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新大眾文藝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素人寫作”也受到新一輪的重視。

據學者研究，“素人”是個舶來詞，來自日本，其本意是指沒有經驗的非專業人士。最早用于文娛領域，與專業演員或明星相對而言，后來被用于文學創作，作為區別于職業作家的普通寫作者。

作為對文學新現象的概括，“素人寫作”的提出為我們展示了一片生機勃勃的文學園地，不過，當這個詞被抽象地使用，甚至作為吸引眼球、博取流量或增加出版印數的噱頭，又可能落入“標簽化”的誤區。為此，有必要重新思考這個時代的寫作場域，呼吁身處其中者撕掉標簽再出發。

撕掉標簽，是為了提高寫作反映生活的能力和質量。

隨著中國式現代化不斷推進，現實生活日趨豐富多樣，細分也更加明顯，我們都活在某種“垂類生活”之中。依靠全面嵌入生活的社交媒體，我們互相聯系很方便，互相了解卻很難。以前，我們不一定每天能和鄰居見面，但對他的經歷性格了如指掌。今天，我們和鄰居在“業主群”即時交流，卻連對方的長相乃至性別都未必知道。正是這種“無間”卻不“親密”的生活狀態，讓我們閱讀別人生活的愿望變得更加強烈，而普通人寫作所展現的豐富多彩的垂類生活，恰好滿足了這一點。

如果過度使用“素人寫作”的標簽概而言之，那么，反而會對現實生活的豐富性多樣性造成遮蔽。因為在“素人”的標簽下勞作和寫作的，是流水線上的產業工人，是電動車上外賣騎手，是商圈樓宇的保潔阿姨，是田間地頭的農民大叔，就文學技巧而言，他們當然都是“素人”，但就生活主體而言，他們卻是各個不同的“這一群”，而他們的寫作及其成果受到歡迎的根由正在于此。

比如，在東莞的“打工文學”中，我們讀到了改革開放后打工群體的酸甜苦辣；在“北漂詩篇”中，我們讀到了工業化城市化和大規模人口遷移下別樣的“離愁”，以及城鄉二元社會結構的個體鏡像；在《我在北京送快遞》《趕時間的人》等作品中，我們讀到了當代都市生活的一段秘史；在《素樸的勞作》等自述式非虛構作品中，我們又讀到了普通人生命歷程折射的社會變遷。“素人”的標簽確實精準捕捉到了普通寫作者在文學技巧層面的共性，卻掩蓋了他們寫作內容的差異，而這些寫作之所以動人，恰因為他們以個體姿態書寫了群體狀態，以個性化的語言反映了群體化的情感。撕去“素人”的標簽，寫作將更有效地抵達寫作者所經歷和書寫的垂類生活，更充分地展示社會現實的宏闊和斑斕。

撕掉標簽，是為了涵養更有活力的文學生態。

毋庸諱言，素人寫作的涌現本身就是一篇文學的“警世明言”。作為一種受到重視的文學現象，它提醒包括專業文學創作者在內的“文學圈”重新認識文學與生活、文學與心靈的關系，重新認識文學和寫作對于個體和群體的意義。當各行各業的從業者以文學的名義完成自我表達，并以此贏得廣泛認可，不由得讓人感慨，你永遠可以相信文學、相信寫作。這不僅是因為寫作幾乎是人天賦的權利，而且寫作是文化獲得感滿足感的重要來源。作為寫作者，當作品被閱讀、被分享、被交流時，他所感受到的獲得感和滿足感，絲毫不弱于作為文化產品的接受者、消費者時的正向體驗。尤其是在物質生活普遍寬裕、人們受教育程度和文化程度普遍提升的今天，創造和供給正在比接受和消費更成為文化獲得感滿足感的來源，而這也正是滋養文學生態的活力源泉。如果刻意強化“素人”身份，僵硬地劃定其與專業或職業寫作者的界限，甚至揚此抑彼，反而會破壞文學生態。

