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尤其是詩歌，需要慢下來。文學需要讓我們敞開心扉，從而進駐我們內心深處的某些領域——其中許多仍處于沉睡狀態；唯有如此，我們才能聽見別樣的聲音，感受那些當下尚未擁有、卻終將屬于我們的心境——當我們相信文學作品中那堆文字組合亦是自身現實的一部分時，這些心境便會與我們相伴。文學能讓我們化身為那些經典角色：無論是莎士比亞、塞萬提斯，還是《西游記》那位無名作者筆下的人物，我們都能成為他們的 “化身”。比如孫悟空的種種奇遇，我們會成為 “他們被召喚時所依托的載體”。我作為一名墨西哥人，能在靈魂深處感受到李白詩歌的力量——連同詩中的湖泊、美酒與蟬鳴一同感知；這些意象與我心中的 “青蛙”（注：此處 “sapos” 為隱喻，可理解為內心深處的私密情感或記憶符號）、與這份濃重而深沉的孤獨產生共鳴。

藝術家創作作品，絕非依賴情感的泛泛而談，也非借助那些陳詞濫調的隱喻。陳詞濫調雖能幫助我們快速、有效地傳遞感受，卻只是情感復雜性的粗略輪廓——它能讓他人理解我們的表層想法，卻絕非藝術，更算不上詩歌。

我們運用通用隱喻，是為了讓他人準確理解我們的感受、實現有效溝通；但真正的理解與共情，需要更深入的探索：需像手術刀般直抵核心，找到語言背后的“臟腑”，將那份讓喜悅穿透心靈的 “膽汁”（注：此處 “bilis” 為比喻，象征情感中濃烈、深刻的內核）呈現在世人面前。

我們需要恰當的文字與適宜的節奏，好讓他人能與我們感同身受，能親身體會到那撕裂我們心臟的利爪：“六月曾予我無聲的歌喉/那是壓抑情愫的旋律。/如今六月如風般帶走/那最甜蜜、最遼遠的希望。” 對我而言，再也沒有哪個六月能比得上墨西哥詩人卡洛斯?佩利塞爾（Carlos Pellicer）1937 年在《六月時光中寫下的那個六月——當愛情落幕，當再也無從談論愛情，只因愛已不復存在，或許它從來都只是一聲在寂靜中破碎的孤獨心跳。

于我而言，六月帶著孤獨與失落的滋味。佩利塞爾的詩讓一種我從未擁有過的情感、一段我從未經歷過的人生體驗得以鮮活；然而，這份情感卻深深烙印在我的記憶里。詩人的個人體驗之所以能變得具有普遍性，并非因為他運用了人人都能理解的通用隱喻；相反，是因為他那無比獨特、極具個人色彩的體驗，與我們自身經歷過的那些體驗產生了共鳴。

19 世紀法國偉大的 “頹廢派” 作家馬塞爾?紹布（Marcel Schwob）曾說：“藝術與普遍觀念截然相反，它只描繪個體之物，只追求獨一無二的存在。” 個體體驗由我們棲居的土地、我們熟知的語言（這些語言依照特定文化及我們成長過程中所接觸的意識形態塑造而成）所決定，它將構成我們身份認同的基礎，并決定我們與他人建立聯結的方式。

相應地，對藝術家而言，所有這些都會賦予其獨特的個人視角。因為藝術家的世界觀不僅由其所屬社群的既有認知與規范構成，其親身經歷還會改變他對社群、對自身，以及對自我世界觀的認知。因此，這些因素都會影響他的藝術創作方式，使其創作以一種自然的形態，逐漸與自身存在相適配。

當我讀到愛德華多?利薩爾德（Eduardo Lizalde）在長篇詩作《第三特諾奇蒂特蘭》中的下述詩句時，總會不由自主地想到我所生活的城市——因為利薩爾德與我一樣，都出生在那座城市。這首詩帶著強烈的本土屬性：從地理層面來說，他與我都曾行走在“第三特諾奇蒂特蘭”的土地上，而這片土地正是墨西哥城。但與此同時，這首詩也可用來描繪任何一座無序擴張、毫無節制與平衡可言的首都——它們的美帶著狂暴與怪異，充斥著老鼠與腐朽，遍布著乞丐與瘋癲之人：“巨大的母親 哺育我們的城市/用你致命的胞衣/年邁的郊狼，你既哺育生靈，也散播毒液 / 群鼠嘶鳴……/古老瘟疫孕育的花朵 化作象征 / 地下通道里的石像鬼 / 碩大而多毛，如脫毛的野狼，似僵死的雄獅 / 居于這座無神之城的天使之間”……

每一座大都市都有著相似的面貌，但每一座城市的 “怪異” 又獨一無二。而這種 “怪異” 必須被描繪出來——唯有如此，它才能真正 “存在”，才能在我們眼前顯形；也唯有如此，我們才能驅散它的威脅，與它共存。神廟與妓院比鄰而居，癡傻之人與尋短見者都能找到一扇窗——或是縱身躍下，或是借此逃離心中的 “天使”（注：此處 “ángeles” 為反諷，暗指令人痛苦的執念或困境）。

沒有一座城市沒有鴿子與老鼠，沒有記憶與犧牲；沒有失去與失敗，沒有關于死亡與重生的故事：“它將在黎明時分歸來，聲勢浩大，愈發兇猛，/ 再次席卷我們的房屋與頭頂 ——/ 我們這些飽經風霜的本地人，是膽怯而躁動的后裔 / 棲居于那桀驁不馴的巨獸 / 永恒而堅不可摧的腹中”。（愛德華多?利薩爾德，《第三特諾奇蒂特蘭》）

空間是一個能感知、會震顫的軀體。正因如此，我們能與書寫空間的詩歌產生共鳴 —— 因為在這些詩歌中，凝聚著人類的象征價值、道德價值，偶爾也包含倫理價值。正如墨西哥詩人胡安?卡洛斯?貝塞拉（Juan Carlos Becerra）所寫：“這座城市讓我心痛，它的‘進步’向我壓來 / 如同不可戰勝的亡靈，/ 如同沉睡的永恒之劍，懸在我每一個疑問之上”。

貝塞拉筆下空間的普遍性，體現在痛苦的普遍性與 “進步” 令人窒息的現實之中。但純粹的痛苦本身無法傳遞更多信息，我們需要具體可感的個體例證——要么借此回想自身經歷，要么憑借記憶與人生體驗去想象那些未曾親歷的過往。

盡管情感具有普遍性（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會感知），但這并不意味著所有情感都能在我們心中留下印記。我們需要看見情感中獨一無二、具體鮮活的部分，才能讓它在我們內心燃燒。因此，詩歌必須依托個體性，才能回歸其普遍性。就像我們需要《羅密歐與朱麗葉》，才能真切感受愛情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