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類認識世界的過程中，眼、耳、鼻、舌、身（皮膚）五種感覺器官攝取外界信息所形成的感覺材料，具有基礎性作用。這五種感官，分別擁有視覺、聽覺、嗅覺、味覺與觸覺等感覺能力。其中，嗅覺、味覺與觸覺要發揮作用，需要依賴于鼻、舌、身與感覺對象的近距離接觸甚至直接性接觸，導致其認知能力受到了很大限制。相對而言，視覺與聽覺的運行，一定程度上可以擺脫距離性約束，在認識過程中往往發揮著更為關鍵的作用。客觀而言，與外部世界的接觸中，只要是感官健全的個體，其視覺與聽覺的感知，往往協同運作且相互配合。

文學是人類對世界認識的整體性反映。作為這種反映載體的文學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往往濃縮著作者曾經攝取的感覺材料，特別是視覺與聽覺材料。同理，讀者在閱讀文學作品時，必須充分調動自己的全部感知系統，特別是視覺與聽覺系統，才能捕捉作品之中所蘊藏的感知信息，進而深入地理解作品內涵，也更加全面地品味作品背后的深層意蘊。

同樣，在學術研究之中，對于作品中的視覺與聽覺面向，應該給予同等的關注。然而，遺憾的是，長期以來，學術界對于文學作品的研究，更多的是從視覺角度出發，而對聽覺缺乏足夠關注。以敘事學研究為例，與視覺相關的研究大行其道，圖像敘事、敘述視角等方面的成果昭昭，對聽覺敘事的研究卻在視覺聚焦之下成為盲點。[1]進入21世紀以后，特別是這十多年以來，文學研究中視聽失衡的情形才得以逐漸扭轉。其中，傅修延所發表的《聽覺敘事初探》一文，具有標志性意義。該文針砭文學研究的“失聰”痼疾，提出了“重聽”經典的呼吁，并創建“聆察”“音景”等專門性概念。[2]自此，文學研究特別是敘事學研究，出現了“聽覺轉向”的局面。[3]

2024年5月，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邱宗珍所著的《文學敘事的聽覺書寫研究》。該書是作者在其博士學位論文的基礎上修改而成。筆者以為，該書的出版，正是敘述學研究“聽覺轉向”潮流之激蕩下的產物，也為聽覺敘事學研究貢獻了一項新成果。

該書從聽覺書寫的角度出發，探討了文學文本中訴諸聽覺的各類表達方式及功能。具體而言，在八章之中，該書探討了文學文本中出現的靜默、喧囂、音樂、鐘聲等不同聲音的聽覺書寫，并分別討論了各類聽覺書寫方式在文學敘事中所具備的功能。綜合來看，該書呈現出幾大特色。

第一，中外會通的學術大視野。縱覽全書可見，該書既不僅是對中國文學文本所作的分析，也不僅是對外國文學文本進行的分析，而是對古今中外不同時代、不同地區的文學文本進行的綜合性分析，體現了作者將中外文學文本融會貫通，進行整體性研究的學術大視野。正是這種會通中外的學術大視野，使該書在比較寬廣的文本資料基礎上，進行深入的分析，從而凸顯了文學敘事中聽覺書寫的普遍性存在，體現了聽覺敘事研究的可能性及合理性。如作者所言，實施了“宏觀層面的總體研究”[4]。

第二，突出的問題意識。學術論著，不同于教材之處，在于突出的問題意識。杰出的學術論著，往往是在長期把握學術動態的基礎上，對既有學術問題所做的回應，與當前的學術現狀常常呈現出一種潛在的互動。對于該書來說，作者對文學敘事中聽覺書寫關注的緣起，即是學界對視覺中心范式的反思。[5]在第一章中，作者詳細梳理了國內外在視覺中心范式反思方面的已有成果，概括了國內外聽覺文化研究的四個方面，分析了文學敘事中聽覺書寫研究的四種類型，最終提出了該書的突破口。[6]另外，在每一章的論述中，作者都會針對當前的學術現狀進行評述，繼而提出相應的研究主題及研究思路。這種對國內外學術發展動態的自覺關注和積極投入，體現了作者突出的問題意識。

第三，自覺的方法運用意識。除了突出的問題意識，優秀的學術論著，還往往體現出自覺的方法論意識。或者，退一步說，即使沒有將方法的運用提高到方法論的高度，也必然會自覺地體現出作者對研究方法的選擇和運用。在該書的研究中，作者明確表明運用了多種研究方法，包括歸納法、文本細讀法及跨學科研究方法等，這體現出了對研究方法的自覺選擇和運用。其中最值得關注的是，作者對跨學科研究方法的自覺運用。作者認為，“學科之間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牢固藩籬，學科融合乃是當下的研究趨勢”[7]。對跨學科研究方法的運用，突破了單一學科視域，使聽覺書寫研究呈現出了一種跨越學科界限的學術意義。

