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7月，我的父親盧譽駒在抗大學習剛畢業，從加拿大來的國際共產主義戰士諾爾曼·白求恩也來到了晉察冀敵后根據地。在野戰醫院，白求恩需要懂得戰地醫學專業知識或英語水平更高一點的翻譯。于是，我的父親因從小在吉隆坡的英文學校讀書，英文功底好，中央軍委衛生部便把他調派給白求恩當翻譯，跟隨白求恩在晉察冀前線救治傷病員。

有一張十分有名的照片畫面上白求恩正在離前線僅五里地的村中小廟里為傷員做手術，這一畫面記錄了我父親當時在場的一次親身經歷。大炮和機關槍就在耳邊咆哮著，敵人的炮彈不時落在手術室周邊，爆炸開來，震得小廟屋頂上的瓦片咯咯作響。白求恩大夫卻在小廟里緊張而又沉著專注地動著手術，堅持不肯向后方轉移。白求恩對勸阻他的人說：“離火線遠了，傷員到達的時間會延長，死亡率就會增高。戰士在火線上都不怕危險，我們怕什么危險。”就這樣，兩天兩夜他始終在手術臺上工作著，直到戰斗結束。在與白求恩大夫相處的那段時間里，我的父親幫白求恩大夫準確及時地翻譯著每一句話。他說，白求恩平時待人和藹可親，對受傷的八路軍戰士特別好，在救治傷員的危急時刻，他會把自己的襯衣撕掉當繃帶，看到戰士們穿著破衣爛衫，他還把自己的衣服脫下來給戰士穿上。但在工作中，白求恩就沒那么“和藹”了，他對醫務人員要求特別嚴格，有時會因為個別人的工作失誤發很大的脾氣，但大家仍很佩服這個嚴厲的外國“老頭”。在晉察冀偏遠落后的地區，非常缺少食物，在八路軍隊伍里尤其如此，基本上沒有肉，蔬菜也很少，只有小米、黑豆之類的糧食。白求恩大夫吃不慣小米，我的父親看到白求恩在緊張的手術救治工作之后端著小米飯難以下咽的樣子，就經常跑到野戰醫院附近的村子里，為白求恩大夫買來燒餅和雞蛋，想方設法為白求恩大夫改善飲食。我的父親說：“我把燒餅遞給白求恩的時候，他特別開心，直夸味道好。”

1939年9月，在給白求恩醫生做翻譯的兩個月后，白求恩計劃要返回美洲一趟，他準備去向世界人民宣傳中國八路軍敵后抗戰的英勇事跡，親自為抗戰中的八路軍募集經費、藥品、器材和書籍，于是要與我的父親盧譽駒分手告別了。臨轉移的前一天，白求恩與我父親認真談了一次心。白求恩非常堅定地建議我父親說：“考慮學醫吧，你們八路軍隊伍里太需要有文化有專業知識的醫生了，你年輕又有非常不錯的文化底子，特別適合學習醫務”。我的父親接受了白求恩的建議，在與白求恩就此作別后就進入了“晉察冀軍區衛生學校”，從此走上了從醫道路。

1939年10月下旬，白求恩在河北淶源縣摩天嶺反掃蕩戰斗中，在為一個傷員做手術時，因不慎劃破手指被細菌感染轉為敗血癥。1939年11月12日凌晨醫治無效在河北省唐縣黃石口村逝世。我的父親盧譽駒聞訊十分難過，回憶起與白求恩朝夕相處的那段短暫經歷，傷心了好幾天吃不下飯。他說：“是白求恩影響了我的一生，能和他一起工作是我的幸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