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鴻爪錄：王炳華新疆考古歷史論叢》是考古學家王炳華先生近十余年來文章的結集。作為本書責編，我不僅為先生宏闊的學術視野所折服，更被他扎根邊疆、求真溯源的學術熱忱深深打動。書中每一篇文字、每一幅圖片，都讓我得以更深入地走進這位考古學家與新疆大地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對話之中。

王炳華1935年生于江蘇南通，1960年從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畢業后，便毅然投身新疆考古事業。在長達40載的田野考古生涯里，他的足跡遍布塔里木盆地周緣各綠洲、羅布淖爾荒原、吐魯番盆地、天山北麓各綠洲、伊犁河流域、阿勒泰山等地，主持或參與了樓蘭、尼雅、克里雅、丹丹烏里克、小河等一系列重大考古遺址的發掘工作，取得了大量開創性成果，為新疆考古與歷史研究事業作出了卓越貢獻。

該書不只是一部考古文集，更是一位將畢生心血獻給新疆考古研究的學者，用雙腳丈量歷史、用雙手發掘文明的珍貴見證。在整理書稿的過程中，我仿佛循著先生的腳步，穿越塔克拉瑪干的沙海，踏入羅布泊的荒原，親手觸摸那些被風沙掩埋千年的文明印記。這份厚重的書稿，承載的不只是一個個考古發現，更是一段段與歷史對話的人生歷程。

編校期間，最讓我動容的，是作者對學術真理的執著堅守。在關于孔雀河青銅文明的系列文章中，他不僅以翔實的考古材料重構了史前人群的遷徙圖景，更對國際學界流行的“吐火羅假說”展開了有理有據的批判。尤其在《透視所謂“吐火羅”與孔雀河青銅時代考古文化研究》等文中，他通過系統對比考古資料，明確指出所謂“吐火羅人”遺存與孔雀河遺存在時空維度上存在巨大鴻溝，且缺乏文字證據支撐。這種不盲從、不附和的獨立學術精神，正是我們這個時代學術出版最應珍視的品質。更令人欽佩的是，他在《從高加索走向孔雀河》《從孔雀河走向昆侖山》等文中，進一步提出了開創性的“高加索—孔雀河—昆侖山”人群遷徙與文化傳播路線。通過對比高加索地區與孔雀河遺存的相似性，結合古氣候災變背景，他推測出史前人群經由中亞兩河流域、天山峽谷抵達孔雀河谷的遷徙路徑。這一研究不僅填補了相關領域的學術空白，更為理解歐亞草原青銅時代人群的流動提供了全新視角。

在“天山峽谷古道”的論證中，作者充分展現了作為考古學家的綜合研究能力。從阿拉溝的塞人遺存，到阿斯塔那出土的唐代文書，再到明清文獻記載，他以多種證據相互印證，成功還原出一條被歷史遺忘的重要通道。而對唐代輪臺縣設置的分析，則清晰重現了當時絲綢之路北道的交通與防衛圖景。這些研究讓我們真切認識到絲綢之路的復雜與多元。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西域只知有秦人》一文。作者從一方刻石中“秦人”的自稱切入，層層剖析、抽絲剝繭，最終揭示出各民族源遠流長的緊密聯系。這種見微知著的研究方法，令人嘆服。他明確提出，“秦”作為中原王朝的代稱及其文化影響力，早已深深植根于不同地域的社會認知中，其深遠程度甚至超越了后來的“漢”。這一發現不僅是對傳統歷史敘事的必要補充，更從身份認同的角度，印證了新疆與中原不可分割的悠久聯系。

編輯過程中，我還常被字里行間流露的學人情懷打動。作者對黃文弼、馮其庸、李征等前輩與同道的追憶，不只是學術往事的回顧，更是對學術精神的傳承。在《深心托豪素 倏忽六十年》一文中，他詳細記述了黃文弼先生對自己的諄諄教誨：要重視北疆考古、要將文獻研究與田野工作相結合、要精讀《漢書·西域傳》等一手文獻。這些建議即便在今日讀來，依舊擲地有聲，字里行間滿是前輩學者對后輩的殷切期許。《難忘馮其庸先生的文物情懷》與《難忘李征》兩篇文章，則讓我們看到特殊年代里，學者們對文明的執著守護。馮其庸先生不僅深切關注不同地域的文明，更以捐贈等實際行動參與文物保護。李征則在艱難歲月中，竭盡全力搶救文物、整理文書。這些故事生動展現了中國學者篳路藍縷、無私奉獻的崇高家國情懷。

今年是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成立70周年。在“一帶一路”倡議深入實施的背景下，作者對絲路精神的詮釋、對古代治理智慧的總結，為我們理解當代文明交流互鑒提供了重要的歷史視角。他對絲綢之路多元文明交流的研究，更為當今世界的文明對話提供了寶貴借鑒。

編輯時，我總在思考：是什么支撐著一位學者在艱苦的邊疆考古事業中堅守了40年？通讀全書后，我找到了答案：是對歷史真相的執著追求，是對文明傳承的強烈使命感，更是對這片土地最深沉的眷戀。作者用一生的時間，在戈壁荒漠中搜尋文明的碎片，將它們精心拼接成一幅絢麗的文明畫卷，讓新疆考古成為中華文明多元一體、兼容并蓄的有力見證。希望這本書能讓更多讀者感受到新疆考古的魅力，感受到一位考古學家的堅守與擔當。

（作者系鳳凰出版社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