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4日，2025“文學新勢力”青年作家寫作大會在濟南舉行。這是山東城市出版傳媒集團、濟南出版有限責任公司與魯迅文學院、北京師范大學國際寫作中心聯合打造的原創文學精品出版工程，自2020年啟動。今年獲獎的十大青年作家中，來自湖南湘潭的先志（本名黃先智）憑借短篇小說《溫和地帶的水果》榜上有名。

《溫和地帶的水果》講述了一對舅甥去外地進水果的故事。砂糖橘漲價了，但這對舅甥在公路邊發現了一種叫“niang”果的便宜水果。他們去鄉下農戶收購這種罕見的便宜水果，發現原來“niang”果的真名為釀果，是農戶們驅使猴子采摘的。這種水果剛采摘時很甜，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它卻越來越酸，直到徹底酸掉……

在青年作家寫作大會上，主辦方在頒獎詞中寫道：該作品“以非線性敘事構建心理暗流，展現日常瑣碎背后的張力。”

近日，他的新作、短篇小說《陽光四溢的沙灘上》又登上《十月》雜志。

我們在長沙與先志碰面。27歲的他，有超乎年齡的沉穩。他的人生經歷也是最“穩定”的那一種：出生于城市家庭，一路按部就班地讀書、工作——本科畢業于北京師范大學心理學部，碩士畢業于廣西師范大學法學院，畢業后考入湖南省社科院做行政工作。

這些，看似都和寫作不咋“搭邊”。

但自高中以來，寫作就成為他堅持的愛好。“我寫得很慢。”他說。他慢慢想、慢慢寫、慢慢打磨，一年只產出幾篇短篇小說。近些年，他有了些成績，作品頻繁“上刊”。小說《室內地圖》入選2024年湖南文學榜，榮獲第四屆會師上海·90后創意小說戰總冠軍、2024年湘潭文學新人獎等諸多榮譽。他還在上海作家協會旗下文學百校行辦公室主辦的《零雜志》擔任副主編。

今天，在各種媒體的沖擊之下，文學已經成為一種小眾愛好。但先志覺得，自己“來得不算晚”，因為寫作很好玩，文化的需求也不會斷絕。他依舊希望，能為文學做出一些努力。

從“自戀”出發，但別忘了坦誠

新湖南：當時為什么沒有選擇文學作為專業？

先志：我對自己非常不自信。文學是一個沒有標準的領域，在高中的時候我選擇理科，后面選擇心理學，我都是想找到一個有清晰標準的專業。但是文學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沒有一個太客觀的標準，每個人可能都有自己的理論。

從現實的角度出發的話，我只能選擇有標準的專業，這樣能夠給自己安全感，也能夠切切實實地留下后路，讓自己不那么焦慮。

新湖南：你是很務實的人。但咱們常說，文學挺需要一點“不高興”的勁兒、一份沖勁，也少不了不成熟的嘗試。有些老作家評價，咱們這代文學青年比較自戀。你怎么看待？

先志：我沒法代表所有青年作家，只能說說我自己的感受。其實很多對青年作家的批評，我覺得挺中肯的。就拿我自己的閱讀偏好來說，我也更愿意往幾十年前、至少二三十年前的作品里找，在那些書里能找到閱讀的快感。至于現在新出的很多文學作品，說實話，以一個讀者的身份來看，我確實沒太大興趣把它們完整讀完。

對我自己而言，一開始寫作肯定都是不成熟的。但從這種不成熟慢慢走向成熟，這不是個自然而然的過程，必須得靠自己主動去努力。而且首先，面對自己的“不成熟”，得有一份坦誠——這份坦誠其實是最難做到的。

很多人寫作時，包括我剛開始寫的時候，可能都會有點“自戀”：會特別偏愛自己用的語言，覺得能寫出這樣的作品特別厲害。當然，這種心理很常見、也很正常，但我還是會把它歸為“自戀”，因為這種心態很可能會阻礙創作的動力，影響后續的發展。

當然，也有例外：如果你特別認同自己的創作，一直保持著那股沖勁，最后又選對了路、找對了適合自己的創作模式，那說不定能走出來，得到別人的認可，甚至在文學史上留下自己的位置。但對大多數人來說，我覺得還是得和自己的作品保持一點距離。這種距離的意思是：你確實在走自己認為對的路，但同時也不覺得這條路是絕對正確的——這樣一來，才有隨時調整、修改的可能。我覺得這也是從“不成熟” 過渡到 “成熟” 最適合的一種方式。

在人物心理上一定要真實

新湖南：你關注什么樣的題材？

先志：我目前感興趣的題材，是大部分人在日常生活里，為何如此忙忙碌碌又心甘情愿投入其中。有人對生活感到厭倦，卻又為什么不肯離開這樣的生活，還能夠在抱怨和不滿中去感受到快樂，或者說，感受到一些離不開的東西？這是我想要用小說去討論的問題。

