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斯科巨大的抽象畫作，形成了一個強大的能量場，將你包裹。

盡管，現代藝術在中國已經歷了百年的歷史，當代藝術也走過了近三十年的歷程，但“看不懂”現當代藝術，眼下在觀眾中還是非常普遍的現象。人們甚至把那些讓人看不懂乃至一頭霧水的藝術作品一律統稱為“抽象”，以此來表達自己內心的困惑、不解和抗拒。

但與此同時，我們又常常聽到一些親歷者的訴說，稱某件藝術作品如何深刻地打動他，震撼他，讓他們久久難以忘懷。有的甚至說藝術將他們從深淵中拉出，給予了他們強大的精神慰藉和治愈的力量。

是什么造成了這截然不同的兩種感受？

為什么我們會“看不懂”？

現代藝術出現以前，西方藝術的主要目標是“再現”和“美化”現實，畫家們絞盡腦汁就是要畫得像、畫得美、畫得有故事性。雖然，中國傳統繪畫有別于西方古典寫實藝術那樣追求“畫得像”，而是追求“似與不似之間”，講究“詩書畫印”四位一體的綜合敘事，但畫中也都有具體的形象。并且，無論中外，都有一套相對穩定的評價標準。換句話說，什么是好藝術，大家是有基本共識的。在這樣的認知框架下，“看懂”意味著能夠識別主題、贊嘆技巧和理解故事的道德或歷史寓意。

19世紀后期出現的現代藝術，其核心訴求是“為藝術而藝術”，追求藝術自身的形式創新。其目標是打破古典藝術的寫實傳統，探索色彩、線條、形式等藝術本身的語言。而20世紀60年代出現的當代藝術，它的核心訴求變成“為觀念而藝術”，藝術不再局限于審美，而是成為一種表達觀點、批判社會、介入現實的媒介。對于許多當代藝術家而言，想法比最終的作品更重要，作品只是某個想法的載體或證據。

傳統藝術“看得懂”的關鍵，在于它根植于一個連續、穩定、共享的文化語境中。它像一門傳承有序的語言，有共通的詞匯（符號）、語法（技法）和修辭（意境）。而現當代藝術的“游戲規則”徹底改變了，它們更像藝術家發明的個人方言，甚至是要打破原有語言規則的實驗。而人類的大腦有一種認知習慣，就是天生喜歡識別模式和理解敘事。當面對看似“隨意”的色彩、線條或形狀時，如果沒有明顯的可識別對象或故事，人們就容易產生困惑和挫敗感。因此，觀眾如果要欣賞它，就需要更多地學習藝術史脈絡，了解藝術家的個人詞典，并接受“沒有唯一答案”的開放心態。

打開現當代藝術的鑰匙

實際上，傳統藝術與現當代藝術之間并無高下之分，只是游戲規則不同。只有理解了規則，才能找到“看懂”的鑰匙。

第一把鑰匙：語境是解鎖現當代藝術首要的“文化密碼”。

現當代藝術家的共性之一，就是他們往往會創造一套極其個人化的符號，如果不了解作品創作的時代背景和藝術家的個人經歷就很難破譯。比如杰克遜·波洛克的“滴畫”，看似雜亂無章，非常隨性。但如果你知道這出現在二戰后，人們內心充滿焦慮，藝術家試圖用這種狂野、直接的方式擺脫傳統束縛、表達潛意識的能量，你就能感受到畫布上的激情與掙扎。再比如布魯斯·瑙曼的霓虹燈標語《真正的藝術家通過揭示神秘真理來幫助世界》，如果不知道當時藝術界關于“藝術家角色”的辯論，它看起來就是一句普通的、甚至有點滑稽的口號。但了解了當時的語境，你就知道它是對藝術家身份既自嘲又嚴肅的探究。

第二把鑰匙：觀念大于美感。

對于許多當代藝術而言，想法比技法更重要，觀念大于美感。藝術的核心可能是提出一個觀點、一個問題或一個概念，而非提供審美愉悅，欣賞這類藝術常常需要觀眾的智力參與。比如，杜尚那件著名的《泉》。它的價值不在于美觀或工藝，而在于通過它提出的一個石破天驚的問題：“如果藝術可以是非手工的、現成的物品，那么藝術的本質到底是什么？是物品本身，還是藝術家賦予它的觀念和選擇？”再比如，達明·赫斯特的《生者對死者無動于衷》。它不是在展示一條鯊魚，而是在問：“恐懼是什么？生命和死亡的邊界在哪里？商業如何操縱我們的情感？”當觀眾面對這些作品，發出“看不懂”的抱怨之時，其實是因為你期待藝術給你一個答案，而藝術家只給了你一個問號。

今天，不少當代藝術常常挑戰既有的政治、社會、文化規則，這種“冒犯性”和“反思性”是當代藝術的特征之一，但它的確會讓不少習慣于“和諧之美”的觀眾感到不適。另外，當代藝術還會主動挑戰傳統“美”的定義。它認為“美”可能是膚淺的、麻痹性的。為了更深刻地觸動觀眾，它寧愿使用震驚、不適、丑陋或枯燥作為策略。如果你認為“看不懂”，或許是因為你還在用“美不美”的舊尺子，在丈量一把不想被丈量的新椅子。

