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生活離不開對“物”的使用，睡覺要床榻，吃飯要碗筷，農作要麥犁，過路要橋船。徐風的《江南器物志》便聚焦人與器物的互動過程，以江南“器隱鎮”為背景，用10個故事單元切入古鎮民生，展現出由“匠藝”層面深入“文心”內核的創作策略，“托江南之名，借器物說世”。

沈從文曾在自述對器物的喜好時說，“留心細物”是“對于美特具敏銳感觸”。徐風也是如此，他認為“器物是人創造的”“手藝人在它身上留下的靈光一現，由此接通了器物沉睡的靈性”，指出器物是人們生活趣味的投射。器物無聲地陪伴著人的生老病死，是對生命流經歲月的見證。

在《江南器物志》中，徐風通常從兩個方面來書寫“器物”。一是器物制作、使用過程里的感官體驗。在這里，他的表達力求令讀者身臨其境“美”的產生，進而領悟人與器物之間富有生命力的互動。

例如在《瓦片翻身記》中，湯效祖的恩師兼準老丈人顏文泰，為支持湯效祖鄉試趕考，特地準備了四件器物：雞翅木折疊油燈、青云劍、硯臺和竹編考籃。湯效祖帶著這四樣器物赴金陵趕考，燈以照人、劍可鼓氣、硯能啟筆、籃能保生，最后果真中了舉人。其中如考籃的制作要“細竹刀”“刀刃游弋”“竹片跳來晃去”，是“手—物”的完整動態過程。徐風通過勾勒出每件器物的形態、質感與使用感受，讓“器”的交接也承載人情。

二是器物使用過程里的敘事功能，引器物入人事，通過述說器隱鎮居民“或糾纏于器，或困擾于物”的故事，將器物的歷史“顯化”，與江南文明產生關聯。

書中的《龍骨水車》講述器隱鎮車水巷農民鄭龍大的一生，他的生命幾乎就是一部獨屬于江南水鄉的器物志。正月罌坑的麥鋤、春農的耕犁、麥收的篩谷匾……鄭龍大無一不精、無一不曉。七八月旱期，龍骨水車匍匐在河岸與水田間運轉，正如它的制作者鄭龍大在田塍上為農事奔走。引河水入稻田離不開龍骨水車，一如車水巷的人們離不開鄭龍大。他和村民用樸實的農具撐起了器隱鎮的農業民生。

不同于前作《江南繁荒錄》中設置三個“部”，以詞牌名（青玉案、聲聲慢、風滿樓）來統籌12個故事，分述歷史逸聞的寫法，在《江南器物志》里，徐風更強調“器”作為“物”的意義，開篇以《一部慢戲》作為全書概述，以器作為題名向外鋪開結構，卻不只是描述器物，而是加入豐富的歷史人情。如《鵲橋仙》《合歡桌》《瓦片翻身記》《一品當朝鍋》，讀者總能透過一兩件物，尋找到一個或幾個人的影子，進而擴大到全體小人物的生命痕跡。

作為地理坐標，“器隱鎮”則不但起到了建構全篇的作用，更承擔了模糊現實與虛構的重任。徐風實寫“器隱鎮”的博物志、口述史，實際上是為了在這背后“虛寫”一方地域豐富的生命力，重現太湖西岸重鎮的地方風物趣味。雞籠巷、大人巷、伙頭巷、百果巷、車水巷……紀實與推演如同電影鏡頭淡出淡入，歷史性與文學性相互滲透其中。

例如，《掃地成僧》借陳列在鎮民俗館的老物件講述“掃街佬”羅飯桶的一生。“一個人活在世上，需要一些依據來支撐”，羅飯桶雖然悄無聲息地離世，但他畢生搜集的器物還在。這些器物遍布歷史的塵土，被無數“器隱鎮”的人用過、挎過、丟棄過，是活生生的民俗記錄者。

為重返歷史語境，清理并還原真實的歷史場景，徐風在大量翻閱鎮志縣志、走訪調查后，使用“推演”的方式去還原羅飯桶的一生。掃帚作為器物是羅飯桶謀生的手段，煙殼酒瓶作為器物是羅飯桶娛樂的消遣，茶匙茶盞作為器物是羅飯桶精神世界的告慰。樸實、平凡、流俗的一生，恰如羅飯桶私人的收藏史。

因為民間文化的再發現和介入，羅飯桶那些曾被視為“垃圾”的收藏物，開始向藝術品轉化，進而上升為一種江南敘事的精神符號。生活在“器隱鎮”的人們，男人抽老刀牌、大前門、哈德門等民國有名的香煙，一方富裕的江南碼頭，各種好酒紛至沓來，故事伴隨著人情，酒瓶從來不空——武陵酒、鹿邑大曲、漁陽酒……被羅飯桶一只只撿回去的酒瓶，分明是他未曾謀面的各路朋友；女人抽仙女牌香煙，用“林文煙”香水、“雙妹嚜”雪花膏；孩子穿虎頭鞋，望見就想起母親；人們待客時用象牙匙柄的茶匙。這些器物所反映出的駁雜細節，恰恰是百年來江南地區民生的縮影。

器物托志，古今皆然。《江南器物志》是徐風融匯地方風物與個人思辨的成果，也是他在“江南器物”方向的深耕之作。他從器物的使用關涉匠藝的鉆研，又上升地域文心，或如一個勤勉的擺渡者，此岸是器，彼岸是道，器道合一，往往可以得到會心一笑。這不僅是徐風對人與器物、現實與精神關系的體悟，也是他對散文寫作的又一輪藝術探索。散文能不能講故事？如何講好故事？紀實與推演的分寸把握，徐風在他的敘事中都給出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