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是熱門作家作品及跟風圍堵似的批評，一方面是難以出頭的新銳作家作品和批評的集體失語，這是文學創作與批評之間長久保持的一種非正常關系。《青年作家》立足青年，長久關注扶持新銳作者，令人感動且時常給人帶來驚喜。這一期推出的三篇作品，盡管風格各異，但其小說味十足，質地明晰且各有所長。更讓人意想不到的是，三篇完全不同的小說，竟然都與時代結合緊密，均不同程度地對特定時代之痛和人性之殤進行了無情的揭示和批判，盡管尚有細節值得商討，但無法掩蓋它們的藝術質地和精神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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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類經濟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中，房產經濟給現代人民生活帶來的巨大影響可謂深刻而持久。房產經濟時代的生活萬象，成了世界各國現實主義小說作家創作的重要題材，比如，美國知名作家和社會問題研究專家馬修?德斯蒙德的《掃地出門》，就是一部備受關注的聚焦美國社會極其嚴重的住房問題的長篇小說。一段時期以來，國內關于房產經濟時代的小說、影視劇也十分火熱。朱霄的短篇小說《孽債》，道盡房產經濟下的時代之痛與人性之殤，可算房產經濟降溫后一篇不可多得的佳作。

小說以兩家人圍繞買賣同一套住房引入，在有限的篇幅中，巧妙地鋪開了兩張看似不同實則又有太多雷同的圍繞房產核心問題的百姓生活圖景。責任、利益、壓力、算計、親情、婚姻、扭曲、病態、生死，一系列熟悉而又痛心的問題迎面撲來，令人應接不暇，深陷于小說營造的情緒之中。

在有限的篇幅中，作家將圍繞主要矛盾的真實生活細節集中在一起，形成強大的藝術沖擊力。小說圍繞梧桐小區26號樓二單元401號住房，牽出了邵瑞云和包工頭魏明旭支離破碎的家庭，這曾是他們的婚房，如今卻景象慘淡：“陽臺上只剩下一棵發財樹，葉子發黃，看著蔫得撐不過兩周。”在十八年各種難以扯清的利益糾葛中，在邵瑞云毅然決定離婚的當口，丈夫魏明旭突然去世，為了未來的生活，房子也即將易主，就算在這樣的境況下，“成了人精”的小叔子魏明延、強勢的小姑子魏曉麗依舊自私地沉浸在自己那一地雞毛的生活中，打起了邵瑞云賣房款的主意。同時，也牽出了買房人郭詠、李彩興夫妻艱苦而近似病態的家庭。如當下的邵瑞云賣房逃離一樣，當年丈夫老郭做工意外去世后，賠的錢全被婆婆吞了去，母親楊淑娥為了逃避爭執，帶著兒子郭詠進城打拼，風餐露宿，吃盡苦頭。好在郭詠爭氣，完成學業并在城里有了正式工作，但兩代人拼盡全力，也沒有買上屬于他們自己的房子。更遺憾的是，母親去世，連墓地都成了問題。最后，郭詠拿出了母子的全部積蓄，再加上老丈人幫助的十萬元，終于買到了梧桐小區那套住房。可是，因為孝道，他們病態的生活才剛剛開始。

小說《孽債》中的故事，作為經歷過房產時代的人，絕不算陌生。在現實壓力下，包工頭魏明旭面對親人的無盡索取，面對工程款拖欠的壓力，面對家庭看似可以理解實則難以調和的矛盾，最終上吊自殺；無奈之下，母親楊淑娥的骨灰盒也只能和郭詠夫妻同住，這和現實生活別無二致。在房產經濟時代，多少幻象的美麗泡影，膨脹著人們的欲望，在時代的疼痛和痙攣中，放大了人性的自私貪婪和善惡美丑。小說的故事，圍繞著房子、錢和病態的爭執展開，然而，故事的實質，是家、是責任、是孝道、是悲憫和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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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于《孽債》的嚴肅，蔣文龍的短篇小說《電影導演遇險事件分析》完全是另一種不同的風格。沒有厚實的現實鋪墊，也沒有復雜的人物關系，只以主人公“我”的視角，抽離現實生活中最重要的一兩個人物，圍繞一個特定事件，并帶著機智而俏皮的口吻展開敘述。這類小說更強調“我”的主觀心理意識，也更考驗作家講故事的能力和水平。小說同樣帶著明顯的時代痕跡，并對人性的幽微進行了無情的揭露和批判，把“我”的夢想、迷茫、妥協，以及吊兒郎當的不屑、困惑與堅守展露無遺。

