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海林，1984年生于山西省神池縣。魯迅文學院山西文學創作高研班學員，山西省作家協會會員。2023年9月開始發表小說，已在《青年作家》《山西文學》《黃河》《延河》《青島文學》等刊物發表20余萬字。

我記得很清楚，四年前寫下《白金戒指》最后一個字時，太原的夏夜正飄著細雨。我從椅子上站起來，揉著酸痛的腰背，來到五樓窗前，眺望這座生活了十三年的城市，遠處群樓林立，閃爍的霓虹令我目眩。我將視線回縮，樓下街口昏黃的路燈散發著溫柔的光，將雨絲染成金色，好像暈染了一些情緒，熱烈且執拗，它們向我直撲而來。那一刻，我郁結在心中的情緒開始舒緩，我的故事寫完了，終于可以松一口氣了。但那是我以為的。看了幾分鐘路燈，我看到一個人從路燈下走過，她挽著高高的發髻，沒有撐傘，雙臂裹住身體，緩慢前行。我期盼可以看到她的面容，視線跟隨她前行，直至她從路口消失。那一刻，我知道有一些東西我還沒有放下，它依舊熠熠生輝，它揪著我的心，讓我不能自拔。那是素蓉最后攥著那三枚戒指時的眼神——那里面有貴州山區的霧氣，有東湖村的白雪，有煤礦巷道的黑暗，還有一個女人在命運里掙扎的全部痕跡。

《白金戒指》是我自2021年開始小說創作后的第三篇小說，之前兩篇是《圍狼》和《烏鴉》。三篇小說的相似之處是它們全部以東湖村為背景進行書寫，寫村莊里的人和事，寫他們的喜怒哀樂，寫他們的執著與堅韌。東湖村不是地理位置上的村莊，它源于我的家鄉，卻更加復雜，也更加理想化，它從精神層面出發，抵達獨特的北方農村的群像寫照。

與前兩篇不同，《白金戒指》初次書寫了愛情，這篇小說的誕生，是一場記憶的漫長旅程。

很多年前，有一天我放學后從鎮上一路跑回村里，像往常一樣，我歡快地撞開了奶奶家的大門，正要向奶奶講述這一周發生的趣事時，我看到奶奶表情嚴肅地看著我。她沒有說話，而是將眼神瞟向一側，我順著奶奶的視線望去，看到一個陌生的女人坐在炕沿。她穿著紅色的上衣和藍色的褲子，頭上挽著一個很高的發髻，我還清晰地看到她的臉上掛著一絲羞澀。她看到我在看她，臉一瞬間就紅了起來。這時候，奶奶開口了，奶奶說，快叫四媽（我們老家將叔叔稱為爹，叔叔的媳婦稱為媽，三叔的媳婦就叫三媽）。四……那個“媽”字含在嘴里，怎么都說不出口。這個陌生的女人什么時候來到我家，她怎么就成了我的“四媽”？我噘著嘴站在那里，一動不動，完全弄不清楚狀況。“四媽”也愣住了，她看出了我的不情愿。氣氛開始凝重起來。四爹突然推門而入，他說，回來了。我循聲看向四爹，他滿臉歡喜，整個人舒展得很開，像是一棵挺拔的樹。四爹走到四媽身旁，說，這是我大哥的兒子。又轉身對我說，這是你四媽。四爹將凝重氣氛打破，逆光下的四媽突然變了一副面孔，她的嘴巴咧開，露出滿口白牙，接著，她將手伸到口袋里，掏出幾顆糖果，端在手上，向我伸來。她說，吃糖，很甜的。那只伸過來的手散發著巨大的魔力，吸引著我，召喚著我，我舔舔了嘴唇，迅疾地伸手將糖果搶了過來，然后轉身跑出了屋子。奶奶在我身后喊道，慢點兒。我哪顧得了那么多，奶奶的聲音早已飄到了云層之上，而我的全部心思都在手里的那兩顆充滿誘惑的糖果上。

那之后，我知道我們家又增了一口人，就是我的四媽，她是四川人。之前還有我二爹的媳婦是四川人，我四舅的媳婦是貴州人。他們都是花錢“買”來的媳婦。在村莊里，還有很多來自南方的女人。她們生活拘謹，寡言，總是和村里人格格不入。

素蓉便是我書寫她們的第一個小說形象。素蓉不是一個符號化的被拐賣婦女，而是一個帶著山野韌勁的生命體，她是我從遙遠的時空中挖掘出來的代表，是我從生活的巖層中鑿刻出的一個努力活著的生命體。

關于素蓉和李莊嚴的人物形象，我曾有過深度的思考，他們的相遇、相知、相戀（即便婚姻是一樁生意，也不能避免它有愛情的成分），我反復修改了七八次。最初我讓李莊嚴說很多話，后來發現不對——一個因得過腦膜炎而損害了身體功能的農村人，從小被戲弄、被孤立，他的語言早被磨礪成了鈍器，他對生活的感知十分敏感——他怎么可能滔滔不絕呢？但是后來我又想，人還得有點盼頭，即便他是一個村莊的“邊緣人”，他寡言，但他肯定有他的熱愛，有他追求的目標，不然他該如何活下去？所以他必須得說話，但沒必要多說。最后定稿時，他面對陌生的素蓉時，就只剩那句“你好，我叫李莊嚴”（這句話說得也很笨拙了）。說實話，寫下這句話時，我心里隱隱作痛，直到素蓉對他笑，才將他的勇氣喚醒，也才有了接下來的一系列故事。后來，他羞澀地拉起素蓉的手，表達自己的愛戀。那一刻我笑了，這種笨拙的溫柔，正是李莊嚴該有的表現，一個內心善良的孩子，雖然從小飽受凄冷，但他本質上的那點愛依舊存在，這比任何甜言蜜語都更接近愛情的本真。

另外一點，我加大了對貴州山區的描寫，是想和晉北農村形成明顯對照，我想要寫出中國大地上的“褶皺感”——南方與北方的差異性。素蓉從“雞叫第一遍就起床，借著月光翻山種地”的西南，來到“冬天的雪能埋住膝蓋”的北方，她適應的不只是氣候，更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生存哲學，她感受著地域差異帶來的生命體驗，溫熱與凄冷，繁茂與凋零。

寫這篇小說的時候，我曾翻閱過大量貴州山區的文字資料和視頻資料，對照自己的家鄉，將自己化身為素蓉和李莊嚴，潛入陌生地域的生活肌理，切身體會貴州山里“鵲兒沖向云層的姿態”與晉北冬天“狗皮帽捂不住的煤灰臉”。我想象素蓉走在貴州大山里，仰望高山時的內心想法；我還想象李莊嚴歪歪扭扭從煤礦地下走出來時，臉上掛著“牙齒白得像雪”一樣的憨厚的笑……這些細節不是裝飾，它是我的期盼和渴望，令我著迷。

最后我想說一下那三枚白金戒指。我曾與朋友展開過討論，我們聚焦于戒指出現時的場景和隱喻，它遠不是表面看到的物質形象，不是買賣婚姻的證明，不是貧富的標尺，更不是素蓉與李莊嚴情感的見證，它是生命意義的投射，是一種精神的象征。它應該出現在該出現的時刻。用朋友的話說，只要適當，它必定光芒四射，足以照亮世間的一切。

這或許才是白金戒指該有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