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二十七日下午三時許，向黎來信：“哥，徐俊西伯伯走了。”

向黎即作家潘向黎，恩師潘旭瀾教授之長女；潘先生生前與徐老師交情甚篤，兩家走動亦多，私下里兩家孩子就是這樣如家人般相互稱呼對方長者。

徐老師雖罹患阿爾茨海默病多年，但身體整體狀態則一直尚平穩，即便長期照顧他的師母前幾年不幸病故后，也依然如此。就在徐老師辭世前幾天，我在剛出刊的《隨筆》第三期上那則題為《復旦先生們的“口音”》的拙文的結尾處還這樣寫道：“不幸的是，徐老師晚年罹患上了阿爾茨海默病。看上去，他似乎失去了與人和社會交流的能力。可我常暗自揣測：誰知道呢？徐先生或許正在自己的世界里安靜地繼續著他的思考呢！”還真是“誰知道呢”，幾天后便傳來徐老師已轉入天堂思考的噩耗。悲！

徐老師是我讀大學時的系黨總支書記，但沒給我們上過課，只是在入學不久時到班里來給我們這幫“新生蛋子”“訓”過幾句話，具體講了些什么幾乎全都“還”給了他，唯存下一句“什么是政治？馬克思主義認為：政治就是經濟的集中表現”留在記憶中。后來想自己為什么只記住了這一句，大約是因為這是第一次聽到有人對“政治”二字作如此解釋，而且還是當“官”者所言，不會錯。對我們這些剛跨入大學校門的“生瓜蛋子”而言，尤其是還在那個年代，總支書記當然就是老大的“官”了。而徐老師后來也的確一路當“官”，我們畢業后沒幾年，他便調到上海市社會科學院任文學研究所所長，接下來又先后任過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上海市作協黨組書記、駐會副主席等職，都是地道的“官”，妥妥的。

不僅身份上的確是“官”，其“做派”也頗像。多數時候以嚴肅示人，但笑起來也挺可愛，一雙小酒窩忽隱忽現；言語不多，以“嗯”“是吧”為主。即便和他很熟了也大抵如此，除在會上講話或發言外，聊天時難得連續說上三句話。記得是一九八八年吧，當時我正在《文藝報》主持一個有關“文學的現代意識”專題討論，既組織理論文章，也做名家訪談，前者刊在第三版“理論與爭鳴”，訪談則置于頭版，重要的還會置于頭條，可見當時報社對這個專題討論的重視。這期間我正好有一次去上海公出，便想起王元化先生倘能就此話題接受一次專訪，豈不是非常好的一版用稿？在復旦讀書時，有幸聽過王先生的一次講座，他那廣博的學識、嚴謹的邏輯和不緊不慢的表達真的很是迷人，也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后來王先生還出任過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徐老師也正是在這期間去那兒任副部長的。一九八八年時王先生已從部長位置上退了下來，于是到滬后我就打電話請徐老師幫我向王先生約個專訪，他照例是“嗯嗯”兩聲，雖沒有否定但肯定也不那么明確。到了第二天中午我即迫不及待地致電徐老師詢問結果，這次他總算多說了“晚上你到我這兒來吃飯吧”這幾個字，至于王先生能否接受采訪卻只字沒提。我也沒再追問，去吃飯反正是跑不掉的，總不能因為王先生沒答應就不去了吧？到了晚上進得家門，禮節性地問候完畢后的第二句話便是“王先生那您聯系好了嗎”。徐老師則不緊不慢地拿出一張便箋交給我：“你明天上午十點去他家吧，緊湊點，別耗時太長，他最近身體不太好。地址、電話都在這紙上。”接下來就只字不再提此事了。

這也挺像做“官”的！

盡管這個感覺在我腦子里很長一段時間都存在，加之他客觀上的確就是個“官”，至于對他同時更是個學者的認知，則是在我大學畢業后被分配在《文藝報》理論部工作后不久便有了，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個認知還越來越強烈越來越堅定。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文藝報》內部的學風與氛圍的確非常好，那里經常性地就當時文壇現象及熱點問題組織內部的學習、研究與切磋，其中既有報社一些機制性的安排，更是大家在工作之余的自由交流與討論。正是在這個過程中，“徐俊西”這三個字便不時進入耳簾。剛開始還以為是自己沒聽清，待確認聽覺無誤后，又懷疑此“徐俊西”是否真的就是彼“徐俊西”？于是會后便悄悄地去找來大家交流中不時要提到的徐俊西其文拜讀，經過如此一番“考證”，這徐俊西的確就是我的老師徐俊西無誤。