第四，對“靜默”在文學敘事中的重視和獨到分析。聽覺文化研究，之所以不能簡單地等同于聲音文化研究，主要在于聽覺文化更關心人類的“聽覺”，即人對聲音的感知能力、聆聽方式、聽覺效果及其相關的社會、政治和文化“聲景”。[8] 所以，聽覺文化研究，出發點是作為主體的人。具體來說，只有納入人的主體感知范圍的聲音類客體，才成為聽覺文化研究的對象。也就是說，存在于外界的聲音類現象，在沒有被主體的聽覺捕捉而成為客體之前，還不能作為聽覺文化研究的對象。

在被納入主體感知范圍的聲音類客體中，按照聲音喚起聽覺的敏感程度，可以分為一般類聲音和微細類聲音。一般類聲音，是指在日常的生活環境中能夠被聽覺正常的主體所輕易捕捉的聲音，比如音樂、鐘鼓聲、鳥鳴聲、水流聲等。當然，這些聲音的攝取，需要在聽覺的有效距離之內。微細類聲音，是相對于一般類聲音而言。在人有效的聽覺感知距離之內，上述聲音如果需要付出主觀的特別努力，才可勉強獲取，即屬于微細類聲音，如若有若無的音樂、低沉的鳥鳴、緩緩的水流聲等等。這些微細類聲音被獲取的時候，往往是整體環境處于比較寂靜的狀態，因此可謂“寂靜之聲”。

在聽覺文化研究中，學者多關注一般類聲音，而對映現微細類聲音的寂靜狀態缺少關注。難能可貴的是，在該書中，作者首先進行分析的，即是文學作品中的靜默書寫，也就是對寂靜狀態的書寫。在論述中，作者論述了文學文本中靜默的相對性特征、靜默的三種狀態，還探討了靜默在文學敘事中的四種功能。

當然，筆者以為，該書也存在著一些有待提升的空間。

第一，論述范圍與研究主題之間存在著內在的緊張。該書論述的主題為“文學敘事中的聽覺書寫”，從其論述主題來看，其論述的范圍應該限定于文學文本中的聽覺書寫。然而，在具體論述的過程中，該書往往逸出文學敘事的范圍，反復論及日常敘事。在第一章第二節對靜默之敘事功能的論述中，作者舉了中國“為尊者諱”而沉默、西方對非人道災難表示憤慨而沉默等事例進行說明[9]，顯然這些都并非“文學敘事”。在同一節之中，作者也承認，“本書認為發聲主體既可以是敘述者，也可以是敘事中的人物，甚至可以是日常生活敘事中的普羅大眾”[10]。

這種時時逸出文學敘事范圍的例子，還有不少。或許，這與作者在“敘事”定義上的糾結心態有關。一方面，作者宣稱，“本書所認同的即是這種有人物卷入，具有時間和意義向度的廣義敘事概念”[11]，并引用了羅蘭·巴特等人對日常生活遍布敘事的論述；一方面又宣稱，對聽覺書寫的研究將以文學敘事作品為基礎。[12]也就是說，作者真正認同的敘事概念是包括日常敘事、文學敘事在內的廣義敘事學，但是又不得不忍痛割愛，放棄日常敘事研究，將探討的范圍限定在文學敘事之內。其中之糾結心態，顯露無遺。

如果追根溯源，這種論述范圍與研究主題之間的緊張，恐怕來自

從作者

博士學位論文到該書出版之間的改寫過程。作者博士學位論文題目為《論敘事中的聽覺書寫》，論述范圍可能本來就不限于“文學敘事”，而是包含日常敘事、涉及一切文本的廣義敘事學。在出版之時將題目修改為《文學敘事的聽覺書寫研究》，這種修改實際上限縮了論述的范圍，但原學位論文中具體的論述內容卻沒有進行相應的改動。因此，造成了該書在論述范圍與研究主題之間的緊張。

第二，對關鍵概念的界定有待清晰。上文已經論及，該書在“敘事”概念的界定上，似乎存在一種矛盾的心態。一方面更加認同廣義敘事學對“敘事”的認定，一方面又將該書的研究范圍以書名的形式事實上限定在“文學敘事”之內。而且，自始至終，該書都沒有以概念的形式對“敘事”“文學敘事”“日常敘事”進行明確的定義，也沒有論述這些概念相互之間的關系。

