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洪波，中國作協原副主席、兒童文學作家

中華讀書報：能回憶一下童年閱讀嗎？您創作了很多優秀的兒童文學作品，對于兒童文學作品的閱讀是否占有較大比重？

高洪波：童年閱讀是人生最早的初期閱讀，也是打基礎的閱讀，我的童年閱讀是在遙遠的內蒙古的草原上，在文盲老奶奶的陪伴下享受著最早期的親子閱讀的快樂。因為我奶奶會逼著我的叔叔給她讀《林海雪原》《紅巖》等等很多小說，我就在旁邊聆聽、想象，特別是曲波筆下的那只大狗賽虎，留給我非常鮮明的印象。那個時候我的兒童讀物讀的反倒不多，但是家長給我訂閱了《中國少年報》《我們愛科學》和《兒童文學》等，是我童年閱讀時期最大的期盼。除開聽書就是老奶奶講的《說唐》《楊家將的故事》以及《說岳全傳》的內容，這些民間傳說和英雄傳奇，豐富了我的童年精神生活。

中華讀書報：1969年，您成為一名駐守云南邊疆的普通士兵，十年軍旅生涯中創作了很多描繪邊陲軍營內外的散文，那一時期的讀書情況如何？

高洪波：我1969年2月以北京十五中的中學生的身份到云南陸軍14軍40師炮團，成為一名野戰軍的軍人。我在部隊時由于普通話說得好，就被選為炮團的廣播員、圖書管理員、電影放映員等等。那個時候軍營的圖書封存著，我則近水樓臺先得月，讀了大量的封存的世界名著。那是特殊的地下閱讀的時期，還可以讀到李瑛的《北疆紅似火》《紅花滿山》《棗林村集》等。因為有了這些詩歌的閱讀，我甚至還試著啃了一下著名的《浮士德》，但是沒怎么讀明白。這種地下閱讀和秘密閱讀豐富了我的文學修養，所以我就開始寫詩了。第一首叫《號兵之歌》，因為我用號聲喚醒一個團的日常生活，這證明18歲時每個人都可能成為詩人，而80歲你還能寫詩，那才是真正的詩人。而且還證明詩歌源于生活。假如我不是當一個團的播音員播放過起床號、熄燈號，我絕對寫不出自己的處女作《號兵之歌》。

中華讀書報：在北京大學，您受到過哪些名師的影響？他們對您在讀書及讀書方法上有引導嗎？

高洪波：在北京大學中文系，我們插班大學三年級和四年級，那個時候我接受樂黛云、袁行霈、謝冕、嚴家炎等老師的指導，尤其是謝冕老師的詩歌理論，對我影響比較大，而且更早時候我在《文藝報》編詩歌評論版的時候，謝冕老師還是我的作者，所以他很早就給我開過一張關于詩歌理論的書單。那個時候北大的學風講究，北大的老師嚴謹，所以像樂黛云老師對比較文學的精彩的講解，以及袁行霈老師對唐詩宋詞的高妙的解說和漂亮的板書，都使我崇拜和入迷。

中華讀書報：1979年您發表第一篇兒童文學作品《小弟弟要畫熱帶魚》——轉向兒童文學創作，是和女兒有關嗎？您的作品會先讀給女兒嗎？

高洪波：在我寫第一首《小弟弟要畫熱帶魚》時，我的女兒還沒出生，我轉向兒童文學是因為當時在《文藝報》分工的領域里邊，有兒童文學板塊，我必須參加和兒童文學有關的會議。同時我要感謝老戰友李迪，他當時在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少兒編輯室編一本刊物叫《朝花》，這是個大型的兒童文學刊物，他向我大量地約稿。除了詩以外，還約我寫兒童文學評論，由于有了園地，所以就有了動力。后來的一些兒童詩的創作和女兒有很大的關系。她四五歲的時候，我們父女兩人在初春的天壇公園里，在草地上看各種風景。回來我一口氣寫了8首兒童詩，其中就有后來獲獎的《我想》，但是我的作品沒有讀給她聽過，她的媽媽常常是我的第一聽眾。

中華讀書報：您寫給孩子們的故事，語言清新、真摯、優雅、溫馨，懷有純凈而高尚的童真。您如何看待低幼兒童文學的閱讀？

高洪波：我曾經有個比喻，兒童文學閱讀就相當于一個人童年對舌苔保留各種滋味的生理性儲存，反饋為精神性的儲存，就是精神味蕾是有記憶的。關于低幼年齡段的兒童閱讀，近年間我寫過一些文章，我覺得幼年時期童年時期給孩子們打好文學的閱讀底色，使他們熱愛閱讀，喜歡閱讀，甚至主動投入閱讀，這對他們未來的成長有極大的好處。

中華讀書報：兒童詩《我想》獲第一屆全國優秀兒童文學獎，并被收入人教版小學語文教材；散文集《悄悄話》獲第三屆全國優秀兒童文學獎。作為長期從事兒童文學創作又分管兒童文學的中國作協領導，您認為什么樣的兒童文學才真正稱得上優秀？好的兒童文學應該具備哪些因素？

