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勇的名字和故宮是聯系在一起的。祝勇是沈陽人，大學畢業后留在北京工作，從盛京到帝都，此心安處便是吾鄉。2011年，在完成“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紀錄片后，他便一腳踏進故宮文化傳播研究所的大門，一腳踏進故宮悠遠的歷史。人生閱歷是寫作者的第一素材，所以祝勇是存儲了巨額故宮歷史素材的“富翁”，用密集的文字書寫，為讀者開啟一個又一個故宮盲盒。他的好朋友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書記處書記邱華棟老師說他最多的時候一個月寫一本關于故宮的書。2023年5月，以故宮文物南遷真實歷史撰寫的非虛構文集《故宮文物南遷》出版，祝勇用夯實的文字堡壘為讀者筑造了一座“紙上故宮”。

2025年是故宮博物院建院一百周年，祝勇的首部長篇小說《國寶》出版了，既是對故宮博物院成立一百周年的獻禮，更是一部厚重的時代之書。全書分“千年丹青”和“萬里河山”兩輯，洋洋灑灑60多萬字，以故宮文物南遷為時代背景，文本采用雙線敘事手法，歷史事件和文物護送者“那文松”家庭的聚散流徙并進，穿插糅合其他角色的遭遇和變化，講述其因南遷而驚心動魄跌宕起伏的家族史，以家映國，呈現了一個民族在危難中對文化根脈的守護。祝勇用學術的嚴謹娓娓講述文物的前世今生，客觀冷靜的語言解剖人性，刺探信仰，對家國情懷的展示，在史詩般的文學傳達之下，是對那些在迷茫混沌中尋找希望，在時代紛亂里堅守堅韌，在卑微里仰望光明的精神的致敬。

一、家和國：君問歸期未有期

“不管過去多少年，梅遇影依然清楚地記得，丈夫那文松在薄暮中走出家門的那一天，是民國二十二年，公元一九三三年二月五日……”

《國寶》是一部年代背景特別凝重的小說。祝勇在小說伊始就給出了一條清晰而懸疑的路徑，主人公那文松護送故宮文物的時間是明晰的，那是1933年2月5日的深夜，東三省（當時是東四省）的硝煙已燒至山海關，日軍鐵蹄近在咫尺，故宮文物危如累卵。正如小說本身，清楚的是護送文物離開北平這件事，模糊的是護送之路的不確定因素。

那文松作為第一批護送文物南遷的故宮人，在面臨岳父中風，妻子懷孕待產，家和國，似乎沒有選擇，諸多事蜿蜒其上，故事徐徐拉開帷幕。正如書中開頭的最后一句：說完就走了，此生再也沒能踏進這個門檻。暗合著那文松與妻子梅遇影今生的聚散離合。戰火的不斷蔓延，一萬多箱文物就像離家的孩子頂著槍林彈雨、自然災害、疾病瘟疫顛沛流離，歷時數十載，國寶南遷之路跨越大半個中國。那文松歷經磨難迂回曲折，始終追隨文物的遷移。梅遇影從期盼丈夫的身影到挺著孕身千里尋夫，遭遇被綁架、丫鬟被賣、兒子出生……千回百轉回到北平的家，母親蕭桂花已慘死日本人的屠刀下。陪伴父親梅從云度過了最艱難的幾年，父親以決絕地自殺成全梅遇影重新踏上尋夫的路程，卻又在火車站與兒子走失，從此天涯陌路，兒子成為她一生最徹骨的牽掛。

