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少女》，【馬來西亞】龔萬輝著，浙江文藝出版社，2025年7月

龔萬輝，1976年出生于馬來西亞，華人作家。曾獲馬來西亞花蹤文學獎、海鷗文學獎、馬來西亞優秀青年作家獎等。著有小說集《卵生年代》《隔壁的房間》，散文集《清晨校車》，圖文集《如光如影》《比寂寞更輕》。長篇小說《人工少女》入選2022《亞洲周刊》世界華人十大小說，并獲第17屆花蹤文學獎馬華文學大獎

“我想寫一個在廢墟里尋找意義的故事”

羅建森：您是從什么時候開始寫作的？您的個人成長經歷，比如小時候的生長環境，以及在吉隆坡和中國臺灣的學習經歷，對您后來投身文學創作有什么樣的影響？

龔萬輝：雖然出生在馬來西亞，但我從小就在華文語境里成長。我母親是散文作家，但真正影響我的是中學一起寫作的同學。當時學校里有個寫作的社團叫“創研社”，社內的同學和老師，會讓社員讀一些現代文學，也嘗試寫詩和小說。我很幸運，很早就感受到創作的樂趣。中學畢業后，離開家鄉小鎮，一個人到大城市，生活中有很多需要去適應的，卻也感受到城市的便利和信息的潮流。我常常整個下午待在書店里看完一整本書，當然是為了省下買書錢。20世紀90年代末，村上春樹的小說很紅，我對其中超現實的情節特別著迷。也讀了馬爾克斯、卡爾維諾的譯本，走進了魔幻寫實的世界。此外，駱以軍、袁哲生、邱妙津等作家都在那時出版了他們的第一、二本書。他們的作品都影響了我對小說的觀念，不論小說技巧或創作形式，為我打開了一扇扇不同的窗。

對了，那段時間，文學和藝術創作都流行起了“后現代”。為了搞懂這個名詞，囫圇吞棗讀了一些翻譯拗口的評論書，但最后好像也沒真正搞懂。

羅建森：《人工少女》講述了一個未來世界的父親，帶著人工女兒在城市廢墟中穿行并不斷回憶往事的故事。這個故事的靈感來源和創作契機是什么？

龔萬輝：有一天我在讀本雅明的《歷史哲學論綱》，讀到他評論保羅·克利的畫作《新天使》：“她凝視著前方，她的嘴微張，她的翅膀張開了。人們就是這樣描繪歷史天使的。她的臉朝著過去。在我們認為是一連串事件的地方，她看到的是一場單一的災難……天使想停下來喚醒死者，把破碎的世界修補完整。可是從天堂吹來了一陣風暴，它猛烈地吹擊著天使的翅膀，以至她再也無法把它們收攏。這風暴無可抗拒地把天使刮向她背對著的未來，而她面前的殘垣斷壁卻越堆越高直逼天際。這場風暴就是我們所稱的進步。”

我覺得本雅明所描述的“新天使”，其實非常科幻——她是超然于人類的。她一個人站在文明的廢墟之上，想修補這個世界，面對越堆越高的廢墟卻徒勞無功。

這個天使的形象，就是我想要寫一個“人工少女”的契機。在這之前，我原本就正在構思一個災難之后的廢墟世界。我想寫一個在廢墟里尋找意義的故事。而動筆寫“第一個房間”的時候，人造人的概念——莉莉卡將以人工方法制造出來的想法已經成形。莉莉卡將是超然于人的存在。她就是我們時代的“新天使”。她或許沒有壽命的限制，而終究看得到時間的業力。

走進不同的“房間”

羅建森：很多讀者估計會將《人工少女》劃入科幻文學的范疇，但讀來就會發現，小說舞臺雖然設置在未來，但它并不屬于未來，而是被“困”在過去。時間不斷流逝，記憶卻在不斷回溯。您為什么會選擇這種反差的敘事方式，想要傳達一種什么樣的時間觀？

龔萬輝：我想《人工少女》并不能算嚴謹的科幻小說，我只是借用科幻小說常見的元素來寫這部小說，反而得到一種任意虛構的自由。

《人工少女》對時間的表現和理解有一個設置，那就是“空間就是時間”。空間會留下我們居住過的痕跡，每一個房間都充滿了時間的故事。若我們待得夠久，空間甚至會變成我們內心的模樣，反之亦然。也就是小說中提及的，我們所在的空間就是我們的“容器”。

