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是中國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肯定與這樣一個特別的時間節點緊密相關，近一年來，國內文壇已經出現了一批以抗戰為主題的文學作品。前不久，剛剛讀完蘇州大學教授王堯旨在關注書寫抗戰時期知識分子命運遭際與精神世界的長篇小說《桃花塢》。就在我的心緒還沉浸在小說中方黎子那“你想象哪里有桃花，哪里就桃花灼灼”的詩意想象中難以自拔的時候，卻又與云南作家張慶國同樣聚焦于抗戰的長篇非虛構文學《綠色的火焰》（載《十月·長篇小說》2025年第4期）驟然相逢。之所以要把張慶國《綠色的火焰》與王堯的《桃花塢》放在一起談論，主要因為活躍其中的人物形象清一色都是現代知識分子。通常意義上，只要一提及抗戰，我們眼前第一時間浮現出的，就一定會是血雨紛飛的殘酷戰爭場面。一方面，這樣的一種聯想肯定沒有問題。一般情況下，作為戰爭主體的，當然是軍事層面上你死我活的兩軍對壘情形。但在另一方面，只要我們稍微拓展一下自己的視野，就不難意識到，除了軍事層面上的直接對抗之外，其實也還存在著包括政治、經濟、文化乃至其他各種層面上的抗戰。如果承認以上的說法還有那么一點道理，那么，一向以小說創作而名世的作家張慶國的長篇非虛構文學《綠色的火焰》，就毫無疑問可以被看作是一部以現代知識分子為主要關注對象的文化抗戰力作。

既然要以多達22萬字的篇幅采用非虛構的方式聚焦文化抗戰這一重要現象，那首先需要解決的一個問題，就是何為文化抗戰。關于這個問題，張慶國雖然沒有給出過明確的定義，但卻在文本中進行過相關的一些深度思考：“戰爭是人類最大的悲劇，文化是人的靈魂。國破家亡，大學師生、文人和藝術家流離失所，人類的一整套文化系統和全部文化機構，怎么繼續開展工作？如果教育在戰火中停辦，學校關門，教師失散，文人流浪，藝術家無所事事，遭遇戰火的國家和民族，會面臨什么后果？”倘若果真如此，就極有可能會出現如張慶國所描述的“文化被入侵敵國改造，國人精神被抽空，國民將失魂失語并逐漸消亡”的可悲情形。我們通常所謂的“亡國滅種”，如果說“亡國”意味著國土的淪喪，那么，“滅種”就意味著文化與精神的徹底消亡。當一個民族的文化與精神全都被抽空的時候，國家的存在自然也就會變成沒有內涵的空殼。唯其如此，張慶國才會特別強調：“戰爭爆發，文化被破壞，中國怎么辦？這是我寫作本書思考的問題。”

所謂文化，又可以從廣義和狹義兩個方面作不同的理解。廣義上說，文化乃是人類社會有史以來凡是打上人類烙印的全部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在狹義上，則是特指包括文學、藝術、教育、科學等在內的精神或意識形態層面。兩相比較，張慶國筆端的文化，毫無疑問是指狹義的這一個層面。具體來說，整部《綠色的火焰》共由“思想”“聲音”“杏壇”“照亮”“歌唱”“舞臺”以及“秘密”等七大板塊組成。其中“思想”部分集中聚焦的主要是梁思成、林徽因、錢穆、費孝通等一些學者在抗戰時期為傳承中國文化思想所作出的艱辛努力。“聲音”部分的視點，則落腳到了詩歌領域，所集中聚焦的對象分別是穆旦、艾青、王禮錫等三位詩人。顧名思義，所謂“杏壇”，肯定指的是教育領域。落腳到具體文本中，作家以梅貽琦主其事的西南聯大與竺可楨擔任校長的浙江大學為例，所集中關注的乃是戰爭背景下中國一些高校被迫堅持遷徙辦學的事跡。“照亮”部分的聚焦點，落到了抗戰時期的新聞出版領域。張慶國在文本中集中關注的，是以張元濟為代表的商務印書館，以及以王蕓生為代表的《大公報》。“歌唱”部分所集中關注的，是抗戰時期歌詞歌曲與歌劇的創作狀況。除了光未然與冼星海合作完成的劃時代名作《黃河大合唱》，進入張慶國視野的，還有大型歌劇《白毛女》與《兄妹開荒》《夫妻識字》等鄉村小歌劇。正如同標題已經顯示的那樣，到了“舞臺”部分，作家的聚焦對象，就是抗戰時期的各種戲劇活動。進入作家關注視野的，除了熊佛西、歐陽予倩等戲劇家之外，還有一個被叫做厲家班的京劇班子。何以為“秘密”？這里的“秘密“不是別的，正是那些堪稱是無價之寶的國家級珍貴文物在殘酷戰爭環境中的保管與呵護問題。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歷史人物，分別是易培基與馬衡他們兩位，以及因個人私怨而曾經從中作梗的國民黨元老張繼。

