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90年代，恍然已經三十多年過去，那是我的小學階段。男生性子野，放學不肯回家，總想著約上三五好友再玩點什么。彼時網吧還是極其稀罕的去處，更多的“游樂園”都在戶外。抱上一個足球，往學校附近的工地旁一扎，合力抬起鐵柵欄，估算好距離，就是天賜的球門。現場看護的爺叔也友善，非施工時段，沒有安全之虞，樂得讓孩子們奔跑一會兒。

踢了大約兩周，少年的足球夢還來不及成形，爺叔的面色驀然變得鄭重。“下趟不好再來了。”他用上海話囑咐我們，“要起高樓了，金茂大廈。”說罷，他朝工地深處一指，眼神里有些微的閃爍。

那時的我不足十歲，哪里明白希望和憧憬的意思。面對爺叔指向的虛空，唯有滿心的不信。懷揣僥幸心理，此后的幾個月，我們循例前去，爺叔口中的“高樓”竟然真的拔節而起，如同一顆巍峨的鐵筍。

外婆家所在的楊家宅，換上了陸家嘴鮮亮的“路牌”，巨物般的樓宇相繼破土而出，哪怕在長身體，我也唯有不斷仰望的份。

這就是我對童年的第一印象：唯一不變的，是每天都在變。“寧要浦西一張床，不要浦東一間房”成了再也無人爭論的舊歷，報章電視上天天念叨的口號是：“一年一個樣，三年大變樣。”

用今天的眼光回溯，那是“一年更比一年好”的漫長周期的開始。

2010年前后，我在復旦大學新聞學院讀研究生，結識了施天權女士。她是我的師母，也是我的老師。只是，按老派說法，“余生也晚”，無緣在課堂聆聽施老師的教益，更多是在生活里接受無微不至的關懷。

在學生眼中，退休毫不影響施老師的時髦。每有聚會，她或旗袍，或洋裝，和年輕人一樣山青水綠，又深具世事洞明的氣定神閑。家中待客，她也始終從容，在書房、客廳和廚房間穿梭。我確信，這份一絲不茍，應是素日尋常。

偶爾和同學聊起，施老師身上為何毫無暮氣。大家各抒己見，未有確論。我也一直不明就里，直到讀完“海那邊的中國女人”愛情三部曲。掩卷之后，若有所思，原來，老師的“時髦”是因為恒定的力量與強烈的信念，當這些足夠穩固，自然能穿越飄忽不定的世運與沉浮起落的人生。

三部曲都與愛情有關，《愛情是不可替代的》《愛情是不離不棄》《愛情是奇跡》。另一個關鍵詞是“海那邊”，三部小說的主角都是漂洋過海的中國女性，或是創業者，或是大學老師，或是留洋的高材生。在我還懵懂地踢著野球的年歲，這些主角已經各懷心事地擁抱了異國社會的陌生經驗。語言的障礙，打工的疲乏，求學或創業的舉步維艱，唐人街琳瑯的霓虹燈尚且沒有一盞為她們點亮，后廚的油煙和肥皂水卻是身上洗不盡的余味。

她們的身上有背負。父輩遭遇的不平，子女深重的不解，和伴侶異地分離導致的隔膜。她們也面臨誘惑。成功者和上位者的青眼，驟然降臨的橫財，也包括疊影幻視真假難辨的愛情。但在跌宕的人生走向面前，她們有過猶豫、彷徨、失落和焦灼，最終都能一笑看風云過。

施老師筆觸所及，對華人在異國社會的生活有近乎全景式的展現。而具體到個體命運，每一人物的選擇也擁有共通的內核。用施老師的話說，闖蕩海外的中國女人有“撒手锏”：堅韌、刻苦和智慧。她“常被她們冥頑不化般的剛毅撞擊得心靈震蕩，總有一種想寫一寫她們的沖動”。

從我這個讀者有限的眼界來看，主角們精彩的人生際遇背后，那些沒有詳寫的“B面”，是理解這“三部曲”的鑰匙。

在留學已成常態的當下，上世紀80、90年代的“先行者”們踩著時代的“風火輪”，沖向未知的領地。她們無法確認，等待自己的究竟是什么，但對于時間將要揭曉的答案，卻飽含期待。

就像那一代不曾遠行，駐足上海、北京、深圳或任何中國的熱土上的人，見證劇變，心里也總是篤定的。百業興盛，高歌猛進，遭逢再大的挫折都不愿“躺平”，干勁似乎是血液里天然流淌的東西。按流行的話說，當時的人“內核穩定”。反之，樓宇鱗次櫛比，街區煙火繁盛，大城市發展得幾無立錐之地，人們卻習慣性地慨嘆：大都好物不堅牢，彩云易散琉璃脆。

激越與傷感，都是人所共有的情緒，并無高下之分。但我想象施老師“三部曲”中的女性形象，不知何故，總會記起金茂大廈工地底下看護爺叔的眼神。他當然清楚人生不易，卻對“還有明天”毫無疑慮。

1991年，音樂制作人李宗盛寫了《漂洋過海來看你》。異地的情侶，為了一次越洋重逢，會花半年的積蓄購置機票，連見面時的呼吸都要反復練習。“情”字的分量，可見一斑。“三部曲”聚焦的也是那個年代，一個情關難過仍然趨之若鶩的年代。

直面“愛情”這樣萬花筒般的繁復字眼，施老師用“不可替代”“不離不棄”和“奇跡”去描述。我仿佛看見，她冥思苦想和奮力敲擊的每個瞬間，背后站著一代人的精氣神。

我們還相信愛情嗎？這是我不敢明確回答的問題，施老師卻寫了三部小說。我敬佩她的勇敢，也欽羨她的堅定。

駱賓王和納蘭性德都寫過“一生一代一雙人”。在一輩子的長度面前，詩人的愁緒因凄惻而美麗。然而，此刻，我更喜歡“三部曲”里的一洋一海數代人，正是他們驅策后留下的車轍和前行時挺拔的背影，成就了我們順風順水的來時路。

（作者系作家、編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