由此可見，自己當時是多么孤陋寡聞，對文壇的一些熱點焦點問題又是多么不敏感，這樣的狀態顯然不能適應《文藝報》那樣的工作性質與崗位，非“惡補”不可。扯遠了！

經過一番“惡補”，我總算大致捋清了徐老師當年之所以成為文壇“焦點人物”之一、成為“百家爭鳴”之一方的緣由，這主要是因為他當時一些論文中提出的一些問題、現象及自己的思考，而且有的還“招惹”到了陳涌、程代熙這些當時文論界的“大佬”。其具體論點主要表現但不限于《略論重大題材和題材多樣化問題》《“形象思維”辨析》《為“題材無差別”論一辯》《關于“寫中間人物”的理論和實踐》《關于文藝的真實性、傾向性及其他》《一個值得重新探討的定義——關于典型環境和典型人物關系的疑義》《一種必須破除的公式——答程代熙同志》《時代精神與審美評價、典型化理論再認識——再答程代熙同志》《也談“歌頌”與“暴露”、文藝創作與社會生活的關系》《如何正確理解恩格斯的典型理論》《再談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答陳涌同志》《關于現實主義文學的思考》《也談文藝的主體性和方法論》《略論新時期文學中現實主義的深化和發展》等論文中。歸納起來看，這些論文之焦點不外乎集中在關于典型人物與典型環境的關系、對一段時間以來現實主義文學的反思和文藝批評方法論研究這三個方面。在文藝理論的研究上，在當時文藝批評的實踐中，徐老師涉及的引發文壇爭鳴的一些具體作品包括小說《傷痕》、話劇《“炮兵司令”的兒子》和電影《巴山夜雨》《被愛情遺忘的角落》等。

彈指一揮間。三十余年過去后的今天，回過頭再來看這些理論話題和這些作品及論爭的由來，其實已無須再一一贅述和甄別。這些問題現在還有多少人在研究，這些作品又有多少人還記得，更遑論引發爭論了。在當時它們之所以成為“焦點”，根子恰在于“十年浩劫”乃至更長一段時間以來的思想僵化和極左文藝思潮的泛濫。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徹底沖破了長期“左”的錯誤路線和由此產生的嚴重束縛，小平同志作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講話。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文學界的撥亂反正、解放思想，深入貫徹落實黨的“雙百”文藝方針成為總基調，上述問題的討論和爭鳴才有條件先后得以展開。盡管在具體認識上和闡述過程中，不同論者的視角不同、針對性有異、重點有別，出現一些分歧有時甚至還是十分激烈的論爭其實都十分正常。況且，十年“文革”的遺風也并非短時間內所能徹底根除，試圖用“運動式”方法來解決學術問題之爭的現象還偶有出現，但歷史潮流滾滾向前的大勢誰也無從阻擋。也正因為這樣，今人回過頭再去看昔日的那些論爭，或許會覺得特“小兒科”，但歷史常常就是在這樣的風浪中前行。現在回過頭來重讀徐老師的那些論文：重要的其實已未必是論述的周全與否，其意義與價值更在于能夠比較早地、敏銳地意識到這些問題的存在并率先提出且盡可能周全地予以論證。這不僅需要學識，更需要勇氣，特別是在當年那些個乍暖還寒的日子。這也恰是一個真正學者所應有的品質與節操。

