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場合講話真是很痛苦，想說的話很多，可是人更多。我盡量簡潔一些。

剛才則臣主編說王堯是“新銳作家”，這話我也說過。五年前，王堯剛剛寫完《民謠》，作為一個功成名就的學者，在學術之外，60歲的王堯有許多東西可以回憶，他渴望總結他的生活，這就有了長篇小說《民謠》。一開始我并沒有把王堯的小說寫作太當回事，我把它歸類為老干部寫了個回憶錄。所以我跟他開玩笑，把他叫作“新銳作家”。僅僅過了一年，王堯在電話里告訴我，他正在準備第二個長篇，這就出大事了。我對王堯的第二個長篇非常期待，為什么呢？依照一般的常識，一個作家在這個時候是極有可能出好東西的。幾年過去了，有關這個小說，他再也沒有跟我說過一個字，我也沒有問過。——在我拿到《人民文學》2025年第7期之后，我差不多是逐字逐句讀的，五天之后，我對我自己說：“成了。”王堯不再是一個“新銳作家”的問題，他已經走到當代文學的前沿去了。我說這個話有依據么？我現在就簡單地說說我的依據。

我們都是讀小說的人，打開一部長篇，引導我們讀下去的原因是什么呢？各人各異。在我這里，我首先關注的是小說的公信力。你做作者的可以滿紙荒唐言，但是，我作為讀者，我信；你做作者的也可以寫你所經歷的“真人真事”，可是，作為讀者，我一點也不相信——讀小說就是這樣一個不講道理的事情。我讀《桃花塢》是很愉快的，我能感受到作品內部的誠懇，我信。這是一部誠懇的作品。

《桃花塢》的主體故事發生在蘇州，老實說，我并不了解地理意義上的蘇州，現在，當我拿著《人民文學》2025年的第7期，我想我是可以走進蘇州的。依照《桃花塢》的指引，那個蘇州是確立的，這就是誠懇的力量，也是小說公信力的力量。

作品的公信力給讀者帶來的是什么？是讀者的信賴。《桃花塢》描寫的是蘇州方家的祖孫三代，方黎子、方梅初、方后樂，伴隨著這樣的祖孫三代，小說有一個闊大的空間轉換，也就是杭州、蘇州、重慶、哈爾濱、北京，我們自然可以把這樣的空間轉換看作《桃花塢》的小說脈絡，地理的轉換呈現了方家三代的行動軌跡，自然也就構成了方家三代的精神脈絡。這里暗含著這樣一個歷史的評估，也就是，中國的舊式知識分子在中國現代化的過程當中，他如何走？他為什么會走？這個點非常關鍵。也許這就是王堯所要表現的“歷史真實”。王堯本人是一個學者，即使是一個學者，我依然認為，他為這個小說做了大量的前期準備，他的工作做得很扎實，故而小說的內部很扎實。《桃花塢》其實并不長，只有20萬字，但是，在我看來，它很厚，這樣的作品你很難跳著讀。

現在我重點來談一談小說的人物。《桃花塢》涉及到許許多多的人物，大部分是虛構的，也有小部分真實的歷史人物，柳亞子、章太炎、朱自清、聞一多等等。我想說，小說寫得最為成功的那個人是周惠之，也就是方梅初的太太。

剛才我說了，《桃花塢》是一部中國舊知識分子精神脈絡的小說，在這個脈絡中，周惠之是以“太太”的身份一路前行的。周惠之是誰？一位舊式的江南女性，王堯在她的身上投射了極大的耐心和感情。我想簡單粗暴一點說，周惠之其實就是中國古典的、日常生活的一個縮影。

中國人都知道“上有天堂，下有蘇杭”，哪里有什么天堂？所謂的天堂，其實就是舊式中國有關日常生活的美學范式，它的根基是北宋。創建這一套美學范式的，是中國的北方人。非常遺憾，由于歷史的原因，北方人沒能守住它，伴隨著大宋王朝的南遷，南方人替我們的北方人守住了它、發揚了它、光大了它。換句話說，中國人的美學人生就該是這個樣子。《桃花塢》里說，周惠之這個人是可以“從生活里釀出詩”的這么一個女性。

現在，日本兵來了，兵燹來了，炮聲隆隆，火光漫天。中國人固然走進了人間地獄，可是，有一個叫張愛玲的小說家給我們帶來了一個傳奇，也就是《傾城之戀》。《傾城之戀》用略顯夸張的語調告訴我們，無論炮彈你怎樣橫飛，戀愛是要談的，孩子是要生的。

《桃花塢》不是傳奇，《桃花塢》顯得格外平靜。它通過周惠之告訴我們，什么也擋不住我們中國人日常生活里的尊嚴。——面對刺刀，我們高昂起我們的頭顱是尊嚴，火光沖天，我依舊堅持我的“活法”，不茍且，不自棄，這也是尊嚴。我承認，周惠之是讓我動容的。同時我也假想了一個問題，如果王堯很年輕，他會這樣寫么？如果我現在也很年輕，我能感同身受么？

作為一個才寫了兩部小說的作者，王堯在描繪周惠之的命運上體現了他的“邪門”。他沒有讓日本人的炮彈炸死周惠之，也沒有讓日本人的流彈打死周惠之。在巨大的精神壓力面前，周惠之的精神遭到了巨大的創傷，——她失蹤了。我想說，死亡會帶來巨大的悲傷，然而失蹤，給我們帶來的則是無盡的喟嘆。周惠之，那樣美的一個江南女性，一個舊式的日常生活的美學范式，她在哪里？

不得了，我要越說越多，到此為止。祝賀王堯。

（作者系中國作協副主席、江蘇省作協主席。本文為作者在長篇小說《桃花塢》首發式上的發言，經作者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