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是人類最大的不幸。七七事變爆發不久，梁思成從山西趕回北平。他在山西考察中國古建筑，拍了不少照片，帶回一批資料，寫了很多筆記。發現一幢唐代建筑讓他高度興奮，他慌亂地整理資料，于9月4日晚趕往天津，先去長沙，后去遙遠陌生的昆明，藏身城郊農村，分析和思考中國古建筑之美，繼續研究和寫作。

時間的另一端，1914年8月8日，奧地利首富之子維特根斯坦，坐上開往維也納的列車，自愿加入奧匈帝國炮兵部隊。他在第一次戰役中并沒有直接面對戰爭危險，大部分時間在維斯瓦河的一艘船上度過。后來，他調到炮兵車間擔任后勤工作，仍不滿足，堅持要去更危險的地方。1916年，維特根斯坦的要求得到批準，他被部署到前線，成為一名持槍面對敵人的志愿兵。在前線，他不止一次與險惡的子彈擦肩而過。他在戰壕中每天寫日記，思考存在與死亡，并大罵戰友的愚蠢。戰后，他的前線日記《戰時筆記》和《邏輯哲學論》出版，后者成為哲學史上最好的著作之一。

戰爭爆發，山河破碎，文人的工作并未停止。學校繼續上課，詩人在荒原寫作，戲劇家在鄉村稻場演出。這有兩個原因，一是偉大的文人和藝術家具有獻身精神，山河破碎，更要抓緊文化工作。二是戰爭年代文化的存續，能給國家和民眾帶來鼓舞，文人和藝術家會在艱難中更努力地工作，世界如此，中國更如此。中國有源遠流長的文化治國傳統，讀書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以國家安危為重，深知文化的重要。而中國土地廣闊，能為戰時的文化延續工作提供足夠空間。

七七事變后，北京和天津共三所大學遷移云南昆明，成立西南聯大，繼續最杰出的大學教育。浙江大學在日軍登陸上海后四次遷移，從杭州城搬到城郊，再搬江西、廣西，最后落腳貴州湄潭縣。校長竺可楨的妻兒在遷移中病亡。浙江大學在抗戰勝利后由普通大學成長為世界一流大學。

感謝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韓敬群總編的信任，支持和鼓勵我寫作這部有關抗戰后方中國文化活動的書。對我而言，這個工作太難，我不是要寫出一部書，是必須寫出一部中國需要的書。可歷史敘事非我所長，我更熟悉虛構小說的寫作，這次寫作長篇非虛構，致敬抗戰時期中國文明的星星之火，我要學習歷史，還要踏訪現場。唯其如此，寫作才可能做得好。

歷史知識是文學的基礎之一。人類過往的生活史，沒有歷史胸懷和歷史見識，作家無法寫出人類復雜的生活與情感。我尤其要感謝中國抗戰史專家齊春風老師，他接受我的采訪，為我講解抗戰文化史線索，不辭辛苦地給我發來數百萬字的重要資料。我又買了三十多部人物傳記，也有幾百萬字。我先花半年時間閱讀，全面學習抗戰文化史，進入歷史現場。半年的學習讓我深受震撼，我做了很多筆記，整理出線索，擬出一個調查和寫作的框架，于是出發。

清晨八點的火車駛離北京，穿越河北平原，先去山東，再過安徽，將我送到江蘇省南京市。我心事重重地坐在高鐵車廂里，想象著抗戰時期錢穆提一個藏了書稿的沉重箱子的艱難逃亡；想象著豐子愷在故鄉老屋瓦片被炮彈震落后，一家十余口穿越幾省的奔波遷移。豐子愷沒有停止繪畫，他在逃亡途中還舉辦了幾次畫展，這讓我陷入沉思。那時，沒有人注意到坐在火車車廂里的我，但我密切注視著車廂里的乘客，猜想著他們的心事和身世。