關鍵的問題是，要想以非虛構的方式再現一眾杰出的現代知識分子在抗戰期間的生存與工作境況，張慶國首先需要進行的，就是相關史料的搜集與深度閱讀，下足必要的案頭功夫。不僅涉及到的那么多人需要做深入的了解，而且相關的學科知識與背景也都不能被忽視，張慶國在搜集基礎上的案頭閱讀工作中傾注了極大的心血，付出了艱辛的努力，當是不容否認的一種客觀事實。倘若說一般的非虛構作家極有可能只是會停留在相關史料的搜集與閱讀上，那么，張慶國的難能可貴之處在于，在做足案頭工作的同時，也還進行了腳步行走的實地踏勘或者說田野調查工作。人都說，非虛構文學是用腳走出或者丈量出來的文學。據了解，為了完成這部長篇非虛構文學作品的寫作，為了獲得某種真切的體會與感受，張慶國曾經不辭勞苦，全部乘坐火車、汽車這樣相對原始的交通工具，從北到南縱貫中國的遼闊國土，沿著當年這些文化人或者說知識分子們所走過的道路，進行了一次復原式的實地踏勘。在行程多達一萬余公里，耗時一百多天的過程中，張慶國先后抵達過作品涉及到的十五個省二十五個地區的歷史發生地點，并隨手寫下了多達十五萬的行走筆記。可以與張慶國的行走相互佐證的一點，是相關文學史家的這樣一種精準描述：“抗日戰爭發生之后，北京、上海、南京相繼失守，作家出現大規模遷徙，打破了單一‘文學中心’格局。漢口、廣州、桂林、延安、重慶等一度構成‘多中心’的‘多元’局面。”（洪子誠《當代文學十六講》，第27頁，上海文藝出版社2025年8月版）洪子誠所提及的這些城市，全都在張慶國重點考察的范圍之內。

正如同我們在前面一提及到的，抗日戰爭爆發之后，作為被侵略一方的中國所面臨，首先是國土大片淪亡的問題。整個抗戰時期，之所以會從政治地理的角度會出現所謂國統區、根據地（又稱解放區）、淪陷區的三分天下，根本原因正在于此。其中，占地面積最大的那一塊淪陷區，就是國土被迫無奈淪亡的殘酷現實。但在國土大量喪失的同時，更為重要的，就是怎么樣才能夠積極有效地保護作為民族精神物象化體現的思想文化實體。假如狹義上的那些中國文化都在戰爭中被摧毀，假如古建筑被摧毀，古文物被搶劫一空，承擔著傳道授業解惑重要職能的大學停辦，出版社與報紙不復存在，那么，要想在戰后重新恢復這一切，就極有可能會是無法實現的癡人說夢。我們之所以要把張慶國的這部《綠色的火焰》看作是一部旨在深度思考書寫文化抗戰的非虛構文學作品，就因為他在實地踏勘的基礎上對抗戰時期那些擁有堅定思想價值理念的現代知識分子進行了足稱深入的描寫與表現。我們在這里必須清醒認識到的一點就是，與那些在血雨紛飛的戰場上浴血奮戰的將士們相比較，進入到張慶國筆端的如同梁思成、林徽因、錢穆等一眾看似手無寸鐵的現代知識分子或者說文化人在極端艱難困苦條件下對各自文化崗位與文化使命的堅守，恐怕才是意義更為重大深遠的一種文化抗戰。