歷史和現實都告訴我們，文藝名家多有起于“素人”者。而在走出了“單位制”的當代中國，在哪個機構供職，以什么謀生，不但極具變動性，而且越來越取決于個體意愿。當代文壇上不少專職作家都有過“素人寫作”的階段，在他們還是“素人”時，有的干過編輯、教師等與文字、寫作密切相關的工作，還有的從事警察、牙醫等看似和文學不沾邊的職業。如果我們承認，文學的本質是對生活的書寫，那么，恰在書寫生活的意義上，素人寫作和職業寫作并無質的區別，其差別只是一樣食材的不同烹飪法，誰也不會因為農家飯可口，就放棄米其林的美味，反之，也是一樣。因此，與其把素人寫作和職業寫作搞得涇渭分明，不如在二者之間建立良性互動，為每一個人打開文學的“旋轉門”。

撕掉標簽，是為了更好釋放大眾寫作的熱情。

客觀地看，設置標簽是互聯網時代信息爆炸的必然產物。成功的標簽，可以使某一類內容在海量的網絡信息中更易被人發現，受到關注。因此，在網絡文藝的語境下，創作要分類型，角色需立人設，不然，就很可能淹沒消失在信息海洋之中。如果我們把口頭創作也納入廣義的文學寫作，那么，“素人寫作”由來已久。

有過前互聯網生活經驗的人可能都有這樣的記憶，大樹下、巷子口，老年人把家族或個人往事向孩子們娓娓道來，外出歸來者眉飛色舞地講述所見所聞，其中無不夾雜著個人的觀點和情緒，這些不就是沒有形諸文字的“素人寫作”嗎？在紙媒時代，這些動人的故事、精彩的議論大都隨風飄散，沒有被記錄下來，更遑論出版。即便有人寫下來投稿，大概率也是石沉大海。畢竟，路遙、J.K.羅琳這些大作家都曾遭遇過被編輯退稿的經歷，何況普通人。套用一句名言，“人是生而能寫的，卻無往不在編輯的手中。”互聯網等新媒介的普及，改變了這種狀況，誰寫誰發，隨寫隨發，從生活變為作品、從寫作轉入發表，似乎都成了“一鍵生成”的事兒。沒有了“編輯”和“出版者”這些中間商，寫作的熱情終于得以空前釋放。

不過，我們有必要記得，一切以互聯網為發表以及創作依托的寫作，都離不開一個更大的中間商，它的名字叫“平臺”。從2016年博客網站爆炸式增長到各類文學網站的興盛，網絡在為寫作提供越來越多“平臺”選擇的同時，也越來越把寫作綁定在“平臺”上。再套用一句名言，掙脫了傳統出版束縛的寫作者，可以選擇依附于這個或那個“平臺”，卻不得不作為寫作群體的一員依附于“平臺”這種新的文學生產機制。隨著流量至上的法則引起反思，算法推薦的弊端受到抵制，審美繭房的危害日漸暴露，人們終于發現，與平臺打交道比與編輯打交道復雜得多。如果任由平臺把“素人”作為篩選和推薦作品的標準，那么，普通人寫作很有可能成為同質化、套路化的類型文，喪失本該有的生氣和活力。拒絕標簽化，才能讓普通人寫作的文學毫光隨處閃爍，溫暖人心。

回顧過去，工農兵寫作、底層寫作、野生作家等或莊或諧的概念都曾在特定語境中為構建新的文學創作場域、激發創造活力起到推動作用。當前，新大眾文藝的浪潮方興未艾，關于新大眾文藝的研究如火如荼，作為一種話語策略的“素人寫作”已經基本完成了其歷史使命，理應蛻變為當代文學史特定篇章中的概念。對于當下的創作和評論而言，與其繼續與這個概念糾纏不休，不如回歸普通人寫作的時代邏輯和文學生產新機制深處，撕掉標簽再出發，在更廣闊的生活現場中收獲更豐碩的文學果實。

（作者為中國文聯理論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