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這個物種其實是觀念動物，是非常容易被觀念化的。觀念這種東西，在我們小說家看來其實是極不可靠的。因為人的腦子是極其脆弱的，心智也容易受到各種各樣的觀念的侵襲。極端的例子就是傳銷以及邪教，人只要在一個封閉的場景中，被不斷灌輸某種觀念，就會相信它，把它當成真理。人是非常容易被洗腦的。

其實我們頭腦中就有很多根深蒂固的觀念，我們從不追究這些觀念是從哪里來的。比如講到恐怖分子，講到侵略者時，我們的頭腦中自然而然會出現一些畫面，一個固定的形象。我們頭腦的反映其實是我們被長期教化的結果。

小說家要處理的最根本的問題其實是關于人的想象。如果我們對人的想象總是被觀念束縛，如果我們的認知僅僅是觀念的延伸，那么，我們是無法鮮活地想象人以及創造一個人物的。

米蘭·昆德拉說，小說是道德的懸置地帶，某種意義上也在講這件事。我們生活在這個世上，每個人都有道德感，道德的評判時刻發生，而在這個評判背后就是我們的觀念，那個根深蒂固的、來自我們的傳統和經年的教化培育的觀念。但我們同時得承認，我們每個人的道德感又是不同的，這也因此讓我們每個人變得不同。這世上沒有兩個人是相同的，也沒有兩個人的道德尺度是一致的。有人可能對男女關系看得不那么嚴肅，有人卻視男女關系為最高道德。正是因為人與人之間各不相同，才構成人間萬象。

我們的寫作其實就是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我們承認這世上每個人都有自身的價值體系、對世界的獨特的看法，有所謂自己的價值觀。我們每個人都活在個人所筑造的價值體系里。在這個價值體系里，做的每一件事，對自己來說都是正確的，很難用普遍的觀念或道德去規范。

小說的可貴之處是，在小說世界里，作者塑造一個人物時，他的“個人”的邏輯是高于普遍觀念的，小說不輕易對人作出道德判斷，不輕易下結論，它試圖讓人看到比簡單的觀念更復雜的處境、更難以歸類的人類生活。

伊塔洛·卡爾維諾在《寒冬夜行人》里這樣描述主人公在某日的瞬間感覺：“我其實一無所知……我以前竟全然未曾覺察，我對所有的東西全盤接受。”我們接受了這世界現存的一切：交通燈、汽車、海報、制服、紀念碑等，以為這一切有著無可撼動的堅固性。可是小說主人公重新用“無知”的眼光打量著這世界既定的一切，在那一瞬間，他似乎發現那個被我們丟失了的另類知識。

這篇小說極像是小說這種文體的隱喻，簡直是關于小說的天問。這實際上在說，我們人類生活中，我們的觀念，我們現存的秩序，難道這一切天然如此嗎?這是小說要干的事，小說從根本上說，就是要置疑一切堅固的東西。

如果說，在這個世界上小說還有一點用處，用處就在這里。小說是各種各樣觀念的對立面，是我們這個日益堅固的世界的對立面，是整齊劃一的對立面，小說用自己的方法刺破我們習焉不察的、日漸麻木的慣常生活，照見我們習以為常的觀念和生活的某些荒謬一面。當文字在某種程度上刺穿龐大而堅固的觀念堡壘時，小說就可以將無限活力和可能性歸還給生活，從而將自由歸還給人類。不管在今天還是在未來，這依舊是小說存在的理由，也是小說的責任所在。

來源：《小說評論》202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