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小說中的“我”不同，我在血站待的時間還要多幾年，原來的單位倒閉后，我被衛生局分流到血站。別人都去了醫院、衛校、防疫站，我無所謂，血站就血站吧，反正我遲早得離開衛生系統。那時候我已經開始寫小說，有了別樣的想法。現在說起血站，至少是一個醫療單位，那時候是個什么破地方啊。辦公室就在原來的門診急診室，那里有我童年的記憶，我母親在那里工作過。我沒有想到，許多年以后，我會人模狗樣地穿著白大褂，呆在那個陰魂不散的屋子里胡思亂想。

當時，正處在全國無償獻血制度尚未到來的前夜，小說里的老楊，他干過的活我也干過，一樣的粗礪，一樣的原始。每天總有一些賣血者，坐在門口的長凳上嗑著瓜子，曬著太陽，電話一來，他們的屁股就提起來了。如果醫院要的血型，他們當中沒有，我們就出發了，騎著那輛破自行車，穿梭在這座小城的大街小巷。我們對賣血者的生活了如指掌，總有辦法在某個生活的角落里找到他們，比方說，有人在擺水果攤，有人在跑電影片子，有人在街頭兌換美金，也有人守著長板車在馬路一角等生意，我甚至知道一個叫長毛的人總在孝娘橋旁邊的錄像廳里打哈欠。這些面孔，這些場景，構成了我們工作日常的底色。直到今天，我聽到座機的鈴聲，都有點心驚肉跳，這都是血站工作落下的毛病。

農村也跑，賣血的人都住在窮鄉僻壤，遠離公路干線，救護車停在大路邊就不動了，只有我一個人，沿著田埂路摸黑進去，水洼里有青蛙倉皇落水的聲音，我對這些聲音很敏感，心里很害怕，害怕也沒有用。有一次我蹲下身去系鞋帶，一個拿黑傘的男人堵在你的跟前。還有墳墓和稻草人，夜里的稻草人看上去不是稻草人，它身上透明的東西在夜風中翻動。我站在那里，內心與稻草人有過一次對話。我無數次經過墓區，曾經有個老頭坐在墳前的石椅上喝酒，他勾著一個小指頭：過來呀，小黃醫師，阿拉喝幾盅！

我在血站的幾年，是我接觸中國社會底層感受最深的幾年。有償獻血存在的亂象，其根源在于彼時監管的缺失與制度的不完善，與那些在生活重壓下走進血站的個體無關。正是那些遭受社會歧視的賣血者，挽救了無數垂危的生命。他們固然是因為貧困，但沒有他們，一切都無從談起。在那段艱難的日子里，也是他們幫襯著老楊把血站一年年支撐下來，這篇小說是獻給老楊的，也是獻給當年廣大獻血員的，向他們致敬。

初到血站，我在心里告誡自己，要善待那些賣血的人，他們同樣需要尊重。說句實話，很難。本來他們賣的是自己身上的血，沒有必要拍我們的馬屁，這里面的關系都顛倒過來了。賣血的人像難民潮一樣在我們身邊涌來涌去，卻很難喚醒他人的憐憫，在這樣的環境里，每天面對那些諂媚的笑容，面對他們小心翼翼、唯恐被拒絕的卑微模樣，作為血站的工作人員，你很難不居高臨下，說著說著，喉嚨就胖了起來。小說里的張飛也不是壞人，但最后深陷在現實的泥沼里，這就是人性罷。

這篇小說，帶有非虛構的色彩。老楊這個人物，有真實的原型，是我曾經的忘年交，里面的細節基本上都是真實的，有老楊的親述，也有后來獻血員的回憶。當然，在寫作的時候，也免不了以我在血站短短幾年的體驗去想象，去虛構。一個早年在陸軍醫院工作過的外科醫生，有一次在大街上碰到，動情地跟我說，老楊英雄啊。其實，老楊也就平常人，甚至是卑微的，默默承受著生活給予他的磨難，這么大的事情壓在他的頭上，他就慌了神，本來他不用慌，這本不是他一個小人物承擔的事情，但是他要慌，出于他做人的善良本能。

老楊的故事，發生在中國社會的特定歷史時期，否則絕無可能，里面有許多荒唐的事情，我在小說里沒法寫，總覺得不合時宜，“時宜”二字如此沉重。說實話，這么多年我都不愿意去碰它。我每次去殯儀館，都會抽空去看看老楊，跟他嘮叨幾句，現在我已經找不到他了。有一天，我決定把它寫出來。在我寫其他小說的時候，我會有許多考量，這個也不是沒有，但我很急切，好像寫出來就夠了，就當是一個紀錄，一個任務，一次對老楊的遲到的、鄭重的交待。

小說寫出來以后，我擱了整整一年多，不滿意，過不了自己的關。這個文本與經驗太近，里面的第一人稱“我”，其實就是現實人際的延伸，等我意識到，這部小說的第一人稱應該是老楊自已時，已經來不及了。對秦勇這個人物，原來的設置也過于輕率，我無法說服自己，人和人不會平白無故成為朋友的，這個人物的合法性是有問題的。后來在網上看到了一段有關特定歷史時期火車運載的回憶文章，我忽然覺得有了。后來，我把前半部分幾乎重新寫了一遍，但在結構上依然有些失衡，老楊進入血站，有太多的背景需要交待，后面隨著危機的加劇，情節驟然緊湊，一環扣一環，趕著往前走，松不下來，這可能就是這部小說的命數罷。秦勇的死，我初稿寫得很鋪張，過于渲染，完成之后，我發現它與小狐貍之死是有沖突的，反而會削弱文本的力量，我把它全部刪掉了，輕巧一筆帶過。

在我調離血站的時候，我特意去獻了一次血，當然是無償的。我把它看作是一個儀式，是對自己那段特殊經歷的鄭重告別，這部小說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