在故宮文物南遷的歷史事件中，有一個人是不能忽視的，那就是文物南遷發起者易東籬院長，這個角色有現實中的人物原型，就是故宮博物院第一任院長易培基先生。正是因為易東籬院長的未雨綢繆，他愛古物如生命，也是因為他的高瞻遠矚：遠到阿房宮，近到南京紫禁城，說不定哪一天，大火就會降臨在北平故宮的頭上。他從書冊中讀到當年火燒圓明園的景象：夷人燒圓明園，夜火光達旦燭天……這樣的文字讓他感到心驚膽戰，心有余悸，古物一旦損毀，就不能重生。 “千年丹青、萬里河山、億兆斯民，這些古物是我們文明的證詞，沒有了這些古物，我們中華民族上下八千年的文明就失去了依憑，成了口說無憑。”正是有了易東籬院長力排眾議，以一己之力找到“支點”啟動了文物南遷這個龐大又艱巨、艱險的工程，而他本人卻成為政治黑暗的犧牲品，被扣上莫須有的非法侵占、盜賣古物的罪名。家，成了回不去的方向，他在彌留之際說的是：我完成了屬于我的使命，沒有將故宮最重要的文物留給日本人……我們依然相信，即使易東籬院長知道自己后面的悲慘結局，當初他依然會選擇做“落子無悔的真丈夫”。

和哥哥那文松戲劇性的出場不同，弟弟那文柏一出場就是那個不確定時代有自己的信念和理想追求的進步青年，沈陽的家早已成為淪陷區，還在大學校園讀書時就已經感受到身處戰爭中，他毅然參軍，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從此，他南征北戰，戎馬一生。讀到那文柏，我想到了紅四方面軍戰績最輝煌的萬源保衛戰，當時僅有20萬人的萬源，參軍參戰的青壯年就達到了14萬人，締造了一城人民半城軍人的佳話，這就是魯迅先生說的中國脊梁。從上古神話精衛填海到愚公移山，古人有“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中國人更知道只有自強不息才能改變命運。再回到本書中，家國情懷是作者巧妙地嵌入文本里的文學絲線，男主人公兩兄弟那文松、那文柏和女主人公梅遇影的名字，松、柏、梅是對三人堅毅正直的暗喻，和中國人百折不撓的精神內核形成互文關系。

二、物與人：細膩的群像書寫

《國寶》是一部歷史題材小說，作為一名資深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祝勇既具備比常人更專業的領域知識，同時日積月累了豐富的歷史素材，這讓他更有優勢創作此類文學作品。故宮博物院有186萬件套的文物，在祝勇的眼里，每一件文物都可以寫成一本書。但怎樣寫出合情合理的詩意是很難的，因為分寸難以把握，專業知識寫得過于用力，容易一沉到底，顯得生澀、炫技；如果騰挪往上，又容易寫空、懸浮。在這部作品中作者顯然很用心，對于讀者來說，閱讀這類文學作品也是為讀者開啟一種新的閱讀體驗。看似波瀾不興，不動聲色地娓娓道來，但感覺十分貼切，就好像展卷人在我們面前徐徐鋪展一幅幅古畫。

北京故宮文物南遷是人類文明史上史無前例的一次大規模文物遷移活動，著名作家梁曉聲先生評價《國寶》這個書名，既是故宮人守護歷史傳承下來的珍貴“國寶”，又是整個小說濃厚的家國情懷，以及那些軍人身上所展示的刻進骨血的不怕犧牲、保家衛國的精神，同樣是中國文化的“國寶”，它是我們珍貴的精神文化遺產。

祝勇在創作談中說，非虛構作品是寫文物南遷這個過程，他希望通過文學想象，把讀者召喚進100年前時間的空間里，宏大歷史事件和紅墻外的一豆燈火，北平冬天恢宏浩蕩的大雪，古蜀道上盛滿文物的木箱咔哧咔哧的聲響，讓讀者如臨其境，如見其人。

小說是以假寫真，小說中的人物、情節可以虛構，并盡可能滿足戲劇感，但小說所鉤沉的氛圍感、時代感必須真實。祝勇說為了讓人物有血脈感，要通過大量的細節來豐富他，這樣才能讓人物立起來，祝勇的確做到了。

