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李修文的短篇新作《到祁連山去》圍繞“我”——一個身患腎病并接受了陌生人器官捐獻的年輕人，與捐獻者的父親王忍冬之間的糾纏，展開了一段荒誕且深邃的精神旅程。整篇文章以祁連山為象征中心、器官移植為外殼，映照出作家對于生死、身份替換、救贖與逃避等問題的深刻思考。

在作家的筆下，《到祁連山去》并非是一次對祁連山的簡單追尋，反而是一場“救贖過去的創傷”的漫長祭禮。祁連山在小說是承載著三重精神維度的圖騰，文章中反復提到的這座橫亙在甘肅與青海之間的山脈，是王忍冬之子王朗的死亡之地，也是王忍冬心中的執念，更是海子與岑參詩歌中的文化符號，三者在時間的交織下成為了一個巨大的隱喻場。

小說中每個人物都像一面破碎的鏡子，既映照他人的影子，又在自我認知的迷宮中徘徊。王忍冬——這個失去兒子的父親在接受兒子腎臟的年輕人身上一邊尋找著虛幻的慰藉，一邊抗拒著“我”對他兒子的替代；通過救下自殺的鄺冬梅，試圖抹平當年沒能救下兒子的創傷。他一直在用一種儀式化的方式，試圖通過外界的每一次沖擊來喚醒自我的存在感。

主人公的身份焦慮則具有更加矛盾的撕裂感：作為腎臟捐贈的接受者，“我”受益于王朗的捐獻，又被這份饋贈綁架。王朗的缺席構成了所有矛盾關系的原點。這個天才少年的完美形象早已成為懸在“我”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時刻告訴“我”只是一個背負債務、平平無奇的受益者。

小說對人物的刻畫和救贖的討論充滿辯證色彩。王忍冬與鄺冬梅的畸形關系，揭示了他作為創傷者的自欺：他明知道對方的騙局，卻甘愿在鄺冬梅編織的“熱依罕”幻象中尋求慰藉，用相信虛假的救贖來抗拒存在的荒誕。在故事的結尾，當王忍冬最終帶著鄺冬梅奔向祁連山時，這場原本是騙局的旅行反倒成為了對抗虛無的真誠姿態。

作家賦予了小說濃厚的詩性與象征意味，對當代人的精神狀態進行了精準摹寫。王忍冬在車禍中受傷的畫面反復出現在“我”的幻象中、“我”穿越到不同時空、“我”在環湖馬拉松中與王朗的意識搏斗……這種魔幻的“時空錯位”正是主角內心創傷的無意識再現：人無法完全忘掉過去，當生存建立在他人的死亡之上，這種虧欠感即使時間也難以抹平。

敘事中最耐人尋味的是“祁連山”這一虛實交織的意象：一個地理坐標，一個人的精神烏托邦。結尾王忍冬與鄺冬梅前往祁連山結婚，這片土地的神圣性足以讓虛假的關系獲得真正的救贖。王忍冬的高鐵駛向祁連山，“我”在環湖馬拉松的雨夾雪中繼續奔跑，作家為我們留下了一個沒有答案的結局。這恰恰是小說最深刻的地方——祁連山最終成為一個開放的象征，它是所有痛苦的凝結點與新生存方式的起點。由此看來，《到祁連山去》更像是一曲關于現代人生存困境的悲歌：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座祁連山，那里存放著我們的執念與未竟的理想。我們或許永遠無法真正抵達那座山，卻可以在走向那里的過程中，學會與自己的過去和解。

（李修文短篇小說《到祁連山去》，刊于《長江文藝》2025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