小說開門見山：“縣城里出了兩件新鮮事，其一是前些日子縣城里來了一群拍電影的，其二是昨天晚上劇組的導演腦袋被人拍了一板磚。今天一早，警察找到我，說我是行兇的最大嫌疑人。因為劇組的人說，昨天晚上和周導一起去勘景的只有我。”大學畢業待業準備考研究生的“我”和小說僅有的兩個重要人物——縣中歷史老師唐響以及周導順利出場。接下來在派出所審訊室的一段對白，迅速說明了小說人物的關系，更進一步推進了小說的懸念。導演是不是“我”拿板磚拍的？“我”喜歡唐響，“我”為什么要拍周導？而且，“周導似乎很喜歡我。”

小說有一個很有意思的情節，比我年長的唐響總說“我”把事情想復雜了，說“我”寫詩也是“把簡單的事情說復雜了”。唐響的簡單是什么呢？是她有能力幫我落實了在周導劇組的工作？是因為別人覺得和“我”像師生關系就應該提出分手？是因為她父親介紹的是現實中有實力的出品人就應該結婚？而“我”的復雜是真的復雜嗎？“我”確實喜歡唐響；也確實沒法用現實來證明“我”喜歡唐響；我熱愛電影，所以聽導演說的話：“我們老板是你們這兒長大的，掏了幾百萬非要搞個長片出來。找來的編劇，寫的劇本像屎。”“我”立刻覺得：“我對他的厭惡少了幾分。”連在酒吧遇見的漂亮女人都明白的簡單道理：“不管是誰拍的，拍爛片就該被拍腦袋。”“我”卻沒有因此對導演動手，卻因為周導對我說了句出品人男子對唐響說的關于“可愛”的話，“我”才對導演揮起了拳頭。細想，唐響的簡單是真的簡單，而“我”的復雜可能是比唐響的簡單還更直接的簡單。

關于打導演的事情，在派出所“我”矢口否認，在唐響面前“我”卻老實回答：“那晚我們打了一架。我沒拿磚頭，只是給了他一拳。但大家談論的是板磚而不是拳頭。”“我”一味地堅持是拳頭而不是板磚，這種看似形式上的區別，卻是內心中最倔強的堅持。然而，在“我”被警察放了飛奔去民政局（阻止唐響結婚）的路上，“我”終于向現實妥協。當然，也有“我”不妥協的地方：“當世界變得不可解釋，我能做的只有等待，在絕望中等待，并且毫不動搖。”可以看出，“我”并不是不認賬的膽小鬼，但“我”究竟在乎什么呢？說白了，無非是理想、愛情和現實。

小說中的“我”，有些吊兒郎當，又明顯有些黯然神傷，就好像周星馳的無厘頭電影，讓平凡的“我”成為一個經濟時代的典型人物，面對充滿期許又充滿無奈的現實，發出了最孤獨又最瘋癲的吶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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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進入小說《一生何求》，我還簡單地以為這是一篇創作手法較為傳統的作品，在小說語言和故事設置上，沒有過多顯山露水，類似于國畫中的“白描”手法。然而，再往下讀，迅疾產生了新的想法。“如果蒙蔽雙眼就看不到婚姻里的欺騙與傷害，可是轉過身就聽見哭泣的聲音，該如何拉下歲月的閘門，挽留一片片隨風而去的落葉。”諸如這種充滿張力的語言，飛躍在小說故事之上，給人以無盡的思索和美的享受。如果說短篇小說《電影導演遇險事件分析》是善于講故事的小說，那么，艾諾依的短篇小說《一生何求》，就是善于一邊抒情一邊講故事的小說。

