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20世紀90年代《科幻世界》編輯部為背景的“銀河編輯部”，宇航員正在打電話。圖為2023年“科幻世界·無限”宇宙之門超感科幻大展現場裝置。

張 杰 攝

改革開放時代，中國的科學文藝有從普遍的科學文藝向文學性的科幻小說轉向的線索。1991年是一個重要的時間節點。正是這一年，《科學文藝》更名為《科幻世界》。一方面，科普寫作和科幻文學（小說）分離，甚至某種程度上，科幻小說取代了文類豐富的科學文藝；另一方面，科幻小說在整個中國文學版圖進一步發展出相對獨立的文學疆域。

20世紀90年代以來，以韓松、何夕、王晉康、星河、劉慈欣等為代表，在幻想性和文學性向度，中國科幻小說接駁和并軌世界科幻小說，成為中國文學和世界文學“點對點”對話最活躍的文學板塊。這些作家中，除了王晉康生于1948年，其他都是“60后”作家。2015年，劉慈欣的《三體》獲雨果獎最佳長篇小說獎。從2015年至今，也是“80后”“90后”年輕的科幻小說家崛起的十年。

從20世紀90年代往前追溯，普遍的觀點認為，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是中國當代科學文藝發展的另一個重要時間段。這是改革開放時代中國文學的起點和初步展開的實踐階段。但在大的文學史敘述中，很少看到科學文藝如何有機地進入這一段當代文學史的敘述。當然，研究者有時會提及《人民文學》1978年第8期發表的、標注為科學幻想小說的《珊瑚島上的死光》，會提到這篇小說被評為“1978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將其作為科幻文學被主流接納的事實依據。

觀察改革開放時代中國文學的歷史起源，科學文藝確實是重要構成部分，但僅僅是《珊瑚島上的死光》一篇小說的發表和獲獎，理由是否充分？回到歷史現場，雖然1978年第4期《文藝報》的《新收獲》欄目發表了謝本張談《珊瑚島上的死光》的短文，短文還特別提到：“科學幻想小說《珊瑚島上的死光》發表后不久，一家外國報紙的駐京記者報道了這件事。報道認為這篇作品的發表，反映了蓬勃發展的中國文學的百花齊放景象，并說，中國流行科學幻想小說的日子可能會到來。” 但《珊瑚島上的死光》作為一篇在讀者中影響較大的科學幻想小說，“讀者的力量”可能是其獲獎所不能忽視的因素。可以佐證的事實是，《文藝報》有兩篇重要的綜論——何西來和田中木的《革命變革時期的文學——談1978年的短篇小說創作》（1978年第2期）以及馮牧的《文學創作上的豐碩成果——從群眾評選活動談短篇小說的新成就》（1979年第4期）都沒有提及《珊瑚島上的死光》，更不要說推介和評價了。

一直到1981年，鄭文光在《從科幻小說談起》（《文藝報》1981年第10期）中談到科幻小說境遇，一方面他認為：“優秀的科幻小說應當列入嚴肅文學作品之林。這種文學形式既繼承了古典幻想小說的傳統，又帶有嶄新的科學化時代的時代特征”；另一方面，他也看到文學界同行對這種新型文學樣式重視不夠。

因此，如果要證明科學文藝是改革開放時代中國文學發生的重要和不可或缺的力量，需要更充分地揭示改革開放初年，科學文藝如何發生、文體景觀以及和同時代中國文學之間的關聯方式。把這些問題研究清楚，從改革開放時代的文學史邏輯，可能找到今天所強調的科幻文學經由幻想對歷史和現實超越性的反思、詩性哲思和思想實驗諸種文類屬性和起點；同時，也有可能重審改革開放時代中國文學多點位發生的歷史起源。

1978年3月 ，全國科學大會召開。科學技術是生產力，“四個現代化”尤其是科學技術現代化，催生“科學的春天”的來臨。以此為起點，中國人擁有了改革開放時代的科學新生活。而且，“文學的春天”和“科學的春天”是結伴隨行的。全國科學大會之后，復刊的《文藝報》1978年第1期發表了巴金的《迎接社會主義文藝的春天》。此前，《人民文學》1978年第4期“科學大會專輯”，發表了華羅庚的詩詞、柯巖寫科學家陸埮和羅遼復的報告文學《奇異的書簡》以及秦牧的科學大會報道《向科學技術現代化進軍的戰鼓》，同期還有讀者關于《哥德巴赫猜想》的來稿、來信選登。