新湖南：你在討論的似乎是“生活的意義”。以你的觀察，意義的缺失是一種普遍現象嗎？

先志：我覺得要分兩個程度。就我個人來說，我的意義缺失于我想找到一個更加輕松的心理狀態，盡量少寄托于外在的東西，想“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這是一個比較健康的心理狀態。但是另外一種層面上的意義缺失實際上是目標感的缺失，或者說想要的東西太多，本質上是欲望的永不滿足。

新湖南：你認為什么是理想的小說和理想的作家？

先志：我對于理想的小說其實沒有一個完全的標準，寬泛點的說的話，我覺得理想的小說要真實、合理。它可以有各種可能性，但心理上一定要真實，讓讀者能接受。理想的作家是不把自己當成作家，以更純粹的心態去創作。

新湖南：有沒有特別喜歡的作家?

先志：要說喜歡的作家，其實我喜歡的可能都比較主流，或者是大家都挺熟悉的作家。長篇作家里，我挺喜歡陀思妥耶夫斯基，尤其愛他的《卡拉馬佐夫兄弟》。短篇的話，我偏愛塞林格，他的《九故事》是特別好的范本。

我現在主要寫短篇小說，總在琢磨怎么把更多信息更好地呈現在小說里。塞林格，還有約翰?契弗，他們倆的短篇小說，對我來說就像技巧學習的教材一樣，幫了我不少。

新湖南：現在很多文學前輩和機構會討論扶助青年作家。你怎么看待這種扶助？

先志：首先我不太會說自己是 “青年作家”—— 其實連 “作家” 這兩個字，我都不太好意思說。在我心里，“作家” 得是水平到了挺高的層次，才能稱得上的。至少對我自己來說，我更習慣說 “我是個作者”，或者 “我是個寫東西的人”。

至于按年齡劃分作家這件事，我其實覺得不太應該。當然，有些情況確實需要這種劃分來提供保護，比如《收獲》雜志辦的 “未來文學” 青年文學新秀選拔，要求每年只能 30 歲以下的人參加。為啥呢？因為要是允許 30 歲以上的人參賽，他們很可能在創作經驗上有明顯優勢，容易形成 “碾壓”，那年輕作者就很難出頭了。畢竟要是完全客觀公正地評，很多獎項、評選結果可能都會偏向年齡大、更會寫的人。但除了這種必要的保護之外，再去劃分 “青年作家” 的年齡界限，我就會琢磨：這種保護的“度”該怎么把握？最開始劃分青年作家的年齡層次，初衷肯定是好的。他們想給文學界的新生力量一些傾斜和保護，讓他們能在這種支持下慢慢成長起來。可要是保護過了頭，就像有些評論家說的，反而可能 “揠苗助長”，甚至催生出一些急功近利的想法，連帶出現一些浮躁的行為，那就不好了。所以我其實覺得，關鍵不在于“要不要保護”—— 某種程度上，這種保護肯定是需要的；真正需要好好商量的，是 “這份保護該給到什么程度”。這大概就是我對這件事的看法。

有張力的矛盾，藏在隱秘的地方

新湖南：會不會因為自己的生活比較簡單，經歷的事也不算復雜，所以在題材上會有匱乏感？一些作家通過描寫大眾不熟悉的生活，能帶來一種陌生感。你會不會有沒辦法寫這類題材的困擾呢？

先志：首先得說，像邊疆、民族這種題材，我現在確實寫不了。因為我完全沒有相關的生活經驗，根本沒法動筆。

“題材不夠用”是個老生常談的話題，很多人都有這困擾，可我始終覺得，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每天都是 24小時，這對誰都公平。有些人的生活可能看著很 “大眾”：按部就班上完學，進大廠工作，再結婚生子。但就算是這樣的生活，里面也有特別細微的差別；哪怕是經歷同樣事的人，作為個體也千差萬別。所以每個人肯定都有自己能寫的東西。

就拿我來說，現在寫小說，動筆前得先想清楚故事發生在什么地方。我本科是在北京讀的，來回湖南老家走京廣線經過一些地方，常會停下來住幾天。其實這些年我去了不少地方，每篇小說都有個原型地點，哪怕是在現實基礎上改編的，我也得先把這個場景想明白。故事里的人物大多是虛構的，但肯定和我的生活經驗、看到的現象有關。

雖然我自己的生活挺平穩的，但也挺幸運：親戚朋友里，有住在鄉下的，過年過節我會去看他們、參加宴席；也有條件好的，在北京住大別墅。在不同階層、不同人群里接觸，能明顯感受到他們的差異：為什么會過這樣的生活？為什么會有這樣的言行？這些都在我心里留下很深的印象。可能我運氣好，要是再過10年、20年，親戚朋友間的來往少了，圈子固定了，很多人可能就困在某個群體、某個階層里了。至少現在，除了我自己的生活，還能接觸到從上到下不同階層的人，這些都能給我提供特別多的創作素材和體驗。