當然，徐老師的這種學者品質還不僅僅體現在他個人的這些學術研究上，同樣也表現在他作為領導所主持或主導的一些具體業務工作中。其典型例證當屬一九八六年他創辦并主編《上海文論》后的一些作為。在工作團隊組織上，他從遼寧的《當代作家評論》引入資深編輯顧卓宇任常務副主編，由吳亮、毛時安和陳惠芬等幾位當時十分活躍的青年評論家擔任骨干。這樣一種人員搭配的安排在我看來當是領導與學者雙重身份結合的結果；而在具體業務上最有影響的動作則是在刊物上開設題為“重寫文學史”的專欄，連續刊出了一批有影響，也引發一些爭議的論文。現在回過頭來看，這同樣也是一種再正常不過的學術行為。文學史研究，乃至任何對歷史和歷史人物的研究，怎么可能是一成不變一錘定音的凝固狀態呢？倘真如此，還有歷史研究與歷史學的存在嗎？然而就是這個再正常不過的學術研究動作，在當年那個特殊的歷史階段同樣也容易引發爭議，而最通行的一個“罪過”就是“翻案”。在一個長期正常健康的學術環境下，歷史研究中的所謂“翻案”本為常態，正面講無非是歷史研究中的不同意見或新發現而已。但在當年那種特殊又習慣的語境下，“翻案”一詞著實“曖昧”。在當年能夠不畏偏見按歷史研究規律辦事，既是一種膽識，也是對科學的學術研究精神的張揚，這同樣是作為主編的徐老師學者底色的體現。

徐老師的學者行為，還值得一書的是二〇一〇年由他主編，由上海市作家協會和上海文學發展基金會主持并策劃編纂的大型叢書《海上文學百家文庫》。該“文庫”共一百三十余卷，約六千萬字，總計收錄十九世紀初至二十世紀中葉在上海地區活動過且產生了不同程度影響的二百六十七位作家的作品。其中既有聞名遐邇的大師名家，也有如葉靈鳳、蔣敦復、彭康、潘黛柳等一度被文學史家忽略的作家，就連最早準確預測上海將舉辦世博會這一大事件的晚清滬上名醫、小說家陸士諤也沒遺漏。這個項目當然是一個集體的協同行為，但作為主編者，在項目整體的構思構架乃至選擇入選作家作品等事關整套叢書基調與品質的這些重大問題上，必然要發揮重要作用，而這樣一種選擇與抉擇如果沒有學者的眼光與素質是根本無從承載的。

記憶中似是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中國作家協會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期間，不知是那時徐老師身體已開始有了點小狀況還是我多慮，反正當時是師母陪同他一起來京參會的。我和二老相見時，徐老師很是平靜地告訴我：“這或許是我們最后一次見面了，至少在北京是最后一次。明年開春后我們就準備去美國看孫子。我們年齡都大了，也跑不動啦，或許就在那邊常住了。”我知道他們膝下二子都很優秀，學成后都在那里就了業，日子過得還不錯。只是兩位公子無一繼承父業，學的都是理工科。聽到徐老師這樣一番話，心中雖有不舍，但還是很理性地說：“挺好挺好，您二位早該過著含飴弄孫的閑適日子了，多多保重。再說了，沒準你們還會回來呢！”果不其然，后來聽友人告知：徐老師夫婦在那待了半年樣子又回來了。說是實在太悶，兩個兒子白天都忙著工作，孫子也要到類似國內托兒所還是幼兒園那樣的機構去上學，而他們的住宅又遠離都市，四周除去公路便是草地，只有到了周末孩子才有空開車拉著他們去距離不近的大超市轉轉，同時備下一周的食材。這種情景我完全可以想象，也有過短時間的類似體驗，公出時因受住宿費用的標準限制，被安排的酒店不少都位于城郊接合部，與許多郊外民宅相比距離市中心還要近一點。即便如此，如果對那個城市不熟且又沒有起碼的英文口語能力，還真就是寸步難行。

回來也罷。至少還有友人可聊聊，盡管不會那么頻繁；至少還有各種文學書刊可翻翻，即便不細讀。遺憾的是這樣的日子也不太長，徐老師便罹患上了那目前尚無“克星”的阿爾茨海默病，且病程發展還不慢。去滬時也想去探望，都被知我者友人好意勸阻，加之每次也是來去匆匆。現在回想起來，那年在北京時徐老師對我說的那幾句話，竟然一語成讖。

徐老師走好，天堂沒有病痛。歷史會記住您的學者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