其實，更早時，徐遲的《哥德巴赫猜想》（《人民文學》1978年第1期）和《生命之樹常綠》（《人民文學》1978年第3期）先后發表。就像徐遲在《生命之樹常綠》寫到的：“文學與科學之間是有通道的，發表創作及發明創造，在這一點上終究是統一的。” 《珊瑚島上的死光》雖然是1964年的舊作新寫，但新寫和發表都是在“科學的春天”。被《人民文學》青睞的不獨獨是科學幻想小說，《人民文學》1978年第9期散文欄目的頭題發表的是高士其的科學小品《我們肚子里的食客》。《珊瑚島上的死光》和《我們肚子里的食客》先后在當時最重要的文學陣地上發表，啟發我們思考的是，改革開放初年，文學可能并不排斥科普寫作。而從世界范圍內現代思想史的角度看，科普寫作一直承擔著傳播新知和啟蒙的責任。

如果擴大檢索的范圍，舉一個例子，1980年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科學幻想小說選》，該書的“編后記”談到，閱讀這本書，“青年讀者也會增加一些關于天文、星際航行、生物、智能機器人、考古等方面的知識”。科普和科幻可以合體，也可以分而治之。和今天的科幻小說有所不同，當時的科學幻想小說，科學新知和啟蒙可能反而是優先級的。

《科學幻想小說選》的入選作者肖建亨、童恩正、劉興詩、遲叔昌等也是1963年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的科學幻想故事集《失去的記憶》的作者。和同時代中國文學一樣，“歸來的寫作者”是改革開放初年科學文藝的重要力量。更重要的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科學幻想小說對科學新知的渴求和未來世界的暢想也是一脈相承的。《失去的記憶》內容提要介紹：“《失去的記憶》是寫一個醫學專家利用生物電，使人回憶起了已經沒法再想起的往事。《藍色列車》描述了人們在海底筑了一條鐵路，這條鐵路從遼寧的旅大到山東的蓬萊，使北方和華東的交通線大大縮短了。《煙海蔗林》寫的是利用工廠煙囪里的廢氣，大量制造糖的故事。《鄉村醫生》是寫人們發明了能給人診病的機器醫生。”而葉永烈的《小靈通漫游未來》（少年兒童出版社，1978年8月）通過小靈通漫游未來市，展望未來科學技術的發展和人民幸福生活的燦爛遠景。

因此，科學幻想小說接力書寫的中國人的“未來城”夢想，正是改革開放初年最典型的現代性文學母題。從母題的角度，科學幻想小說的中國人的“未來城”夢想既是“科學的推想”，也是改革開放時代中國人未來科學生活的發明，可以并軌到五四新文學所開創的傳統和現代沖突、對話的現代性議題。“未來城”夢想的樂觀想象和20世紀90年代以來“未來城”夢想的反思在文學史脈絡上的對話性也是顯然的。尤其意味深長的是，根據1961年初稿改寫的《小靈通漫游未來》，和“傷痕文學”代表作《傷痕》的面世都是1978年8月。

科學的新知可能成為舊知。科普文學和科學幻想文學的分野可能正在于此，科學幻想可能創造、發明、反思未來/未知/未卜的科學生活。童恩正認為，《珊瑚島上的死光》意圖“絕非向讀者介紹激光的常識，而是想闡明在階級社會中自然科學家必需為一定的階級利益服務這樣一種道理。”在他的另一篇創作談《關于〈珊瑚島上的死光〉》中，他提及這篇小說的初稿寫于1964年，“當時激光出現不久，幻想一種威力強大的激光武器，還算新穎的。不過到七十年代后期，激光武器已經投入實用，這種科學幻想就顯得陳舊了”。這意味著《珊瑚島上的死光》正式發表的1978年，其科學幻想小說的“未來/未知/未卜”，有一定滯后性，但童恩正所說的“一種道理”以及承擔一種道理的“科學家”文學形象，卻有其應時的文學性和反觀的文學史價值。