第三把鑰匙：材料與媒介成為觀念表達的重要工具。

很多當代藝術故意摒棄傳統技藝，使用現成品，或者一些非常規性的材料與媒介，在這樣的情境中，觀眾熟悉的“技藝美”評判標準失效了。比如蔡國強經常使用火藥創作爆破畫。在他的創作中，火藥不僅是一種材料，更是一種承載了中國古代發明、節日慶典、乃至戰爭與毀滅的文化符號。而他的創作過程——爆破，本身就是一種轉瞬即逝的表演。不難發現，在當代藝術創作中，藝術家選擇的材料，常常與他想要表達的觀念和傳播的信息有著非常內在深切的關聯。比如安塞姆·基弗喜歡用鉛、稻草、灰燼等沉重類材料創作巨幅畫作。這些材料，與他本人的人生經歷與生命體驗有關，本身就帶有廢墟感、歷史感和哲思性。

第四把鑰匙：放棄“看懂”的執念，轉向“感受”與“體驗”。

人類有很多體驗是語言無法精確描述的：比如極致的悲傷、狂喜、對神秘的感知、對永恒的驚鴻一瞥。藝術（尤其是抽象藝術、表現主義藝術）正是處理這些“不可言說”之物的工具。它繞過我們理性的頭腦，直接與我們的靈魂對話。你“看不懂”，是因為它本來就不是用來“讀”的文本，而是用來“體驗”的通道。它為你打開一扇窗，讓你瞥見語言之外的、更浩瀚的存在維度，這種體驗本身就能帶來超越性的慰藉。

與此同時，當代藝術強調“作者已死”，這個革命性觀點就是鼓勵觀眾拋棄對創作者意圖的過度依賴，而是基于自身經驗進行多重解讀。然而，這種解讀的開放性，可能會讓習慣尋找“正確答案”的觀眾感到迷茫。事實上，如果我們能夠放下“必須看懂”的執念，允許自己只是去感受，去體驗，或許我們就不會有那么多的困惑和苦惱。很多時候，藝術并不總是需要被“理解”，你只需要去“感受”就行。比如，當我們站在詹姆斯·特瑞爾的光影裝置中，其實不需要知道任何理論。我們只需要沉浸其中，感受光線對空間的重塑，體驗那份寧靜、恍惚或震撼，享受我們身體的正常反應。

藝術治愈是個偽命題嗎？

“看不懂”的藝術，又為何具有治愈的功能？因為藝術的治愈，恰恰不依賴于理性的“懂”，而是通過其他更原始、更直接的通道來實現的。藝術的第一個層面是理性認知，就是“看懂”，但更深層的往往是感性體驗。

比如，你不需要看懂蒙克的《吶喊》中扭曲的人是誰，他為什么吶喊，但你能直接感受到畫中噴涌而出的焦慮、恐懼和孤立無援，這種情感的沖擊是直接的。對于一個正處于同樣情緒中的人，看到自己的內心世界被外部化、被具象化，這種“被理解”的感覺就是救贖的開始。再比如，你站在羅斯科的巨大畫作前，也許看不懂它“想表達什么”，但那些朦朧、模糊的邊緣，深邃、震顫的顏色彌漫在你的身邊，讓你的眼神無法聚焦，并形成了一個強大的能量場，將你包裹。你可能感到寧靜、肅穆、甚至一種莫名的悲傷或喜悅。這種純粹的、超越語言的神圣體驗，可以讓人暫時從現實的紛擾中抽離，進入一個冥想式的空間，從而達到多層次的情感與精神轉化，這就是一種治愈的力量。

馬克斯·韋伯曾認為，人類社會的現代化進程是一個持續的“理性化”過程。科學和工具的理性占據了主導地位，它解釋一切，將世界從迷信、神秘和魔幻中解放出來。這種“理性化”和“祛魅化”的后果導致意義的喪失。過去，宗教為生命提供了終極意義和目的?，F在，科學可以解釋“如何”，卻無法回答“為什么”。我們為什么活著？生命的意義是什么？現代人面臨著意義的真空和精神的困境。

在此情境下，藝術首先幫助創作者實現治愈。藝術創作常常成為藝術家處理個人創傷、內心沖突和存在困境的一種方法與途徑，他們通過將不可言說的體驗轉化為有形作品，賦予痛苦以形式，將苦難升華。比如弗朗西斯·培根通過扭曲的人物畫處理自己的孤獨與創傷，將個人痛苦轉化為普遍性表達。其次，藝術也為觀看者提供治愈。每每我們面對反映自身處境的藝術作品時，會不自覺地會產生深刻的共鳴與認同。意識到自己的痛苦并非孤例，產生“原來不止我這樣”的慰藉，幫助我們以不同方式看待自己的處境，同時釋放壓抑的情感。正是從這個意義來說，藝術的治愈具有對抗工具理性與異化的超越性，是對人類精神困境的一種釋放。

今天，當我們進入美術館，就暫時擱置了科學真偽、道德善惡、實用與否的判斷，藝術將我們從日常生活的例行公事中解放出來，讓我們可以從無休止的價值沖突和選擇壓力中抽身出來。當然，藝術的治愈可能是暫時的，它并不能改變世界的理性化進程，它只是為個體靈魂提供了一個至關重要的喘息之所和解放的窗口，并為人們在技術宰制與存在虛無中，重新找回人性應有的深度與尊嚴。這或許正是藝術在現代社會中最深刻、最不可替代的價值所在。

（作者為上海油畫雕塑院美術館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