高洪波：我認為好的兒童文學應該具備以下素質：第一，語言純凈；第二，風格幽默，且充滿溫馨；第三，文字一定要講究。陳伯吹老人說過一句話：“為小孩子寫大文學。”這個小和大之間體現著一個兒童文學老前輩自己的標準，也是我的標準。

中華讀書報：您既是一位兒童文學作家，同時也是散文家、評論家，出版過評論集、散文隨筆集等。在您的創作生涯中，閱讀經歷過怎樣的變化？

高洪波：嚴格說來我已經有50多年的創作生涯了，我寫詩、寫散文、寫評論，在《文藝報》當記者時寫過很多報道，除了長篇小說這種題材沒嘗試過，兒童文學的各種門類我幾乎都寫過，被人戲稱為“文壇多面手”，但是最近的這些年寫低幼年齡段的作品多一些。因為中少總社的《嬰兒畫報》和《幼兒畫報》把金波、我、白冰、葛冰、劉丙鈞集結在一起，我們以“男嬰筆會”的名義共同寫了20多年的低幼類兒童文學作品。

我的軍旅散文大部分寫于上個世紀的八九十年代，那個時候對軍營生活記憶比較清新，同時畢竟10年軍旅生活，一個個鮮活的人物以及云南邊疆的風物和景物，給我留下的記憶太鮮明了，所以我一動筆就忍不住要寫這些。同時出版過兩本評論集，一本是兒童文學評論集，一本是詩歌評論集，這與我當時從事的本職工作有關。既然從事這方面的評論編輯，組稿，約稿，那么必須自己要具備這方面的修養和學養，所以我下了很多功夫在這方面補齊自己的短板，所以我的閱讀經歷是和寫作經歷并行不悖的。

人生的閱讀有好多階段，第一個閱讀階段是中學時代的被迫與被動的閱讀階段，因為那時候我得過一次腦膜炎，不得已休學半年，這時媽媽給我辦了一張借書證，我把黔西縣城的圖書館視為閱讀天堂，而且閱讀速度極快，平均兩天一本書，這是一個特殊的被迫的閱讀。第二個閱讀經歷，即10年軍旅生涯期的閱讀，可以簡稱為“地下閱讀”和“秘密閱讀”，因為那個時候的書大多被稱之為“毒草”。所以我們團的圖書后來流散出去和我有關系，因為很多戰友都來找書看，形成了一個“事件”，那批書幾乎全被燒了。然后我們又到師部的圖書館找書看，或者說去“偷書”，都是小知識分子和學生兵的一種對知識的渴望，后來這個行為也暴露了，于是一座師的圖書館的藏書，被兩卡車運去了縣城的造紙廠化成紙漿。等于我所經歷的軍營地下閱讀時期，造成了圖書的兩次水火之劫。可是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用自己的青春記憶和閱讀經歷補充了自己對知識的渴望，填補了精神的空白，這次閱讀經歷很重要。第三階段是本職工作所需要的主動閱讀，那時候我已經轉業到《文藝報》了，上面所提到的兩本評論著作的產生，就是那個時期主動閱讀的產物。比如說對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勃羅留波夫，簡稱“別車杜”，還有盧那察爾斯基，邊讀邊做筆記，還有對《雨果論文學》的閱讀，對《歌德談話錄》的閱讀等等。還有《普列漢諾夫論文學》，以及艾青的《詩論》。那時身邊有一些敬業且水平極高的老編輯們，他們都是上世紀50年代畢業的老大學生，不斷給我們這些年輕編輯以指導。我記得那個時候剛到《文藝報》，編輯部主任謝永旺先生跟我們說：“我們要以《文藝報》工作為己任，像當年別林斯基對《祖國紀事》的感情，因為別林斯基說當他要告別世界的時候，要枕著《祖國紀事》進入另一個世界。”這都使我深受震撼，這是一種大評論家及大編輯家對文學和刊物的責任感，以及對自己所從事文學評論工作的一種極端認真的態度，這都促進了我的閱讀的興趣，奠定了我文學的基本觀念。

中華讀書報：您有枕邊書嗎？如果有，是什么？

高洪波：從前是有枕邊書的，我記得我的枕邊書隨時更換，但是放的比較長的是《笑林廣記》。這是我覺得非常有趣、幽默的一本古代的書。現在由于有了手機閱讀，枕邊書與我漸行漸遠。

中華讀書報：您有什么樣的閱讀習慣？

高洪波：我的閱讀習慣是喜歡快讀，而且比一般人的速度還要快一些，這取決于我童年時期和同學們一起對一本連環畫書的閱讀比賽，大家非常迅速地翻篇，然后講故事，無意中的兒童游戲般的快速閱讀使我對文字的感覺更敏銳一些，所以我對各種書的閱讀都比較快。筆記，只是對理論書我做筆記，文學作品不做筆記。閱讀的時候只會折頁，如果覺得這本書有意思，我會折很多頁，然后再翻出來看。