另外，該書對另外一個重要概念“聽覺書寫”，也缺乏明確的定義。在第一章中，作者先是寫道，“聽覺書寫可理解為文本中可感知的訴諸聽覺的表達”[13]，繼而又提出，“聽覺書寫也是作者通過書寫的方式對人類傾聽行為加以固定化、確定化的表達方式”[14]。這兩者，究竟哪個是“聽覺書寫”的定義，作者并沒有明確表明。這兩種表達方式，前者以文本為中心，后者以作者為中心，這其實正是一切文學研究都會涉及的兩種不同的切入角度。也許，在作者的心里，也存在猶豫。所以，在第八章中，作者干脆將兩者綜合在了一起。[15]

其實，筆者以為，按照該書的論述主題，“聽覺書寫”的概念，可定義為“文學文本中訴諸聽覺的表達”。首先，該書研究的主題為“文學敘事”，其他文本，如科學文本中涉及聽覺的表達，并不在“文學敘事”的研究范圍，文本范圍之外的日常敘事也不應該在該書的研究范圍之內，因此概念中應該明確界定出“文學文本”之范圍。其次，作者所描述的“可感知”三字，可以去掉。既然是“訴諸聽覺的表達”，那當然是“可感知”的，因為聽覺本來就是一種感知能力。再次，“作者通過書寫的方式對人類傾聽行為加以固定化、確定化的表達方式”，也可以去掉，其含義已經包含在“文學文本中訴諸聽覺的表達”之中了。

第三，部分內容的論證具備拓展空間。筆者發現，該書部分內容的論證可增強縱深性。在第一章中，作者在第一段即言，“在一定意義上，聽覺感知更容易為文學藝術創作者攫獲”[16]。先不論這句話能否成立，單單看該書的內容，作者并沒有進一步展開論述，似乎是將之當作不言自明的公理。

在第二章開頭，作者寫道，“有生于無，在聲音產生之前，世界應當是無聲的，靜默的，是處于沉寂狀態的”[17]。“有生于無”，是形而上的哲學推論；“聲音產生之前是靜默狀態”，是對具體的物理性事實做出的判斷。前者無法推出后者。

在第六章論述鐘聲具有克里斯瑪特質之時，作者所引用的材料多數都是鐘鼓并稱。[18]如果這些材料能證明鐘聲具有克里斯瑪特質，那為什么不能說明鼓聲也有克里斯瑪特質？況且，同一章在論述鼓聲之時，認為鼓聲具備神圣性。[19]“神圣性”，不就是所謂克里斯瑪特質的超凡性？如果鼓聲也具備克里斯瑪特質，那克里斯瑪特質就不是鐘聲的獨享特性，為何要花費大量的篇幅（長達五十一頁）論述鐘聲而對其他的聲音匆匆帶過？

綜上所述，該書是自覺站在敘事學研究“聽覺轉向”浪潮中而創作的一部力作，為聽覺敘事學的研究貢獻了一部新成果，值得學界關注。不過，該書也存在一些提升空間，希望再版時進一步完善。

注釋：

[1]周志高：《敘事學中的聽覺轉向與研究范式》，《外語教學》2018年第6期。

[2]傅修延：《聽覺敘事初探》，《江西社會科學》2013年第2期。

[3]周志高：《敘事學中的聽覺轉向與研究范式》，《外語教學》2018年第6期。

[4]邱宗珍：《文學敘事的聽覺書寫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16頁。

[5]邱宗珍：《文學敘事的聽覺書寫研究》，第5頁。

[6]邱宗珍：《文學敘事的聽覺書寫研究》，第5—16頁。

[7]邱宗珍：《文學敘事的聽覺書寫研究》，第17頁。

[8]曾軍：《轉向聽覺文化》，《文化研究》2018年第1期。

[9]邱宗珍：《文學敘事的聽覺書寫研究》，第31—32頁。

[10]邱宗珍：《文學敘事的聽覺書寫研究》，第29—30頁。

[11]邱宗珍：《文學敘事的聽覺書寫研究》，第2頁。

[12]邱宗珍：《文學敘事的聽覺書寫研究》，第3頁。

[13]邱宗珍：《文學敘事的聽覺書寫研究》，第4頁。

[14]邱宗珍：《文學敘事的聽覺書寫研究》，第4頁。

[15]邱宗珍：《文學敘事的聽覺書寫研究》，第263頁。

[16]邱宗珍：《文學敘事的聽覺書寫研究》，第1頁。

[17]邱宗珍：《文學敘事的聽覺書寫研究》，第19頁。

[18]邱宗珍：《文學敘事的聽覺書寫研究》，第156—159頁。

[19]邱宗珍：《文學敘事的聽覺書寫研究》，第203頁。

（作者單位：東華理工大學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