小說以多維視角，刻畫了“思慮周全的保守分子”葉如桐、大起大落的外賣員王亮、葉如桐離異的領導“美妞”、一心為家卻遭遇丈夫背叛的“打卡姐”安姐、老北京網約車司機王師傅等都市人物群像，并通過他們各自的生活，揭示了都市快節奏生活的洶涌，撕開了集殘酷、虛偽、現實、復雜、堅強、溫暖等多重內涵于一體的豐富人性。

由于物質條件的改善，人性的欲望也隨之快速膨脹。鄉愁、質樸和純真，已經一去不返。王亮就是這個時代的一個典型人物。王亮從鄉村走來，趕上了經濟快速增長的時代，以他的勤勞和沖勁，成功來得理所當然。他在北京開連鎖理發店，干餐飲、咖啡和花店，很快“在北京買房買車，甚至準備開拓新的事業版圖。”然而，時代的紅利來去匆匆，而膨脹的人性卻只見潮起不見潮落，行情急轉直下，合作伙伴背叛，資金鏈斷裂，接著公司破產清算，巨額債務纏身，“王亮從云端墜落，失去了一切。”好在王亮并不服輸，哪怕他還要經受生活更無情的碾壓：“那些曾經與他稱兄道弟的公司，現在連一個基層的職位都不肯給他。”為了生存，為了償還債務，他不得不穿上外賣員的衣服。

葉如桐離異的領導“美妞”，唯一的女兒去了時尚之都米蘭，她雖是半老徐娘，一天仍換兩套旗袍，無聊的生活總在她“破費”的聚會中開始，在各種打著現實生活深深烙印的八卦中結束；挺著大肚子的“打卡姐”安姐要照顧先天自閉癥的孩子，在高校任職的丈夫卻和剛入職的年輕小姑娘攪和在一起；葉如桐被從小鎮趕來的父母的催婚；被外賣小哥從小區往外扔出來的“鍋碗瓢盆”和“大幅的結婚照”……小說如電影蒙太奇一般，把這個特殊時代之下的人性善惡，和盤托出，直擊心靈。

葉如桐雖然工作穩定，但她對生活似也充滿厭倦：“她知道自己接下來的生活就是相親，結婚，生子，忙碌著生與死，被嚴格規定著從哪里進哪里出，該從何處張望或低頭不語，可浮動的靈魂在一個角落里能固定多久？”她心里充斥著愛情的熱烈、現實的無奈、生活的倦怠，矛盾讓她內心迷茫，而又表現得如“棗樹”一樣寧靜。

時代之痛，我們必須承受；人性之殤，我們也無法回避。小說《一生何求》以抒情的語言，以電影蒙太奇手法，猶如一把鋒利的手術刀，在劃破傷痛的同時，還帶著輕柔的美感。小說《一生何求》的成功，其抒情性的敘事語言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也表現出作家難得的跨越文體意識的創作能力。

盡管小說的結尾還是沉浸在迷惘之中，但小說依舊給我們展示了永恒的人性之光。“有一位老奶奶，每次他（王亮）去送餐的時候，都會給他遞上一杯溫水。”王亮內心堅強起來：“人嘛，只要活著，總能干些事情，誰還不能養活自己呢？”不是嗎？葉如桐最喜歡吃的西四包子鋪的包子，說不定哪天王亮就會送到她的嘴邊。

無論是風格迥異的小說語言，還是深刻緊張的矛盾沖突，抑或簡潔而形象的人物塑造，三篇小說都表現出色。短篇小說真實而集中的矛盾沖突，要具備強有力的邏輯和說服力，這往往不是虛構可以完成的事。文學評論家耿占春說：“一個小說家可能不是一個社會學家，但他無疑知道一種別人不甚了了的敘事形式的社會學。”顯然，在虛構之外，小說家必須具備對現實社會生活的敏銳洞察力。但這還不是衡量一部小說成功與否的唯一標準，如本期“新力量”欄目編發的三篇小說一樣，優秀的文學作品，絕不只是把社會和人性的丑陋剝離出來給大家看，它還有更重要的倫理使命，就是要在社會的殘酷和無序中完成對未來生活理想的重構，要在人性的解構和批判中完成對人性美好的現實重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