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熱播的電視劇《生萬物》及其原著小說《繾綣與決絕》，再度將“土地”拉回公眾的文學想象中。劇中人物對土地的依戀與守護，觸動了觀眾心底的集體記憶。這一敘事邏輯正是中國鄉土文學中最顯性、最一以貫之的特征，它強調農耕文明中“安土重遷”的文化心理，以土地為依托建構倫理秩序和精神家園。然而，對土地的依戀固然是闡釋傳統文化的重要路徑，但如果我們把中國鄉土文學理解為單一的“土地敘事”，便會遺漏另一條同樣重要的文學脈絡：依托河流與水網而生的鄉土文學。

事實上，中國鄉土文學自誕生之初便具有“雙重譜系”——一方面是以土地為根基的“土性”，另一方面則是以水路為母體的“水性”。只是在現代文學史的敘述中，黃土地的厚重書寫占據了主流，而水的傳統常常被掩蓋。無論是北方的運河與水網，還是江南的河港與水鄉，水性鄉土的書寫始終綿延不絕，并在更廣闊的文化圖景中與海洋敘事形成呼應，構成中國文學水文化譜系的內在連續性。

水性的潛流

北方鄉土文學長期被“黃土地”敘事所塑形。以路遙的《平凡的世界》、陳忠實的《白鹿原》等為代表，往往呈現凝重、悲愴、靜止的氣質。然而，若從地理空間與文學地理學的角度來看，京津冀魯一帶并不缺少水：永定河、潮白河、大清河、白洋淀，乃至京杭大運河北段，皆縱橫交錯，構成了一張巨大的水網。這一地理格局孕育出另一種精神氣質：流動、通達、義氣、柔中帶剛。

在這一傳統中，孫犁無疑是代表性人物之一，他的《荷花淀》《蘆花蕩》描繪了水網中的抗戰經驗。水邊的婦女既柔韌又果斷，游擊隊依靠船只與蘆葦蕩隱蔽行蹤，形成“流動戰斗”的獨特范式。這類水性敘事打破了“守土”的固定邏輯，將鄉土文學引入一個充滿靈動與詩意的空間。與之相呼應，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以河流空間為敘事母體，使土地改革這一主題獲得了更具張力的空間背景：桑干河的流動性為社會關系的重組提供了可能，也孕育了其中女性人物“柔中帶剛”的獨特人格。

劉紹棠自稱“運河之子”，他的《蒲柳人家》《花街》《漁火》等作品大都以通州北運河為文學母體。他筆下的人物常常是漁民、船工、碼頭人物，他們的性格通達、靈活，兼具江湖氣與人情義氣。這種“水性”的文學傳統在馮驥才、林希等天津作家的作品中同樣鮮明。馮驥才《俗世奇人》中的“奇人”常以江湖義氣與市井智慧立身；林希的《大太子列傳》《正骨神醫》描寫了碼頭人物既圓融世故又堅守底線的生存智慧。這些作品共同印證了“北方水性文學帶”中的“江湖氣”傳統：人物不依附土地，而是依靠技藝與水路謀生，以更加通達、靈活的方式維系生存秩序。

即便在“重土”的北方，水性的鄉土文學也并未缺席。它可能處于隱秘位置，但始終作為一股潛流存在，與土性傳統形成互補，并且在江湖氣、革命性和詩性浪漫三重特質的浸潤下，構成了北方文學另一條可識別的譜系。

顯性的文學大河

如果說北方的水性敘事是一條潛流，那么在江南水鄉，它則是一條更顯性的文學大河。紹興、蘇州、嘉興、杭州等地，水網密布，河港相連，水幾乎構成日常生活的全部基底。因此，江南鄉土文學往往天然帶有水性特征。

魯迅的文學起點本就植根于紹興的水鄉經驗。《社戲》中，少年乘船夜游的記憶，正是水鄉文化的典型場景；《故鄉》里，水邊的童年與人際交往，構成了他鄉愁的深層背景。葉圣陶與茅盾同樣取材于江南水鄉：前者在《多收了三五斗》中描寫豐收成災的水鄉困境，后者在《林家鋪子》中展現河港小鎮在社會變革中的脆弱命運。王魯彥、王統照等人，則在小說中反復書寫沉船、渡口與港埠，把水鄉社會的動蕩與人物的悲歡交織在一起。

到了汪曾祺筆下，水更是抒情的化身。他的江南小鎮故事里，河港、橋梁、漁船、風俗構成獨特的美學格局。水不僅是背景，更是一種詩性原則，使敘事流淌著溫潤與柔韌。值得注意的是，江南的“詩性浪漫”與北方水性文學中的浪漫氣質并非割裂，而是南北呼應。孫犁的“荷花淀美學”強調柔中帶剛的女性抒情，汪曾祺的《受戒》《大淖記事》則以水邊日常承載人性溫情。二者共同揭示出：水性的文學傳統更傾向于日常化、抒情化的表達，它把戰爭與社會變革嵌入生活邏輯，使文學獲得了更柔性的敘事空間。

江南的鄉土文學清楚地展示了水脈傳統在中國文學中的顯性存在。它與北方黃土地的厚重、悲愴敘事形成鮮明對照，而與北方水性文學又在“詩性”維度上互為印證，共同構成了中國鄉土文學的南北雙重譜系。

土與水的互補

把“土性”與“水性”放在同一文學版圖中，我們會發現，中國鄉土文學其實從來不是單聲部的。土地敘事提供了厚重、堅忍與倫理秩序，水性敘事則帶來了流動、通達與詩性浪漫。兩者共同塑造了中國鄉土文學的復調合唱。

這種互補關系不僅體現在人物性格上——北方農民的堅守與南方水民的靈動——也體現在敘事結構上。土性文學傾向于封閉、重復、悲劇；水性文學則常常開放、遷徙、抒情。正是這兩種力量的交織，使鄉土文學能夠既承載民族精神的厚度，又展現日常生活的多樣性。

張煒的《古船》提供了一個典型例證：沙口村的土地倫理與宗法秩序沉重壓抑，但“浪漫的航海家”隋不召的出走夢想卻象征著水性的張力。《繾綣與決絕》中販鹽的郭龜腰也成為了溝通內地與沿海、土性與水性的關鍵鏈接。這種張力恰恰說明了土性與水性在中國文學中的互補與沖突，它們不是彼此隔絕的，而是在同一文本中對話和碰撞。

中國鄉土文學不是單一的土地敘事，而是“土與水”的雙重譜系。只有把這條顯性的水脈重新提煉出來，我們才能理解鄉土文學的完整格局：土地提供根，水打開路；土性讓我們堅守，水性讓我們流動。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先后熱播的兩部改編自文學作品的電視劇——從《北上》到《生萬物》——恰恰為我們呈現了一幅水與土交織、互補的中國圖景：既有土地的厚重，又有河流的流動，共同構成了一種完整的敘事。在這樣的視野下，中國鄉土文學的未來研究，也應更注重“水與土”的雙重譜系如何在當代被重新激活、重新書寫。

（作者系天津中醫藥大學文化與健康傳播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