新湖南：你之前提到過“矛盾缺乏”。現在社會沖突相對和緩了，好像給小說家的創作空間和取材范圍沒那么大了，您怎么看這個問題？

先志：這其實是個很自然的轉向。咱們經濟發展起來、真正過上好日子，其實也沒多少年。之前比如上世紀90年代前后的創作，很多是寫經濟騰飛時期的狀況。到了現在，我覺得更像是取材和思想上的一種轉變：很多矛盾其實藏在人和人之間微妙的心理關系里。就像現在的鄰里關系、人與人的相處模式，跟以前比都大不一樣了。

我覺得不是沒素材，而是這些當代生活的素材，還沒完全進入“文學審美”的框架里。這可能不是一兩個人創新就能做到的，得需要一代人把當下生活的變化，慢慢納入文學創作里。現在很多人可能有點不適應，還是在用之前寫經濟騰飛初期的文學范式來寫現在的生活，就像拿舊的取景框當攝像頭去拍當下，自然會覺得沒東西可拍。這種時候，我覺得換個取景框、換個視角，可能就會有完全不一樣的發現。很多值得寫的、有張力的矛盾，其實都藏在特別隱秘的地方。

新湖南：你通過和別人聊天，了解到這些隱秘的矛盾嗎?

先志：對。因為我特別關注別人的痛苦 —— 我本科是學心理學的，心理學還有心理咨詢，其實都特別強調要關注他人的痛苦。我發現現在這種“痛苦”，其實變得更隱秘了，甚至當事人自己都未必能說清楚。它不是那種直接對外面有不滿、覺得誰傷害了自己，而是很多人可能都說不清，自己為什么會這么不快樂。

新湖南：說到“隱秘”，有些人會覺得，當代青年作家寫的東西太 “小我”，關注的都是很隱私的情感、很敏感的感受。您怎么看他們說的這種“敏感”和“小我”?

先志：首先我覺得，任何題材都能寫。至于這種評價，我覺得核心其實是“怎么寫”和“怎么取材”的問題。確實有些作品，或者說有些創作傾向，被說“小”，我覺得也沒太大問題——可能他們寫的時候，更多在說“我感受到了什么”，而沒往外延伸“我為什么會有這種感受？其他人會不會也這樣？”

我平時跟人聊得多，能感覺到這種不快樂，或者說某種欲望的變化、放大，在很多人身上都存在。至少在我身邊，從我的真實體驗來看，這是個挺普遍的現象。既然是普遍現象，那我覺得就該寫。而且對我來說，也只能先觀察好身邊的人、身邊的事，這是我能把握的，也是值得寫的。

AI 倒逼文學行業從業者去提高自己的水平

新湖南：我們經常會說到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的“文學熱”，你會不會去懷念那個時代？

先志：不會。懷念上一個時代就得承擔那個時代的代價。現在生活有很多便利，那時沒有那么好的城市，那么好的環境。

而且文學并沒有消失，只是嚴肅文學的讀者少了。一方面是作者寫得不夠好，另一方面是有很多娛樂替代品。我覺得并不一定要局限于認為大家都應該來欣賞文學，或者不欣賞文學那這個時代就完了。只要時代在發展，文化的需求其實不會斷絕的，它只不過是換了一個形式。過度地懷念上一個時代，只是說明我在這一個時代可能過得不夠好。

新湖南：“95后”被認為是互聯網的“原住民”。你怎么看待現在的 AI 輔助創作和“人機共創”？原創的界限在什么地方？

先志：我覺得首先是明確一些規則，因為 AI 其實這幾年也才剛發展起來。現在法律領域其實也要對AI進行限制，討論也很激烈。文學對于怎么去設立一個規則來說的話，是無能為力的，只能說在現有的框架之下，最好是去明確什么地方堅決不能用AI、什么地方能用AI。不可能通過一個完全的道德上的號召去杜絕使用，因為一旦使用 AI 是有利可圖的，那么大家肯定會盡可能地使用AI。

我其實對這個未來的發展并不是抱有非常灰心的一個預期。因為 AI 能提供的東西，一定會首先沖擊到一些非常實用的領域。像傳統文學，尤其是非常強調藝術性、文學性的創作需要的是一種創新。 AI提供的東西很難去創新，尤其是反映當下時代的變化，它最多可能只能提供一個中間的水平。AI 寫的東西跟水平不太高的作家比，大家可能分辨不出來。但這其實也是變相地倒逼文學行業從業者去提高自己的水平，（因為）一旦不能夠競爭過 AI ，那很可能就是被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