歷史不能坐在家里寫，要去現場。寫抗戰連盧溝橋也沒去過的人可能有，但不會是我，我必須去，從盧溝橋出發，走遍全中國。我先挑一個日子去盧溝橋，再從北京租車開去天津，尋訪南開大學，再離開北京，坐高鐵遠行。路途遙遠，時間漫長，我曾拿出速寫夾畫畫，打發寂寞時光。更多時候，我的目光穿過火車車窗的玻璃，投向鐵道旁像時光一樣快速后移的風景。我注視著車窗外的行人、汽車、公路、房屋、樹林、河流、田野和遠山，正是這些風景，構成了人類永恒的歡樂與悲傷。

80年前的中國抗戰現場，還有什么可以看到？我不知道。我到了現場，確實發現很多場景面目全非。我在湖南尋訪長沙會戰碑，出租車把我送到一個圍墻前，黑燈瞎火，走投無路，歷史被幾年前砌起的圍墻阻隔，我站在時間之外。但改變的現場也是現場，有時間痕跡。我默默佇立，向埋在圍墻外黑暗中的紀念碑致敬后，悄然離去。

我從北京出發的行程，是我2024年書房外田野調查的實證行動。從那天起，我縱貫中國15個省共25個地區，進行了持續一百多天的田野調查。我從北到南，穿越幾十座中國的城市，觀察、考證和體驗。

我一路尋訪并到達歷史現場，心潮起伏，這就是文學，時間的目光和感情。我把行走的日程，看到的場景，吃住行的經歷，以及沿路尋訪與觀察的心情，全部記下，同時展開各種人物采訪。我在火車的車廂座位、陌生城市的街道旁的石礅、江河邊的土地上，隨時坐下，在手機里記錄所見、所思和所感。我每天晚上回酒店房間，再打開電腦寫調查日記。歷時三個月的調查結束，我寫下15萬字的調查日記，整理出50萬字的現場錄音采訪文字。

貴州多雨，高鐵進入貴州時，火車車窗上出現雨水，我注意到風把雨水拉扯成橫向，水跡在玻璃上化作了橫線，像作家書寫的文字，快速后移，不是下墜。當時我在閱讀葡萄牙詩人佩索阿的詩，正讀到這一句：“我是一條河，我的水注定要流淌著離開我。”我一下子感到車窗玻璃上冰涼的雨水流進了我的身體，那是時間的淚水。

我尋訪半個中國，全程坐火車，一個人拖著行李箱，在手機上訂車票和酒店，有時要退票、改期，有時要退酒店，手忙腳亂，但我的想象非常活躍，知道這狼狽相比抗戰時逃亡的文人，已是巨大的幸福。

文學是一堆字，意義的符號，并非事物的實相。文學的特質是想象，作家寫作時的想象和讀者閱讀時的想象。我如果不出門，80年前中國的絕望混亂和文人的顛沛流離，無法想象。

在廣西河池市，作家黃土路駕駛自己的汽車，載著我穿越大片甘蔗林，去浙江大學遷移的舊址。空曠的荒園讓我無限感慨，想象力張開翅膀，在荒地上盤旋，那也是我后來寫作時文字奔跑最快的一段內容。

我的寫作是時間的眺望。歷史事件和我的踏訪經歷，成為兩條文字河流，穿行在我回到書房后的漫長書寫中。我寫的是歷史，但這不是一本歷史書，是一部文學作品。歷史是基礎，是青銅大鼎，我的思想、情感、調查的經歷、被采訪者及尋訪中看到的場景和當地人的生活，是文字之水，注入了歷史的青銅大鼎，使這只鼎復活，并開口說話。

我的寫作不能只是把歷史事件重現一遍，那沒必要由我來做，那樣的書已經有過。我是作家，要重新對記憶中的世界進行文學表達。文學表達就涉及敘述結構、前后安排和時間穿插的表述，還涉及文字運用、人物刻畫、場景描繪、想象力的縱橫奔跑，諸如此類。

那些獨自出行和埋頭寫作的日子，是我永遠的懷念。它帶給了我幸福，也帶給我人類生活的信念。正義終將戰勝邪惡，消滅罪惡戰爭的最大力量，或許是文化。是詩人對大地的贊美，演員在舞臺上的優雅轉身，是學者啟發心智的偉大著作，以及教師在講臺上充滿激情的講演……向人類的文明致敬，是作家的責任，向戰爭年代偉大的教育家致敬，是我最大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