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寫作一個中篇，寫一個人與一只鳥的相愛相殺。人是老師，謙謙君子；鳥是鷯哥，能說會道。初始人鳥和諧共處，相處甚歡，只是后來，鳥“墮落”了，學會了污言穢語。這讓老師難過了，也難堪了。怎么辦？老師開始對鷯哥進行思想改造，施以隔離、雙規等多種手段。未果，忍痛逐之。逐之不久，鷯哥竟翩翩歸來，于是人與鳥開始了對峙與博弈……小說前半部進展順利，進入結尾，我略微茫然了，茫然之際竟然走神兒了，創作出一篇人與豬的小說。

放下人與鳥，牽起人與豬。故事模型一致，意蘊卻不盡相同。

人與動物，歷來就是小說家喜歡的題材。在我有限的閱讀里，僅國內當代小說而言，莫言的長篇小說《生死疲勞》是此類題材的神作，人與動物合一，以輪回結構全篇，陰陽貫通，燦爛輝煌。天津作家王松的中篇小說《雙驢記》也寫得驚心動魄，尤其悲壯的結尾，令人終生難忘。二十年前，我有短暫的半個月的養狗經歷。那條棕色的弱小的中華田園犬，僅僅帶給了我們一周的快樂，后一周便染上狗瘟。我們開始了忙碌的救治，治療未果，奄奄一息之際，我忍痛到醫院對其實施了安樂死。我至今記得狗的名字叫丫丫。那是一段很不愉快的經歷，至今不忍回想。

應該說，我對貓狗還是缺乏深切體認的。大連作家馬曉麗是我好友，她養過一條威風凜凜的大金毛。有一次，她跟我講起金毛生前的故事，言談間，像是一個母親在講述一個頑皮的孩子。曉麗對動物的觀察與感受，讓我慚愧與受教。無怪她前幾年寫出那么優秀的《陳志國的今生》。小說里，陳志國是一條漂亮的狗，因一次外出托養，性情大變，由高傲變得自卑，由任性變得膽怯，曉麗觀察之細微，描寫之真切，令人贊嘆……相比之下，我覺得我對動物的感受太弱了，或者說，太理性了。

即便如此，我的小說似乎也挺喜歡寫動物的。倒談不上是動物題材，但動物卻經常在我的字里行間閃現。

2005年，我在《作家》發表了中篇小說《克里斯蒂娜》，里面出現了一只猴子。這只珍稀動物，是該篇小說的敘事動機，也承載著小說的某種寓意，但該猴子在這篇小說里只是以聲音的形式出現，算一個影子吧。2012年，小說家陳謙組稿，我在財經類雜志《新世紀》上發表了一個五千字的短篇小說《寵物》，寫的是寵物墓地里埋了一個窮人。動物只是這篇小說的背景。2018年，還是在《作家》雜志，我發表了短篇小說《教授與狗》，這回動物深入參與了沖突，是一個正經兒的角色。

寫動物，我比較滿意的是2004年發表在《人民文學》上的短篇小說《大閘蟹》。不僅是寫了動物，更關鍵的是，借此體現了自己的小說理念。

小說寫了主人公出差蘇州，給兒子買回了三只價格不菲的正宗陽澄湖大閘蟹。兒子寄宿，主人公就把大閘蟹悉心養在家里，等兒子周末回來享用。但是，生猛的大閘蟹竟然逃脫了，于是主人公便開始尋找，在小區門口張貼出懸賞廣告。一連幾日，主人公非但沒有找到蟹子，卻在門口的垃圾箱里看到一只紅色的大閘蟹殘骸——顯然是被人煮著吃了。另外兩只呢？于是主人公在懸賞廣告旁邊貼出了大閘蟹的保養常識。一天后，他看到了另一只大閘蟹的殘骸，只是吃得太草率了。顯然，食用者沒有掌握這道美味的正確吃法，于是主人公在懸賞廣告旁邊又貼出一張大閘蟹的吃法指南。隔日，主人公終于在垃圾箱里看到了最后那只蟹子。當然也是被煮著吃了，只是這回吃得非常圓滿，非常成功，那是南方老饕才能做到的，吃完蟹子后又把蟹殼拼在一起，拼成一個完整的栩栩如生的紅色蟹子。于此，主人公釋然了，周末，他買了三只本地的赤甲紅，等兒子回來享用。

我啰啰嗦嗦地復述這個故事的情節，因為《大閘蟹》這部短篇小說，大抵體現了我的小說理想——敘述層面是有趣的故事，寓意層面是耐讀的小說。

短篇小說有固定的物理空間，不可能無限大，但是小說藝術卻追求意義空間的寬廣與深邃。從一個特定角度上說，越想寫得長，可能意義空間越收窄。是的，這是一個悖論，解決這個悖論的方法，一定不是把小說寫長，尤其是日見“肥胖”的短篇小說。小說離不開現實描寫，但是小說里的現實描寫的目的，一定指向現實背后的意蘊。相對于小說所要表達的意蘊，現實應該是一個寓體，或者說，是一個被故事掩護與遮掩的寓體。小說的悖論又一次出現了，小說不是簡單的寓言，小說的寓體必須貼合現實，但是現實與寓體的關系應該是言在此而意在彼，或者說，既在此也在彼。他們的關系充滿著緊張與張力，是彈性的，恍惚的，若即若離的，同床異夢的。