具體來說，在抗戰爆發后，志同道合的梁思成與林徽因夫婦，不惜拖著病軀，不顧戰爭情況下自身生命的安危，也要堅持在實地勘探的前提下，完成一部具有極高學術價值的《中國建筑史》，固然是文化的抗戰：“梁思成的《中國建筑史》誕生于國破山河在的戰火中，誕生于東奔西逃的流亡與病痛折磨的日子里，體現出中國文人舍生忘死，立心立德的崇高情懷。這部《中國建筑史》全面系統和細致地展現了中國古代建筑的博大精深，從理論上為古建筑的保護做出了卓越貢獻。”國學大師錢穆，長期避居于偏遠寂靜的宜良縣巖泉寺，在認真查閱豐富史籍的前提下，憑借著自身強大的思想能力，最終獨力完成了史無前例的《國史大綱》，同樣是文化的抗戰：“1939年的6月，錢穆的中國通史寫完了，取名為《國史大綱》，全書三十多萬字，花費十三個月時間寫成。在該書扉頁上，錢穆寫下這樣一行字：獻給‘前線抗戰為國犧牲之百萬將士’! 這就是他寫作本書的宗旨和目的，他把這本書視為武器，認為是自己為抗戰奉獻的力量。”內心里充溢著憂郁情感的詩人艾青，在被迫不斷輾轉遷徙的過程中，先后創作完成諸如《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手推車》《向太陽》《我愛這土地》等一些列代表性詩作的這樣一種行為，又何嘗不可以被理解為是詩人的文化抗戰？正是在這個意義層面上，張慶國才會強調：“艾青的目光穿過升起黑煙的戰場，投向中國大地上永恒的美麗花園。他具有非凡詩人的胸懷與自信，在山河破碎中歌頌偉大的生命，歌頌寬闊無邊的美麗世界，詩中充滿了對入侵敵人的巨大蔑視，這是入侵者最不愿意聽到的生命吟誦，卻是中國抗戰大后方從來沒有停止過的詩人的歌唱。”雖然不可能在這里將《綠色的火焰》中現代知識分子們的文化抗戰行為作詳盡的一一羅列，但不管怎么說，不容否認的一點是，從根本上說，正是因為有這么一群擁有神圣文化使命的現代知識分子分別從文化思想傳承、詩歌創作、高等教育、新聞出版、歌詞歌曲與歌劇、戲劇演出以及文物保護等七個方面做出了不懈的努力，歷史悠久、斑斕多彩的中國文化的命脈方才能夠在殘酷的戰爭環境中得到全方位的保護。

一方面，能夠在充分閱讀相關史料并進行實地踏勘的基礎上完成一部聚焦抗戰時期中國現代知識分子以文化的方式進行抗戰的長篇非虛構文學作品，張慶國誠可謂功莫大焉。但在另一方面，倘若說《綠色的火焰》還存在一些瑕疵，那這瑕疵就突出體現為作家對這批現代知識分子所采取的態度太過寬容。以我所見，本身就是優秀小說家，在人物形象塑造上擁有深厚功力的張慶國，倘若能夠在充分肯定這些知識分子文化抗戰行為的同時，對他們人性的層面上負面因素也有所審視與反思，那這部長篇非虛構文學的思想藝術成就無疑會再提升一個臺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