相對的，時間也可以是另一種空間，時間就是房間。小說的角色常常困在某個時間點里走不出來。所以故事中對過往時間的追溯，常常就是走進不同的房間之中。

羅建森：小說中的莉莉卡，既是“我”的人工女兒，是“我”唯一的陪伴者和傾聽者，也是世界最后的希望所在。莉莉卡有什么人物原型嗎？您在小說中多次提到綾波麗，綾波麗是您理想中莉莉卡的樣子嗎？

龔萬輝：我在小說中提到綾波麗，是希望讀者有一個參照，可以想象人工少女莉莉卡的樣子。莉莉卡和綾波麗當然有很多契合的地方，她們都是人造出來的女兒，沒有自己的成長記憶，所有情感都是后天學習的。

我想，莉莉卡首先必須是一個少女。從文藝復興時期開始，甚至從古希臘羅馬時代留下的雕像來看，藝術家經常以少女作為創作的主題，以至于當我們想象神話中的女神時，腦海中也都是少女永恒無瑕的形象。當然，日本文化中有無處不在的對少女的各種遐想和凝視。最經典的情節呈現在川端康成的小說《睡美人》里。

羅建森：小說中設置了十二個房間，各有其主要角色和情節，且互相緊密關聯。您在構建這些房間時，有什么樣的想法和考量？

龔萬輝：《人工少女》是我第一部長篇小說，在此之前，我只寫短篇小說。《人工少女》中十二個房間的設置，其實是非常接近短篇小說的寫法的。

在原本的構想里，《人工少女》可能比較接近公路電影，父女二人一直在路上追尋答案和救贖。但一面寫，一面調整，到后來才確認時間的回溯必然不會是線性的。回憶和未來、夢境和現實，可能是同時發生的。小說的時間似乎以一種前進一步、倒退兩步的方式運行。它不再指向一定的方向。那十二個房間組成的鐘面，指針是可以任意指向其中一個房間的。相連的人物和情節，把不同房間串接起來。當然，這樣的表現形式也帶來了故事的破碎和不完整。但我反而愿意以這樣的方式去寫這本小說，因為在時間廢墟里留下來的東西，原本就應該是零碎不堪的，等待我們慢慢拼湊起來。

馬華文學是流動的

羅建森：提起馬華文學，我們通常都會想到“雨林”以及與之相關的一系列意象。《人工少女》的雨林生長在城市的裂隙之中，城市破落衰敗，植物和動物卻重獲生機，作為新的生命在地球上延續。對您而言，這種對自然的書寫意味著什么？

龔萬輝：我有時也會憂傷地想，我輩作家必然再也寫不出像張貴興那樣生猛、情節繁復的雨林小說了。那不是我可以掌握的題材。然而我還是在小說中加入了雨林景觀的部分，可以說是對前輩的一種回應。

雨林在城市發展中漸漸消失，當雨林不再是生活場景時，我們對雨林反而可以有更多想象。在我的小說里，雨林接近虛構，它變成了城市中心的監獄墻上的一幅巨大、綿長的壁畫（這倒是真的）。我相信“雨林”在馬華文學中不會真正消失，或許它會轉化成不同的樣子，容納更多大膽的想象。可能到最后，雨林會不會脫離了寫實和歷史，而變成馬華文學的想象的共同體？

羅建森：黎紫書在序言中寫道：“龔萬輝的寫作，與中國讀者一般知道的馬華作家是如此不同。他代表的是馬華文學的另一個向度。”您怎么看待這一評價？

龔萬輝：或許很多讀者對馬華文學仍帶有刻板印象，但我覺得，馬華文學其實一直都是一個流動的詞。

因時代變遷，早期馬華作家重置了自己的身份認同，連帶改變了創作主題和關懷方向。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它從寫實主義向現代主義演化；而在90年代至今的城市化、全球化的發展浪潮下，作家從歷史敘事和南洋書寫，轉向個人本位的內向書寫……

所以我覺得，我并不能真正代表馬華文學的另一個向度。我只是書寫個人經驗，只是看起來在題材選擇和表達方式上有些和前輩們不一樣。我們可以從同時期各個馬華作家的作品中，看見馬華文學的各種關注、不同的面貌和表現形式。或許讀者會發現，馬華文學好像漸漸無法用單一的方向、題材或形式去描述，正因如此，馬華文學還是值得期待的。

羅建森：同樣是黎紫書談到的，“他總是在書寫中用水彩的筆觸削弱死亡的終極性，不把它處理成人生的終結，而讓它成為這世間另一種形態的誕生……那些‘據聞’已經死去的人，終會在街頭巷尾再次出現”。為什么選擇用偏向魔幻現實主義的方式，來處理書中人的命運？