繞了一個大彎兒，還是回到這篇小說吧。《我們的寵物》寫得并不順當，甚至說有點狼狽。

引發我寫作的動機，就是主人公為了孩子而養了一頭香豬，結果香豬越長越大。這個越長越大，激發了我的想象。我感覺這是一個有趣的故事。

故事不是小說，但是小說離不開故事。有趣的故事，一直是我導入小說的端口，也是小說的底座。趣味，常常是激發我寫作的動機，但是我也知道，僅僅有趣是不夠的，得有意蘊啊！如果不能開掘出豐富的意蘊，有趣就顯得單薄甚至油滑了。那樣寫，頂多是一篇平庸的小說。

于是我把香豬改為一頭普通家豬，就是說主人公被騙了，把一頭家豬當作香豬來飼養了——說供養更準確，而且騙子又是一個假冒的“老兵”。此刻，我知道我摸到了小說的重心。飼養一頭香豬引發的沖突，不算悲劇，但是把一頭家豬當作寵物并且一往情深，悲劇氣息撲面而來了。

很多作家在形容寫作時，有各種比喻，最常見的有“推敲”和“打磨”，還有的用一個“盤”字。我感覺“推敲”“打磨”與“盤”，可能指的都是艱辛修改的過程吧。這幾個說法于我來說，頗覺意猶未盡。如果讓我來形容一下，我想到“燉”這個字。

敲出這個“燉”字，我不禁啞然失笑。用如此俗常的詞來形容高雅的小說，似乎多有不敬。但是想一想，小說還就是要“燉”一“燉”的，尤其是短篇小說，非“燉”不可。

寫小說，得把故事情節想明白，想明白才可能寫明白。但是，僅僅寫明白是不夠的，甚至也沒必要。世間萬物，哪有那么多的“明白”？苛求所謂的“明白”，非但徒勞，甚至可笑。接受美學告訴我們，文學作品的意義并非由作家單方面賦予，它需要通過讀者的閱讀來加以完成。從這個意義上說，作家的任務不是要寫明白，而是要尊重讀者，給讀者創造更多的想象空間。所以，比寫明白更重要的，是營造豐富的指向空間，激發讀者的想象力。就像中國傳統畫論的“四品”，畫得像只是初級技巧，掌握了這個技巧再畫不像，才是創作，才是藝術。我內心執拗地相信，那些明白之后再刻意寫不明白的地方，恰恰是對讀者的尊重，也是小說藝術的魅力所在。

所謂的“不明白”，更準確的說法是混雜與雜糅、朦朧與含蓄。用中國傳統美學的詞匯來表述，就是意境。意境里一定有滋味，但滋味卻不能涵蓋意境。如果達不到意境，那就先努力寫出滋味，也是好的吧。

與“燉”相對應的是“煮”。“燉”是藝術化的現實，而“煮”可能只是把現實故事化。如果把“明白”比作一個食材，把食材煮了，熟了，這就是故事；而把“明白”燉了呢？我們知道，燉的烹飪方法里，得加諸多調料，文火慢工，得軟爛，得入味。煮的目的是熟，燉的目的不僅是熟，還必須有滋味，值得品味。“煮”就是想明白后再寫明白。“燉”呢？非但要把“明白”煮熟，而且要讓“明白”軟爛與入味，從而烹出那種三言兩語不能表述，甚至是心里明白而語言無法呈現的滋味。沒錯，滋味就是小說的多義與開放，就是意蘊的豐盈與不可言說。

回到《我們的寵物》。“我”把一頭家豬當作香豬來供養，情感是真摯的，而對象是假的，這無疑是一種錯位的關系，由此激發出來的所有矛盾，最后都要作用到“我們”身上。或者說，小說里所有的人物關系，都要向這種錯位的關系小心翼翼地靠攏。“我們”與寵物，“我”與妻子，“我”與堂哥大龍，甚至著墨不多的鎮長，甚至真假“佩奇”，都籠罩在這種錯位的關系里，并在各自的錯誤道路上奮勇前進。此中諸多關系，是我刻意調制的，如同佐料，與主干情節一道，共同“燉”出這么一篇小說。

有一種說法，短篇小說是結尾的藝術。這個說法比較傳統與老舊。我們熟知的許多現代派佳作，結尾都是散亂的。在失去“彼岸”的現代語境里，完美圓潤的結尾是否還那么有說服力并令人信服？我要說的是，本篇小說的結尾是我動筆前就想好的，作品里的“我”從堂兄那里拎回一個貌似“佩奇”的大豬頭，放在陽臺上宣示。這個雪白的滴血的碩大豬頭極具畫面感，幾乎震懾住筆者了。我不能確定這個結尾與全篇的內在情緒有多少緊密關系，但是我又非常喜歡。我直覺這樣收尾很好，卻又說不太清楚。

我說這篇小說寫得狼狽，還有一個證明。小說完稿之際，我竟然又把人稱做了改動，由第三人稱改為第一人稱。這一改動看似簡單，其實人物心理也隨之需要調整。這般辛苦地“燉”，讓我生出些許倦怠。如此，我電腦里就有了兩篇小說——“他”的和“我”的。這樣的調整在我寫作的經歷里是第一次。理由很簡單，也很充分，“我”的悲劇一定比“他”的悲劇更感人。隨之確定的還有小說題目——由最初的《豬頭》到《佩奇》，再由《寵物》到現在的《我們的寵物》。

從小說題目的調整，是不是也能看出“燉”的痕跡呢？

近年的《長城》，力推短篇并致力于短篇小說藝術的探索，成績斐然，廣受作者與讀者的矚目。我借創作談之機，拉拉雜雜寫出以上體會，向讀者朋友們匯報，也向同道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