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戰文學的敘事譜系中，常見在烽火硝煙里沖鋒陷陣、在刑場之上慷慨就義的英雄形象。作家黃寧的短篇小說《佚名新聞》將目光從戰爭前線移向淪陷區的普通個體，通過淪陷區文化記者許愛仁的抉擇，講述了獨特的抗戰敘事。小說把抗戰敘事融入日常細微之處，挖掘出深蘊其中的人民性，為抗戰題材文學提供了新的審美方向。

許愛仁的革命者身份帶有“非典型”的特質，他沒有傳統革命者那種與生俱來的使命感，甚至還表現出了普通人的膽怯。當唐導演將承載重大情報的秘密托付給他時，他的第一反應不是熱血沸騰地承擔而是選擇逃避。作家黃寧善于刻畫人物在困境中的精神掙扎，他并未讓許愛仁的覺醒一蹴而就，而是細膩鋪陳出一個充滿矛盾的內心轉變過程。蔡主任的旁敲側擊、馬友德的威脅試探，不斷將他推向抉擇的懸崖。真正促使他完成精神蛻變的，是那些散落于日常的殘酷細節——回家時，看見女兒手中簇新的日文課本，得知國文課將逐步被取締，民族文化正被侵蝕的隱痛在他心底扎根；在開禾診所，他目睹老場工因拒絕招供而被“點梅花”（燒紅的銅錢烙在胸脯）、“吊鐘”（縛住四肢吊起來抽打）折磨得奄奄一息，胸口黑紅色的烙痕如利刃般刺破了他最后的怯懦。這位無親無故卻甘為道義赴死的老人，讓許愛仁恍然醒悟：保家的執念不應成為沉默的借口。當國家都難以保全，個體的小平安早已無從談起。

人民性的核心在于展現人民在歷史中的主體地位，人民不是歷史的旁觀者，而是積極參與歷史進程的創造者。《佚名新聞》中的人民性，在于其并未將抗戰簡化為英雄的獨角戲，而是通過普通人的日常抉擇生動展現了人民如何參與歷史進程。小說的抗戰敘事將宏大的歷史命題融入日常瑣碎場景，沒有刻意渲染戰場的慘烈，卻讓抗戰的印記滲透在日常的平凡空間里：許愛仁辦公桌上的《東亞一家》通稿，既是日軍文化宣傳稿，也是地下組織傳遞情報的載體；女兒口中“進校門要對日本衛兵鞠躬90度”的細節，折射出淪陷區民眾的屈辱處境；診所門口等待收尸的板車、救濟所雇來的“土公”（專門運送無親無故者遺體的人），則揭開了戰爭年代底層生命的脆弱與悲涼……《佚名新聞》的人民性還體現在對閩南地域符號的深入描繪——無論是閩南海城的騎樓、開元路的民居，還是“土公”收尸、吃蝦面的本地習俗，都將閩南地方特色與抗戰時期淪陷區的艱難處境緊密交織在一起，使得人民性的表達更加富有地域質感。小說通過普通人的主體性建構，展現了全民抗戰的深層內涵。淪陷區抗戰不是少數英雄的單向沖鋒，而是千千萬萬個像“許愛仁”那樣的普通人的自我突破，這些平凡人的選擇，共同繪就了抗戰敘事的人民底色。

小說開放式結局進一步強化了人民性的表達。故事沒有交代許愛仁的最終結局，在抗戰歷史上，有許許多多像許愛仁這樣的“佚名者”，沒有獲得勛章，沒有被歷史記載，卻用自己的方式為抗戰勝利貢獻力量，一點一點地，匯聚成民族抗爭的星火。在書寫沖鋒陷陣的英雄敘事之余，挖掘普通人的倫理抉擇與精神成長，既能讓抗戰歷史更貼近當代讀者的認知，也能讓人民抗戰的理念落地為具象的人性光輝。

（作者系福建省文藝評論家協會副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