一個錯字或錯的符號。題目字寫就呈上。即請刻安。

葉圣陶啟 十二月廿三日上午

所謂“一九八〇”，指《東歸江行日記》開場白的落款原本為“一九八零年十二月記”，然而清樣上排為“一九八〇年十二月記”。而且葉圣陶還吩咐長子將文稿中阿拉伯數字悉數改為漢字。由此可見前文所引葉至善書信中“而我父親的認真勁，您是知道的，公開發表的東西連一個標點也不肯馬虎”之語，誠非虛言。至于信中提及的“題目字”，指該文刊本的篇名和署名，皆依葉圣陶手跡摹印而成。

次年1月，《戰地增刊》改刊號即《大地》1981年第1期亮相京華?！稏|歸江行日記》的篇目作為“招牌產品”榮登封面，成為“連載”欄目“頭條”，以整整兩個內頁刊出，其題頭不僅刊有葉圣陶手寫的篇名和署名，尚配有知名畫家苗地專門創作的水墨題畫，描繪一艘大木船穿行于三峽間，意境悠遠，與日記內容相得益彰。同一期雜志上，還刊有茅盾、丁玲、夏衍、柯靈、新鳳霞等名家作品。

幾乎是在《大地》1981年第1期問世的同時，又一批《東歸江行日記》清樣送到葉圣陶手中。然而，葉圣陶的身體再次亮起紅燈，無法繼續親自校對。他于2月2日致信姜德明：“《江行日記》有無排校之誤,我自己看不準。已經做不到親自校，實在難。”半月后，他再度向姜德明去函：“《江行日記》已由至善校對，今將校樣寄還，請檢收。這兩大張大概是登兩回吧。”這兩大張清樣實則均用于同一期連載——與第1期僅用兩個頁面刊發開場白及日記不同，第2期連載占用了三個半頁面，篇幅較之前一期差不多翻了一番。

1981年3月，《大地》第2期出版，登載1946年1月3日至22日《東歸江行日記》。至于1月23日至2月9日日記，發表在當年5月出版的《大地》第3期。至此，共計四十七天的日記得以完整公之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