中華讀書報：您常常重溫讀過的書嗎？

高洪波：重溫讀過的書不太多。但是因為我有當年對各種理論書的閱讀筆記，比如說兒童文學理論閱讀筆記，詩歌理論的閱讀筆記等等。我會經常翻閱這些閱讀筆記，實際上也等于重溫了那些經典的理論書。

中華讀書報：您經常會為孩子們講座，會給他們推薦書嗎？如果推薦，會推薦哪些書？

高洪波：給孩子們講座倒是經常參加，而且由于我的詩歌和散文都進入人教版的小學語文課本，二年級和四年級，以前的老版本里四年級和五年級有我的兩首詩。一首叫《和我們一樣享受春天》，這是在四年級的。一首是《我想》，在五年級的課本里。后來新的人教版二年級變成了一首詩《彩色的夢》，四年級有一篇散文《陀螺》。我經常和二年級和四年級的孩子們進行關于作文作家的一種寫作交流。我會講述小時候讀的一些好玩的有趣的書，根據他們的年齡特點和他們進行互動，我給他們推薦的書都是我小時候看的比較喜歡的書，比如說《吹牛大王歷險記》，比如說嚴文井的《小溪流的歌》《下次開船港》，張天翼的《大林和小林》等等。還有懷特的《夏洛的網》、塞爾瑪·拉格洛夫的《尼爾斯騎鵝旅行記》等等，就是我在《鵝背馱著的童話》那本書里介紹過的作品。我的閱讀體會，我會經常根據不同的年齡段給孩子們推薦。

中華讀書報：有什么書改變了您的人生嗎？

高洪波：如果比較個性化地講，應該是我五年級時讀到的一本《革命烈士詩抄》。它是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的，而且編者是蕭三，是毛澤東主席的同學。我在二年級的時候曾經寫不出詩歌來，而且有過對詩歌的恐懼，那時候要求每個同學都要寫詩，寫不了詩，老師不讓我們回家吃飯，所以說是一次詩歌的早期恐懼。到了五年級的時候，媽媽買到了《革命烈士詩抄》，實際上是成年人們自己看的，但是我沒事翻閱，卻受到很大的震撼，因為每首詩的主人公都已經犧牲了，而且都有個非常悲壯的精彩故事。所以說《革命烈士詩抄》奠定了我的詩歌觀和早期的人生觀，書里邊我看到了劉伯堅烈士的《戴鐐長街行》，那是很悲壯的，比如說殷夫烈士當時筆名叫白莽，他翻譯的裴多菲的詩叫：“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其中還有葉挺將軍的《囚歌》，我同時還看到了吉鴻昌、帥開甲、陳輝等烈士的詩歌，一直記到今天，甚至脫口能背，可見這本《革命烈士詩抄》對我的影響力是如何巨大了。

中華讀書報：對您來說，寫作最大的魅力是什么？

高洪波：個人覺得寫作時可以讓你的思想自由地馳騁，文字在你的筆下任隨你駕馭調遣。而一旦寫出一個很得意的句子時，你可能會內心充滿一種狂喜，尤其完成一篇作品之后是很快樂的，這種快樂是無可替代的快樂。這種寫作的快樂和誘惑，我覺得可以用兩個字來代替吧，叫做“上癮”。

中華讀書報：如果有機會見到一位作家，在世的或已故的，您想見到誰？

高洪波：魯迅先生。

中華讀書報：如果可以帶三本書到無人島，您會選哪三本？

高洪波：我會選《徐霞客游記》，還有趙汝珍的《古玩指南》、豐子愷的《緣緣堂隨筆》。

中華讀書報：假設策劃宴會，可以邀請在世或已故作家出席，您會邀請誰？

高洪波：我會首先想請豐子愷，因為我寫散文是受到他的啟發，源于我上魯院學習的時候，讀到了豐子愷的《緣緣堂隨筆》，才開始寫起散文來，最后我的畢業論文就是論豐子愷。我特別欣賞豐子愷說的一段話：“我們在藝術的生活中，可以瞥見‘無限’的姿態，可以認識‘永劫’的面目，既可以體驗人生的崇高、不朽，而發見生的意義與價值了。西諺說：人生短，藝術長。”另一位客人我會邀請汪曾祺，一個“人間送小溫”、文筆非常清新典雅、同時也很妙趣無窮的老人。還有老前輩作家快樂的嚴文井先生，我們同一個屬相，他長我36歲，我們曾經在一次售書活動中，我坐在他旁邊，他在簽名落筆時寫下五個字：老兔嚴文井。我就只好自書：小兔高洪波。這是一個令人懷念的睿智而幽默的老前輩。歲月如水，飛速流逝，現在我也是老兔高洪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