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養院的故事在我心里珍藏了七八年。

1938年初春的上海“孤島”，滿目焦土，遍地戰火，寧波籍商人竺梅先目睹大批兒童流離失所的慘狀，做出了一個決定：籌建災童教養院，收容并養育因戰爭而流離失所的難童。戰爭年代，要迅速建一所既“教”又“養”的災童教養院談何容易！竺梅先積極奔走，力邀尚在滬浙地區的社會名流和外籍人士加入，定名“國際災童教養院”，親任院長，其夫人徐錦華任副院長，主管院務。災童人數達600人左右，年齡最小的僅4歲，最大的15歲。

我在報紙上讀到這則舊聞時，當年教養院的孩子大多已經過世，只剩下零星的幾位年近古稀的老人。其中一位老人登報尋找當年青梅竹馬的一個女孩，回憶起當年在教養院里的時光。我被這個故事深深地觸動，因為這不僅僅是兩個孩子的回憶，更照射出在那個滿目瘡痍的時代里，戰火中人們守望相助的精神花火。我開始默默收集整理有關教養院的資料，找到竺梅先后人為他祖父寫的傳記，閱讀《奉化國際災童教養院史料集》。歷史的鐘聲在我的腦海中反復回響，故事的萌芽也在我的心里悄然生長著，直到有一天，它破土而出。

寫作的每一天，我的內心都被一種使命感鼓噪著，我想用兒童視角來書寫一段有溫度、有力量，也有聲音的記憶：孩子們成為孤兒之后的彷徨無助，來到教養院的欣喜，以及他們成長中所必須面臨的自我覺醒、克服困境的堅韌不拔；當然，還有竺梅先等人為改變這些孩子的命運而做出的種種努力。跟隨小說，我仿佛也變成一個當年的孩子，和教養院的孩子們朝夕相處，感受著山里的四季流轉，在教養院學習、生活，經歷瘧疾、饑餓，甚至死亡，和他們一起歡笑、流淚，熱烈而真實地生活著。

小說初稿完成后，我萌生了一個想法，去拜訪竺梅先先生的后人，也就是撰寫竺梅先傳記的竺士性先生。忘不了那天在上海，下著蒙蒙細雨，風雨中，一個清癯的老人快步朝我走來。他的眉眼和祖父竺梅先有幾分相似，我一眼就認出了他。他說話不急不緩，語氣溫和，顯示了良好的家風和教養。他帶來了先前我寄給他的初稿，是用A4紙打印的，但我再見到它時，它變得厚重了，幾乎每一頁都有標注，夾著各種標簽，有的是車票，有的是病歷卡……他溫和且有耐心地為我指出不合理的地方，告訴我真實的歷史應該是怎樣的，甚至連錯別字都一一指正出來。我要回了這份珍貴的校對過的手稿，感動地想，當年竺梅先先生也是用這樣的耐心和細心來辦教養院，徐錦華女士也是用這樣的溫柔來教育孩子們的吧？

從上海回來后，我去了一趟奉化，尋找教養院舊址。但我知道我找不到它了，因為它已經永遠地沉睡于一座水庫之下。青山依舊，萬籟俱寂，我在水庫邊佇立良久，想著當年的孩子們在這里度過的歲月，耳邊恍惚聽到了他們的朗朗讀書聲。水庫邊有一座亭子，是當年的災童們為了紀念他們的兩位院長蓋的，取了兩位院長名字中的各一個字，叫梅華亭，亭子里有一塊黑色的石碑，記錄了教養院的事跡。亭子的琉璃已經剝落，石碑也已破損。一路上，我的心里都彌漫著一種不可抑制的傷感。離開時，一低頭，驀然發現手腕上多了一塊黑色的墨跡，也許是剛才撫摸紀念碑時留下的。我的心里突然涌起難以言說的溫暖和感動，就在那一刻，我相信，竺梅先先生和他的孩子們穿越時空來和我握手了。

一個人生活在這個世界上，應該是個怎樣的活法？或許千百年前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早已寫下了答案：“人固有一死，或輕于鴻毛，或重于泰山。”顯然竺梅先先生是后者。為救戰爭災童于水火，在亂世中給他們一個安穩的家，他不惜散盡家產，直到生命的終結。這一段刻骨銘心的經歷，讓當年在教養院生活過的每一個孩子都帶著善的種子，如同蒲公英一般散落開來，綿綿生長。

在構思小說時，我遲遲沒有想好該用一個什么樣的題目。直到有一天，我在翻閱史料集時，看到文字記載，教養院里有一座鐘樓，每天孩子們上下課以及作息都靠鐘聲提醒。我的心里驀然一亮，在戰火連綿的歲月，教養院的鐘聲是多么難能可貴。鐘聲消散了槍彈聲，抹去了戰爭的硝煙，安撫了受驚的心靈。“這一刻，鳥兒不叫喚了，林間的松鼠也停下來，駐足聆聽。山林散發出更加濃郁的草木氣息，重重疊疊，像敞開了雙臂將這些在戰爭中失去父母的孩子擁在懷里。”

我鄭重地在紙上寫下：鐘聲。

在小說的結尾，維持五年的教養院終于面臨解散，孩子們不得不離開教養院。下山的時候，教養院的鐘聲又響起了，仿佛他們第一天到來時，但一切又都不一樣了。那不是悲涼的挽歌，而是新生的號角。鐘聲回響，提醒我們：有些光，不該熄滅；有些聲音，必須銘記。

（作者系兒童文學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