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自媒體的興起正在改變作家與讀者之間的關系，越來越多的作家開設視頻號、小紅書或抖音等網絡社交平臺賬號，試圖在文學創作之外，尋找一種與外界聯系更加直接的方式。這種現象并不限于國內，前不久愛爾蘭作家科爾姆·托賓也開設了社交賬號，開始頻繁與讀者互動。

我自己在2024年8月開始斷斷續續地錄制視頻并發布，視頻內容多以分享寫作經驗為主，平臺涵蓋小紅書、視頻號和抖音。目前我所有賬號里數據最好的是小紅書，有1.6萬個粉絲，獲贊和收藏大概有11.1萬。對我來說，這在以前幾乎是不可想象的——我曾長期抵觸互聯網的滲透，也錯過了人人網、豆瓣、貼吧和知乎的黃金時代。而我接觸自媒體的契機很偶然，周圍有幾個玩自媒體的“00后”朋友鼓勵我試試，他們說做自媒體或許還有接廣告的機會。

我做自媒體的最初構思和設想與現在并無太大不同。那時，我看到一些點贊量較高的帖子，主題大多與文學期刊的稿費、稿酬相關。我當然也可以發一些我發表作品后獲得稿費的截圖，這類筆記制作起來簡單、高效，幾乎不需要編輯，發布后就能獲得幾百上千個贊。然而，我覺得這種方式不可持續。于是，我試圖摸索一個可以持續輸出、自己也喜愛的領域，最終確定了三個板塊：讀書、寫作和介紹自己的作品。

這一年，我在自媒體領域最大的收獲，是將自媒體作為學習的工具。我會先思考一些選題，然后再寫相關的文案。在這個過程中，用自己的話再復述一遍發現和結論，往往能加深我對問題的理解和思考的程度。

實際上，這一年我的閱讀量比前幾年都多，盡管不是每本書都會做選題，但我特別喜歡的書或和出版社合作的書都會做成視頻推薦給網友、讀者。另外，自媒體世界也給我展示了一個之前未曾考慮過的面向——課題分離。有時，數據的好壞、市場的反應與“我”并無直接關系。“我做得好或不好，影響并不大”這句話非常具象化地出現在自媒體的探索中。有一次，我將同一條視頻發布了兩遍，第一遍只有幾十個點贊，后來我刪了，第二遍只是換了封面圖，結果就有了幾千個點贊。內容一樣，但效果卻截然不同。那一刻，我終于明白：數據流量與“我”確實有點關系，但也只是一點。

很多人曾向我提問關于社交媒體帶來的焦慮。總體來說，我常被問到兩個問題：一、作家是應該通過自媒體為自己引流，還是遠離網絡專心創作？二、做了自媒體后，流量和市場是否會侵蝕作家的主體性和作品的文學性？我們如何平衡文學與流量的關系？在我的理解中，這些問題實際上指向的都是同一個主題，即：創作主體性動搖的可能。

有相當一部分人認為，作家應該待在書房里潛心寫作，遠離讀者和外界。作家做自媒體博主會損害創作的獨立性，或是不利于作家形象的塑造與維持。其實，如果我們將自媒體視為干擾文學性的一個因素，也只是因為我們誤以為它是某種突如其來的異質力量，擾亂了文學的純粹性。但從古至今，無論是文人雅集、報刊連載，還是新媒體，作家一直在處理這樣一個問題：如何讓作品抵達讀者？或者更準確地說，作家如何在寫作過程中“被看見”？我們要明白的是，每個時代的媒介結構不同，作家“被看見”的方式也在不斷更替，而我們這個時代“被看見”的渠道之一，就是自媒體。

在古代，文學傳播極為依賴實體場域與圈層結構。吟詠、唱和、題詩等，都是借助“他者的可見度”來擴大自己的聲量。這種方式與當下社交平臺的“蹭熱度”頗為相似。近代的歐洲，文學沙龍成為作家、出版人和評論家建立聯系的核心場域。莫泊桑、左拉等文學大家，正是在此類“線下流量場”中逐漸建立起自己的文學位置。

當線下場域的影響力逐漸被大眾媒介稀釋，文學傳播開始從“小眾圈層之間的互動”轉向了“大眾集體參與”。這種轉向在現代報刊時代體現得尤為明顯，文學的“引流”機制與大眾媒介發生聯動，作家以報刊專欄、小說連載的方式穩定輸出自己的作品，不僅將讀者固定在每天的報紙閱讀中，也讓他們成為跨越文學與新聞之間的敘事者。比如，毛姆長期在各大報刊上連載自己的小說，保持與讀者的高頻聯系，這與今天自媒體博主頻繁更新內容以維系熱度的邏輯并無實質性差異。線下簽售會、電視訪談、雜志采訪是作家構建人格魅力、擴大文本影響的重要方式，這又與如今的直播、錄制播客、發小紅書有什么不同呢？

有些人會說，雅集、現代報刊與自媒體的差異在于“流量是否可控”——雅集的受眾相對固定，報刊的傳播經過編輯篩選，而自媒體則是算法主導的“野生場域”。但這種差異恰恰揭示了媒介變遷的核心：互動的權力從“傳播者”轉移到“接受者”。今天的自媒體作者需要面對用戶即時篩選，作家的影響力在一定程度上要適應自媒體生態的“隨機性”，以及“讀者用注意力投票”的網絡規則。

因此，我們不妨重新理解“作家是否應該使用自媒體與讀者聯動”這一命題。作家當博主并非某種技術發展帶來的必然結果，而是舊問題在新語境下的變體：作家如何被看見，讓作品觸及更多讀者？

自媒體并非寫作的對立面，而是這個時代一些作家主動選擇的傳播策略，它并不具有強制性。然而，新的問題也隨之而來：這種“選擇”是否會造成主體性的損耗？

即便自媒體如此熱門，但仍有許多作家選擇避免將自己與自媒體綁定，他們認為網絡或曰自媒體，可能會削弱自身創作的獨立性和主體性。村上春樹便是一個例子。他在全球范圍內擁有大量讀者，卻一直對社交媒體保持疏遠態度。他曾公開表示，自己不喜歡社交平臺，也不愿讓私人生活過度曝光。他認為，社交媒體的存在讓人們過度關注作家的“人”，而非其作品本身，這種過度的“曝光”會影響作家的創作狀態。在他看來，創作需要保持獨立和自我空間，避免被外界流量和市場需求所左右。對村上春樹而言，創作是一種內心的獨立探索，不能被外界的喧囂所影響。

這種抗拒情緒本質上源于對創作主體性的保護。對這些作家來說，社交媒體所帶來的過度“個人化”可能會使創作變得更像是“應景的表演”，而非發自內心的獨立思考。在自媒體時代，言論不再是單純的表達，它與市場需求、觀眾偏好、數據反饋緊密相連。這種轉變讓一些作家感到焦慮，因為他們擔心作品的深度與獨立性會受到“碎片化”的影響。

但我認為，這種焦慮并不完全由社交媒體所催生，其本質仍是作家渴望被讀者認可，它們只是被社交媒體放大了。這種情緒即使在沒有社交媒體的年代，也以其他形式存在著。所以，關于“作家要不要做自媒體”的問題，本質上是“作家如何平衡自我主體性和外界聲音”的問題。在信息密集、反饋及時的時代，我們需要建立一套穩定的價值判斷系統，明確自己在為何而寫、寫給誰看，又愿意為此承受多少不被理解的壓力？理清這些問題，我們就可能避免落入“社交媒體會毀掉創作主體性”的敘事之中，進而找到創作與時代共處的方式。

（作者系《十月》編輯、青年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