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兩篇創作談和一篇小說理論文章，均含有潛在對話意向。

只要認真談小說，就會碰到若干共通的話題，由此自然形成呼應或商榷，并非僅由主持人居間撮合。

近年來范小青在長篇小說和短篇小說兩條賽道上同時發力，佳作力作頻出。誠如范小青所言，創作（或讀解）“一部長篇小說的入口”很多，但她在這里拋開別的，只談“小說創作中‘不可靠’敘事”，亦即相對于“全知視角”的“有限視角”。

這似乎只是小說敘事策略上一個純技術問題，卻帶出范小青之所以選擇“‘不可靠’敘事”的理由。長篇新作《江山故宅》“故意制造信息與真相之間的裂隙，也許是想請讀者主動參與文本解謎，所以有的時候我會努力去彌補漏洞，似乎要給讀者一個交待。但更多時候，我會故意讓漏洞百出，漏洞的彌補并不是那么的重要，因為今天的世界變了，遍地都是漏洞”，“從前我們自以為了解世界的一切，所以經常會以全能的視角寫作，以此告訴別人，瞧，世界就是這樣的，世界就是那樣的。但是今天我們再也不是無所不能無所不知的了”。原來“技進乎道”，選擇“‘不可靠’敘事”，既屬無奈之舉，也是順勢而為。正因為“無所不能無所不知”的認識論幻覺漸漸消逝，“‘不可靠’敘事”才閃亮登場。

期待《江山故宅》有助于讀者破解“范小青模式”所蘊藏的敘事策略（或焦慮）。

讀完范小青從具體敘事技巧出發展開的“小說家言”，再看陳倉題為《自然，天然，天意》的創作談，真有移步換景、別有洞天之感。如果說范小青為抵達生活真相而不得不屈身入局，故意受限于“‘不可靠’敘事”，從疑竇叢生的碎片化信息中窺探人世之謎，陳倉則主張拋棄一切技巧，甚至超越“文字”和“文學”，直接與天地精神相往來。

范小青借由其新作《江山故宅》來討論“‘不可靠’敘事”，陳倉則以他迄今為止的創作經歷提出反技術的文學“自然”（或“天然”“天意”）論。“我不過是順從了‘天意’，運用了一種‘自然’的表現手法，如實記錄了一種‘天然’的生活。”他認為：“我們所用的修辭很多時候，都是通過所謂的技術，或者說是固有的理論，對世界進行的某種程度的曲解。很多朋友問我，有什么樣的寫作經驗可以分享，我就告訴他們，不要太在乎理論和技術”。崇尚“天然”“自然”“天意”的文學論述注定要改寫通常關于“文字”和“文學”的定義。

真正的文學價值，其實并不在文字表面，或者說是在修辭上，而是天然地存在于萬事萬物之中。比如一群麻雀，它們沒有文字，但是它們叫成一片的時候天就亮了；比如一棵樹，它們也沒有文字，但是它們長滿了葉子，隨著風輕輕地搖晃，有時候開一樹的花，隨著四季的轉換而開開落落。只要聽到婉轉的鳥叫聲和看到一棵樹的紅紅綠綠，我們就接收到了一種天然的文學力量。

在百年中國新文學歷史上，不時會有人認真探討古今中外各類文學技巧。魯迅也說過，“當先求內容的充實和技巧的上達”，但另一些作家（如巴金）則故意逃避（甚至厭惡）各種各樣的技巧論。似乎一談技巧，便墮惡趣，而最高的技巧是無技巧，只有忘記技巧，才能如陳倉所說，真正抵達文字和文學背后那“存在于萬事萬物之中”的“真正的文學價值”。

范小青有意無意引導讀者凝目韋恩·布斯《小說修辭學》之類的西方現代敘事理論，以及數字化和AI時代各種“后真相”論述。陳倉則讓讀者重新追慕中國文論高峰《文心雕龍·原道》。劉勰在展開“人文”論述之前，追本溯源，先確立“自然之道”和由此發出的無所不包的“道之文”（“旁及萬物，動植皆文”），所以他開篇即贊嘆“文之為德也大矣，與天地并生者何哉”，《原道》之后四十九篇，無不以首篇“道論”為本。但劉勰也并未停留于其文論的發端，他從“道論”出發，下貫文體論、創作論、形式論、鑒賞論的具體細節，這才著成“體大慮周”的一部大書。

范小青重視“‘不可靠’敘事”，最終仍追求敘事的可靠性。曉華《范小青創作論》（《〈江蘇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叢書·范小青研究資料〉序》敏銳而細密地闡述了小說家范小青的關切與突破，可與這篇創作談對讀。再看陳倉也并未止步于非（反）技巧的“道論”，讀者大概不會相信陳倉果真從文學素人（“一個沒有技術、理論水平比較低的人”）偶爾突變為文學達人，也不會偏信他所謂“我的作品之所以受到關注，并非我在文學本身有多高的功底，而是依靠了文學背后的那一部分”。作家有權利攻其一點不及其余，研究者卻必須在更開闊的理論和文化視野謀求更高的綜合與匯通，這便是楊輝長文的宗旨。

楊輝承認“古人心思，與今人不同。強以‘古’解‘今’，未必合宜；而一味執‘今’論‘古’，也未必合適”。他清醒地認識到“如何突破此中文化的‘古今中西之爭’問題及其觀念窠臼，是晚清迄今思想文化的重要議題”。楊文洋洋灑灑，縱論中西古今思想文化之爭在現當代小說創作與小說學領域的各種表現。楊輝固然并非直接針對范小青和陳倉“正反”（或“反正”）之題，卻毋寧在他們二位之后嘗試做一道“合題”（或許范、陳之論原本就是貌相反而實相成？）。

楊文甚長，不必具引。僅舉結論部分，以見作者的識見與氣度。

“古”“今”分野，屬人為造設，以此言說小說觀念之變，亦屬權宜之計。一旦更具包容性和概括力的新的小說觀念得以完成，則“古”“今”分際自然悉數破除，此說亦再無解釋效力。……一言以蔽之，辨析小說觀念的“古”“今”問題，目的非在二者之間做非此即彼的二元選擇，而是嘗試融通古今中西，進而開出新境的方法。小說并非小道，就中亦含大義，如何以之為路徑開出民族文化的“舊邦新命”，確是目下值得慎思明辨并篤行的重要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