《國寶》中大量運用方言，底層物質生活的細節，它們和諧構建成小說結實的肉身：寫祥子拉起洋車的動作，祥子在神武門“趴活兒”；在過去的北平，洋車不能被叫成“黃包車”，也不能叫成“人力車”；那文松看他岳父吃早點，他一手捏著焦圈兒，蘸一下豆汁兒；還有文中提到的“窩脖兒”“綹門”等都是舊時社會的行話；那文松是東北人，在描寫他的心理活動時會經常用到東北方言“癟犢子”“埋汰”；寫杜十三和郭之南分別時說“囫圇個兒地”回來，臭剃頭的“小力巴兒”，寫獨具慧眼的文物鑒定師，十只“老西子”也頂不上一只百靈鳥，寫梅從云懷念北平城“雜拌兒”，這些都是帶有“京味兒”的方言；那文松在醫院偶遇的受傷小兵，小兵說話帶著濃重的鼻音，他是永濟人；那文松和沈芷伊第一次在醫院的對話，沈芷伊的語言就是濃郁的成都方音；還有那文松第一次在梅遇影家過春節，請過財神，全家人都要“踩碎（歲）”、吃“更歲餃子”，寫梅從云燃放爆竹，在冷風中燃起一根“煙卷”，再用“煙卷”點燃爆竹的藥捻兒，老北京人最早吸煙是吸旱煙，據說這個習俗是旗人入關后將這一習俗帶入關內。到了1897年，美國商人菲利克將首支機制卷煙帶入上海，就開始有了“煙卷”，并很快傳入北京。小說的時代背景正是20世紀初，所以梅從云點燃鞭炮用的是“煙卷”。小說中還有大量類似的細如發絲的細節，這些充盈的細節活色生香，都是照見歷史現場的棱鏡，帶領讀者穿越歲月的軌道抵達歷史現場，感受真實可感的煙火日常，這些細節的抒寫成為祝勇《國寶》的靈魂，充分體現了一個優秀小說家具備的感知生活的能力。

正因為有了這些歷史中的日常，祝勇筆下三大群體的人物形象才有了真實的骨感。一個群體是易東籬、馬衡嶺、那永城、那文松、那文柏、梅從云、丁彤云、唐知微、呂醫龍、趙庭葦、郭之南、沈芷伊、杜十三、梅從云、丁鐵竹、李壽民、宋摩詰、林道玄、方提迦、梁謝赫、唐令穰、蕭元瑜……他們堅守著中國人的氣節，寧死不當亡國奴，在國運最低谷時人性的溫熱悄然滲透，他們守望相助，在書里活成了星漢燦爛的群像。

另一個群體是：真正文物造假的參與者王濯纓、郎山岳，誣陷易東籬院長的石不言，專制假印的篆刻師金百川，為日本人當狗腿子的常知白，綁架梅遇影的藍星宇……他們有自己人性的弱點：貪婪、自私。祝勇在刻畫他們時卻沒有將他們刻畫得一無是處：金濯纓為那文松打開監獄的后門，郎山岳主動交出《松柏寒盟圖》，石不言對易東籬院長的懺悔，常知白給梅遇影留下的光洋，主動給梅遇影介紹中醫；為了給自己延續香火的藍星宇，民族大義面前絲毫不含糊。他們內心的陰影里還殘存著人性的磷光。

還有一個群體，他們在時代洪流中泯滅了人性：梅遇影因父親咳嗽去藥店買中藥，卻不想買回來的竟是鴉片；獄中少年因饑餓難忍被獄友疊羅漢翻窗到隔壁廚房，不料一頭栽進正在煮湯的鍋里，而獄友卻瘋狂地舔舐他受傷皮膚上的雞蛋羹；還有人販子張二驢，專門販賣因戰爭喪失父母的遺孤。這讓我想起魯迅先生的《藥》里，販賣“人血饅頭”的康大叔。作者批判他們人性的扭曲、麻木、陰險、狠毒、猥瑣、卑劣、愚昧。