龔萬輝：《人工少女》里的各種傷害、死亡和末日，后來都不是最終的毀滅，而是轉化成另一種樣子。所以嬰孩化為野豬崽子、手上的傷痕化為蝶，一座城市被人類遺棄后反而綠意盎然、生機勃勃。

現實當然常常是殘酷的，所以寫小說的時候，在面對死亡這樣絕對、巨大而沉重的主題，能不能用另一種方式去理解和表達它？或許這就是創作者源自內心的一種“不忍”。

我很看重小說中被允許的虛構。甚至我覺得，虛構就是小說創作的一個目的。我在小說里采用了許多魔幻的情節，其實就是為了提醒讀者看見虛構的部分。我覺得小說必然要創造出和現實不一樣的時空，這個和現實之間的距離感，就產生了小說的魔力——現實是可以被重組的，現實是可以允許我們從退一步的距離去面對的。所以，每當小說進入魔幻、超現實的部分，才讓原本的孤獨、傷害和死亡，變得可以被注目和被理解。

文學讓我們看見彼此

羅建森：在中國，有研究者把您和黃錦樹、黎紫書、張貴興等馬華作家一起納入“新南方寫作”的研究范疇。您怎么看待“新南方”之“新”？

龔萬輝：“新”當然是一個相對的詞，它有沒有與之相對的“舊”？或許因為念過美術系，接觸了漫長的藝術史，從文藝復興而至印象派，現代藝術各個流派的主張、新思潮的誕生，常常讓我覺得，新和舊并不是一種互相取代的關系，而是在原有的創作體系之中，提出開創性的、新的思考方向。所以，“新南方”的“新”，仍應該立足于南方的特色，以不同視角去看待我們共同身處的時代。

羅建森：您之前參加了“中國文學新浪潮”海外推廣系列活動，其間還和中國作家龔萬瑩成功“認親”，也是一個有趣的故事。在和中國作家的交流過程中，您對中馬兩國文學創作的異同產生了哪些新的看法？

龔萬輝：我和萬瑩的相遇，其實并不是因為遠親關系，而是因為我們在不同時間接觸到了彼此的文字，而對這個跟自己名字相像的作者產生了無比的好奇。萬瑩說，恰好我們的名字里都有光。我覺得她說得真好，是文學的光讓我們遠遠地看見彼此吧。

所以一直以來，我都希望看到不同地方的華文文學，仍保留著彼此的異同。雖然都用華文創作，但語言上的雜質，那些沒有被規范的用字，正是這個“有點兒不一樣”的部分，才讓我們看見彼此。

我這趟中國之旅，走了一遍福州、泉州和廈門，也能稍稍感受到南方城市那種不同文化的混雜和相融。這可能和馬華的多元也很像，我們甚至有相通的方言，但實質上又可以清楚看見彼此在創作上不同的特點。

羅建森：在您看來，今天的馬華文學發展的可能性有哪些？

龔萬輝：馬華文學的場域很小，本地讀者也很少，它甚至不屬于馬來西亞國家文學的一部分，但相對的，它似乎也擁有了一種不被關注的自由，有點野生野長的感覺。我相信，只要新一代馬華作家還在寫，它就一定還有發展空間。一直寫下去，努力被看見。而選擇以華文寫作，就不要畫地自限，不要拘于馬華本土，而要相信自己的作品是可以連接整個華文世界的。

羅建森：接下來您有什么新的創作計劃，會比較關注哪些題材？

龔萬輝：我在創作《人工少女》時，挖掘出了老家和小鎮上的一些故事。《人工少女》里寫了一部分，但它似乎還可以延伸出更多枝節，值得寫一寫。我正以此構思下一部長篇小說，但現在一切都還沒有成形，只希望下一本作品的表現方式有別于《人工少女》。

羅建森：最后想問一個比較個人的問題：如果有一天，您真的身處在《新世紀福音戰士》所描繪的世界，會選擇發動“人類補完計劃”嗎？您覺得“心之壁”是否需要被打破？

龔萬輝：我覺得此時此刻，所謂的人工智能、大數據模型，將所有人的生活、思緒上傳到看不見的云端，集中在巨大的數據培養槽里頭，不就是《新世紀福音戰士》里“人類補完計劃”的某種類同的呈現嗎？

我在90年代網絡初興的時候，曾經相信網絡是烏托邦那樣的存在。如今在大數據時代，在人工智能時刻企圖模仿人類創作的年代里，我反而格外珍惜個人的存在和個人記憶，那是唯一不能被取代的吧。所以，我不再相信“人類補完計劃”，但我仍然相信人與人可以努力地相互理解。我們可以保有自己的“心之壁”，但與此同時，我們也可以擁有一顆同理之心，用溫柔的眼光去看待這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