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繪圖識字實在易》內(nèi)頁

《繪圖中國白話史》內(nèi)頁

1905年，一家來自杭州的民營出版社彪蒙書室，在上海四馬路（福州路）惠福里（今大致位于河南路以東、江西路以西）開業(yè)。這在當時書局林立的四馬路并不算大新聞。上海作為近代出版業(yè)的中心，報館書社不計其數(shù)，當時文明書局、商務(wù)印書館、點石齋書局等早就在業(yè)內(nèi)聲名顯赫，要想在同行中嶄露頭角并非易事。但彪蒙書室顯然有備而來，很快在一開間的門面里，通過編印大量小學白話教科書，開辟出了自己的市場。

彪蒙書室1903年初創(chuàng)于杭州，由錢塘人士施崇恩主持，戴克敦、錢宗翰、李思慎等人亦有參與。施崇恩，字錫軒，候補知縣舉人，來滬前在杭州六克巷內(nèi)的施氏彪蒙學校教書。錢塘施氏多半為施耐庵后人，施崇恩的生平資料十分有限，據(jù)學界初步整理，可知施氏彪蒙學校編印的教材幾乎包攬了整個杭州蒙學。在鄭逸梅的《書報話舊》中，也記載彪蒙書室在杭州便以編輯出版《繪圖識字實在易》立足。“實在易”系列，顧名思義，是一套普及國民教育的圖文教材，其亮點在于為每個字設(shè)計的配圖。這在如今看來幾乎是識字教材最為常規(guī)的編寫模式，在當時的同類圖書中卻非常少見。

施崇恩在該書凡例中，對編寫教材的宗旨，選字的標準和分類，編寫體例等做了詳細的說明，稱“要使我中國的男男女女大大小小，無一個人不識字”。他選取三千個常用字，除配圖外，加以文言和白話的解說，并標上反切以明讀音。更重要的是，他對所有字進行了“實字”與“虛字”的分類，“那呆字歸并實字類，那活字歸并虛字類，至于然而所以之乎者也等極虛的字，另集擺一處，細細分出門類，編成《速通虛字法》一書”。

按照現(xiàn)代漢語的劃分，施崇恩所謂的“實字”大致以動詞名詞形容詞為主，而所謂“虛字”則多為副詞。名詞如桌椅板凳等自然容易配圖，但施崇恩為虛字配圖也頗有心得。譚彼岸在《晚清的白話文運動》中，特別提及施崇恩編寫的《速通虛字法》如何配圖：“每一類虛字先用白話問答體解說清楚，然后舉例做練習，把‘文言’虛字嵌在‘俗語’里面，要文言虛字依靠白話解說才能指代它的使用法。”茅盾也提到了《速通虛字法》的插畫讓他記憶猶新：“例如用‘虎猛于馬’這一句來說明‘于’字的一種用法，同時那插畫就是一只咆哮的老虎和一匹正在逃避的馬；又如解釋‘更’字，用‘此山高，彼山更高’。這么一句，插圖便是兩座山頭，一高一低，中間有兩人在那里指手劃腳，仰頭贊嘆。”從這幾句描寫中，依稀可以想象出彪蒙書室插畫之生動。

當然，如此粗疏的分類法到底還是會導致一些問題，比如面對歸入“實字”的形容詞，施崇恩就很費腦筋，且不說“藍”只能解釋為“洋藍的藍”，“紅”是“紅綠的紅”，遇到“新”“舊”之類更是只能無奈解釋為“新鮮的新”和“是不新”，相當于沒有解釋。

雖然編寫體例尚不成熟，但《繪圖識字實在易》開辟出了一整套以“繪圖”為賣點的蒙學系列教材，在1905年遷往上海后，“實在易”的規(guī)模也日趨龐大。有《造句實在易》《論說實在易》《修身實在易》《唱歌實在易》等等，僅書名中包含“繪圖”“圖說”“精圖”“圖畫”的就有近四十種。施崇恩的版權(quán)意識極強，不僅在教材封面上標明“翻印必究”，在《繪圖識字實在易》封二還附上了官方認證的版權(quán)批復。施崇恩稱彪蒙書室所編教材新穎之處，在于“將四書朱注，演為白話，并附西學淺近新義，使入學幼童讀四書不及兩年即可卒業(yè)，而于格致理化諸科學亦略識途徑”，由此請示可否禁止其他書社翻印，出自“欽命二品頂戴江南分巡蘇松太兵備道袁為”的批復予以肯定。