三、表與里：小說的隱秘含義

小說開始用電影鏡頭聚焦式地抒寫那文松的那雙手，他的小楷有長槍短戟的氣勢，那一捺可以飛到窗外，寫得出神入化；還有故宮人看他捆綁文物箱時，看他修長的手指在眾人的目光中如魚得水般地游走，那文松的手雖然不能與觀音菩薩相比，卻可以為古物化解災厄，后來在監獄中受到酷刑手指受傷，卻又在護送文物的路途中出車禍，受傷的手指再度受傷最后截掉食指，心靈受到極大的創傷。心灰意冷之時那文松看到醫院里那些從戰場上下來的傷兵，心靈再次受到震撼，也是他的一次精神洗禮，這樣的描寫將主人公那文松的人物形象表現得層次更豐富，細節更飽滿。同時也暗喻我們中華民族只有經歷過這段絕境才能涅槃重生。

小說中濃墨重彩地描寫了春節和中秋節，每個角度，每個細節都是老北平的風物和氣息，讓讀者在這座歷史悠久的帝都沉溺，我甚至懷疑祝勇是從民國穿越過來的。而這兩個節日，恰好都暗喻著“團圓”，同時也映射出“人在，文物在，家在，國在”的精神內核。

小說中還有很多潛文本。梅遇影填寫的九九消寒圖；那文松南遷路上郵寄給家里的家書，“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折射了中華郵政總局在戰火中依然維持著運營，創造了世界戰爭史上的奇跡。那文松和丁彤云一起展開《溪山行旅圖》，那文松說從畫上看到了他們自己，為躲避戰火保護古物，馱著古物東奔西走。那文松以及南遷路上的故宮人，在死亡隨時都會發生的陰影下，反而綻放出浪漫的詩意，他們是暗夜里綻放的火紅杜鵑花。

文中有一句話提到了顧愷之的《女史箴圖》，由于小說的容納力，作者沒有更多的闡釋，但給我的印象極深刻。因為這幅珍貴的古畫現在是大英博物館的鎮館之寶之一。在這本書之外還有一段我們不能忘卻的歷史，自鴉片戰爭以來，近1700萬件中國文物流失海外，它們成為海外近200個博物館的鎮館之寶。在大英博物館，沒有一個中國人可以笑著走出這里的大門，這里展示的文物有23000件來自中國，幾乎覆蓋整個華夏文明，而更諷刺的是它的三大鎮館之寶除了文中提到的《女史箴圖》，還有敦煌經卷、三彩羅漢，這些都是那段屈辱歷史滴血的悲歌。

火燒圓明園后法國遠征軍上尉巴特勒非常自信地給法國大文豪雨果寫信，想借用他的顯赫聲望為自己遠征中國的“勝利”歌功頌德。雨果在回信中這樣寫道：在世界的某個角落，有一個世界奇跡。這個奇跡叫圓明園。藝術有兩個起源，一是理想，理想產生于歐洲藝術；一是幻想，幻想產生于東方藝術。現在這個奇跡消失了。雨果把圓明園比作“巴特農神廟”，他憤怒地譴責英法聯軍的強盜行徑，稱他們是野蠻的掠奪，并表達對中國人民的深切同情。文化瑰寶是民族的，更是全人類的。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也是抗日戰爭勝利80周年。在這樣一個歷史節點，《國寶》的出版發行有著里程碑式的意義。故宮博物院和臺灣故宮博物院共有250多萬件文物，其中有100多萬件文物經歷了戰火的洗禮，給這些文物更增添了厚重感，凝結了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

文物是沉默的歷史，我相信，讀過《國寶》的人再踏進博物館，除了欣賞文物的精美還會多一分敬畏之心——對創造這些藝術瑰寶的先民，對守護這些文化星火的民族英雄。祝勇以《國寶》命題，以文學藝術的方式抵達歷史的縱深，也是對中華民族的來路和去處的永恒追問，《國寶》因此有了思想史的意義。

祝勇擅長寫美學散文，我讀過他很多作品，他的筆觸始終是帶著詩意的。從散文到長篇小說，他擺脫了美學散文創作的束縛，讓想象在文字世界里飛揚，用豐贍的筆觸書寫宏大歷史中的細膩褶皺，這不啻是作者創作的一次跨越。祝賀祝勇，也希望他迎來小說創作的又一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