魯迅作于1907年的《科學史教篇》，既講科學的啟蒙意義：“蓋科學者，以其知識，歷探自然見象之深微，久而得效，改革遂及于社會，繼復流衍，來濺遠東，浸及震旦，而洪流所向，則尚浩蕩而未有止也。”也描畫了理想的科學家形象，尤其突出了科學家“愛國出于至誠”，其現代科學家形象則是“科學者，神圣之光，照世界者也，可以遏末流而生感動。時泰，則為人性之光；時危，則由其靈感，生整理者如加爾諾，生強者強于拿坡侖之戰將云。”時間過去幾十年，《珊瑚島上的死光》回蕩的正是魯迅關于科學和科學家精神的余響。這樣看，《珊瑚島上的死光》讀者的反響究竟是科學幻想小說文類的“異質性”和“陌生感”，還是“科學的春天”召喚的時代情緒？對此，可能需要重新思考。

事實上，“科學家形象”確認是和“傷痕”確證幾乎同時到場的。“傷痕”的確證，在科學幻想小說中，像鄭文光的《地球的鏡像》《星星營》和魏雅華的《溫柔之鄉的夢》等作品中，其實是被忽略的。這些作品需要新的重讀，并建構性地參與到既有的改革開放時代的中國文學史敘述。同樣，“科學家形象”確認，也帶著時代文學新人塑造的典型癥候，是作為改革開放時代中國文學的重要起點。我們熟悉的徐遲的報告文學、科學幻想小說，鄭文光的《古廟奇人》、王曉達的《冰下的夢》、金濤的《月光島》、葉永烈的《腐蝕》等小說都在進行著“科學家形象”確認。只要稍微熟悉中國當代科幻文藝史，就會意識到上面提及的這些文本，正是改革開放初年最重要的科學幻想小說。而且，像《珊瑚島上的死光》《腐蝕》都發表于《人民文學》，《地球的鏡像》《溫柔之鄉的夢》則分別發表在《上海文學》《北京文學》等改革開放時代重要的文學刊物上。

如果說前面討論科學幻想小說的“未來城”夢想的親緣議題，還有研究者的預設，我想進一步說明的是，當我們回望改革開放初期的科學幻想小說，最重要的文學遺產，除了姓“科”這個相對獨立的文類屬性，還有很重要的一點，那就是科學幻想小說和同時代文學之間是無隔的，也就是說，科學生活和同時代文學是互相關聯的，從來不是在狹隘的科學幻想小說內部寫科學幻想小說，這和今天在類型文學框架下寫科幻小說和研究科幻小說，并因此形成的圈層化和部落化，有很大不同。

今年7月，南京師范大學和譯林出版社共建科學和文學創意高等研究院。其間，和譯林出版社負責類型文學中心的吳瑩瑩討論“科學和文學創意”的英文翻譯——涉及“科學和文學創意”的構詞，是“科學”和“文學創意”，還是“‘科學和文學’創意”。表面上看，中英互譯是語詞選擇，其實也關乎如何理解今天的科學文學。事實上，哪怕具體到中國科學文藝史上也有科與文、軟與硬、科普與科幻等一系列的爭論。譯林出版社的“幻系列”書系，包括了凡爾納、星新一、小松左京、安迪·威爾、約翰·斯卡其爾、特德·姜、小林泰三、萊姆、克里斯托弗·保利尼、瑪麗·雪萊、潘海天、飛氘、江波等的創作以及詹姆斯·岡恩編輯的《科幻之路》。順便提及，有兩篇中國科幻小說收入《科幻之路》，分別是鄭文光的《地球的鏡像》和葉永烈的《腐蝕》。這些小說都植根于同時代的科學生活和文學生活，其“科學和文學創意”的能量可以超越科與文、軟與硬、科普與科幻非此即彼的兩分法。在這里，科學創意和文學創意相互激活而生發出新的“‘科學和文學’創意”。如此來理解科學文藝之“科”，就不會僅僅設限在科學和科技知識，而是既包括已有科學知識，也包括已有科學知識生發的推理和推想，更強調科學之于社會轉型、思想文化更生和文學創造創意的能量。

（作者系南京師范大學科學和文學創意高等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