可以說，除了“繪圖”以外，彪蒙書室的另一亮點，就是用白話釋四書五經(jīng)。白話釋經(jīng)，不僅借著癸卯學制的“東風”，讓彪蒙書室名利雙收，也由此橫生枝節(jié)，最終讓彪蒙書室一蹶不振。

對于教材的編審，清政府內(nèi)部一直有“國定制”與“審定制”之爭，前者代表人物為孫家鼐和張百熙，認為教材應(yīng)全部由國家統(tǒng)一編定，后者代表人物為張之洞，認為民間編寫的課本經(jīng)由國家機構(gòu)審定，可補國定教科書之不足。經(jīng)過數(shù)年醞釀，1904年中國第一個近代學制“癸卯學制”正式頒布施行，其中總綱《學務(wù)綱要》明確了教材國定制與審定制相結(jié)合，“京外官局私家合力編輯”。雖然清政府力推“國定本”，但“國定本”編寫周期較長，內(nèi)容又相對迂闊，根本無法與求新求變、形式多樣的“審定本”競爭。而清政府此時氣數(shù)將盡，也無力對民間教科書進行真正意義上的審定和約束。本就欣欣向榮的民營出版業(yè)早就聞風而動，進一步借編印教科書占領(lǐng)市場。1906年，據(jù)上海書業(yè)商會出版的《圖書月報》統(tǒng)計，入會的民營出版社已有22家，彪蒙書室亦位列其中，在商務(wù)印書館、開明書局、文明書局等知名出版社中爭得了一席之地。同年學部第一次審定初等小學教科書暫用書目，共審定教材102冊，其中由民營出版機構(gòu)發(fā)行的就有85冊，可見教科書市場幾乎已是民營出版社的天下。

彪蒙書室所編教科書，雖以蒙學為主，但也涉及時政與愛國教育。如《繪圖中國白話史》四冊匯集了古今中外歷史名人，又有“中俄交涉圖”等，旨在培育學生的愛國心。然而，1909年4月16日，書室突遭學部查禁，除《繪圖蒙學衛(wèi)生實在易》之外的所有教科書均在查禁之列，這對兩個月前剛剛出版第五版《蒙學論說實在易》的書室來說不亞于當頭一棒。

5月11日《學部官報》刊《學部咨照各督撫嚴禁各學堂用彪蒙書室各教科書》，逐條列明“罪狀”，除體例方面“不合教科之用”外，又有幾處閃爍其詞，更需深究。其中《繪圖四書速成新體白話讀本》首當其沖，學部稱“中說大學明德，忽羼入德律風，天下平忽羼入水平，并各繪一圖”，而《最新初等小學地理教科書及教授法》，有“古時風俗男女皆束發(fā)入□，本朝以來男子垂辮女子喜纏足，又謂尊孔不過借收漢族之心”，上述種種皆有誤人子弟之嫌。根據(jù)施崇恩上交學部的請示，按照學部審定的最初設(shè)想，白話譯四書應(yīng)教導學生何謂“大學明德”，何謂“天下平”，不料施崇恩“另辟蹊徑”，落足于新事物的音譯詞，在“中體”中明目張膽摻雜“西用”，這讓學部官員難以忍受。而垂辮纏足之論，又涉及滿漢之爭，自然也觸到了清政府的禁區(qū)。偏偏《繪圖四書速成新體白話讀本》的“白話序”稱：“我們做這種四書的解說，不過借此開些風氣，實際用開導順勢的法子”，言之鑿鑿，無怪保守的學部憤憤然，斥其“實足誤學童而滋謬種”。

查禁令雖發(fā)，但顯然正值歷史節(jié)點的學部已無力落實。彪蒙書室究竟何時真正退出歷史舞臺，至今眾說紛紜。通行的說法是1917年書室盤給了廣益書局，學者石鷗發(fā)現(xiàn)1933年依然有彪蒙書室課本再版發(fā)行，在坊間依然流行，只不過總發(fā)行改成了廣益書局。施崇恩和彪蒙書室“以小博大”的歷史，還有諸多細節(jié)尚在迷霧中，留待后人發(fā)掘。

（作者單位：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