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五年九月，沈從文與徐志摩第一次見面，徐志摩一開口就說：“你那散文可真好！”交談未久，就把一小卷似乎用日本紙寫的長信遞給沈從文，“說這信是封剛從美國寄來的，你讀讀看，內中寫得多真誠坦率又多有情！原來是他的好友林徽因女士來的一個長信。他就為我補充這個朋友的明朗熱情種種稀有的性格，并告我和寫信人的友誼種種。那時他還未曾和陸小曼結婚。對人無機心到使人吃驚程度……”（《回憶徐志摩先生》

直到一九三一年，沈從文才見到這個寫信人。那一年一月胡也頻被捕，沈從文為營救朋友在上海、南京之間奔波；胡也頻被殺害之后，沈從文又護送丁玲母子到湖南常德。等他返回上海，早就過了他任教的武漢大學的上課日期，他索性放棄了這個教職。徐志摩寫信邀他去北平，說：“你那么一個人一天吃得幾兩米？難道誰還擔心你一來北京米就漲價？”

沈從文五月末到北平，過了一段相對輕松、愉快的日子。“六月的北京真是熱鬧。”他給朋友寫信描述道，“詩哲在此，陳通伯夫婦在此，梁思成夫婦在此，大雨也要來了，陳雪屏不久又要在此接老婆了，還有許多許多事情，全是那么湊堆兒在一起。”

沈從文初識林徽因，兩人在達園有一張合影，攝影者是徐志摩。

林徽因喜歡沈從文的小說，為他畫了一幅《神巫之愛》的插圖。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青島大學任教的沈從文忽然接到北平急電，告徐志摩飛機失事遇難。他連忙搭夜行火車趕往濟南，與北平來的梁思成、張奚若、張慰慈會合，往吊遺骸。徐志摩三十五歲意外身亡，沈從文需要用生命去慢慢消化這痛剜人心的悲傷——沒有人能夠代替徐志摩在他事業初創期所給予的不遺余力的幫助：在《晨報副刊》大量發表他的作品，在新月書店出版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說集《蜜柑》，向胡適推薦他到中國公學任教，以及做他和許多人之間友誼的橋梁，譬如，與胡適，與王際真，與梁思成、林徽因。

一九三三年九月，沈從文與張兆和在北平結婚，新房的床上罩錦緞百子圖的罩單，是梁思成、林徽因送的。楊振聲召集幾個人編中小學語文教科書，沈從文是其中的一員；《大公報·文藝副刊》創刊，楊振聲和沈從文聯名主持，實際上沈從文一個人承擔了主編的絕大部分具體工作，編委除了他們二人外，還有朱自清、林徽因、鄧以蟄、周作人。

林徽因在《大公報·文藝副刊》第一期發表文章《惟其是脆嫩》，第二期發表詩《微光》，一個月后發表散文《閑談關于古代建筑的一點消息》，自此她的大部分文學作品，詩、小說和文章，陸續出現在這個副刊的版面上。她是一個積極的作者，也是編刊方向和活動的積極參與者，由此可以想見她和主編沈從文之間的密切交流互動。

一九三六年，大公報館出版《大公報文藝叢刊小說選》，從《文藝副刊》中選出二十四位作家的三十篇作品結集，編選者不是副刊的兩位主編，而是林徽因。她選了沈從文《湘行散記》中的三篇和一篇《過嶺者》，選了張兆和署名叔文的《小還的悲哀》，也選了她自己《模糊零影》中的《鐘綠》和《吉公》兩篇。此書初版半月內即售罄。 一九三六年初，張兆和攜子回蘇州探親，分別后的沈從文，陷在“橫溢的情感”與“理性”之間的困擾中，終于沖突至不知所措，來向林徽因訴說苦惱。

林徽因親密的朋友費慰梅（Wilma Fairbank）在她一九九四年的著作《梁思成和林徽因》（Liang and Lin）中描述了這樣的情形：一天早晨，沈從文趕到梁家，尋求林徽因的安慰。“他告訴她，他每天都給妻子寫信，把他的感覺、情緒和想法告訴她。接著，他拿出剛剛收到的一封妻子來信給她看，就是這封信造成了他的痛苦。他寫給妻子一封長信，坦白地表明他對北京一位年輕女作家的愛慕和關心，其中一句傷心的話引起妻子的嫉恨。他在徽因面前為自己辯護。他不能想象這種感覺同他對妻子的愛情有什么沖突。當他愛慕和關心某個人時，他就是這么做了，他怎么可能不寫信告訴她呢？”

林徽因寫信告訴費慰梅她和沈從文的面談：“要是我寫一篇故事，有這般情節，并（像他那樣）為之辯解，人們會認為我瞎編，不近情理。可是，不管你接不接受，這就是事實。而恰恰又是他，這個安靜、善解人意、‘多情’而又‘堅毅’的人，一位小說家，又是如此一個天才。他使自己陷入這樣一種感情糾葛，像任何一個初出茅廬的小青年一樣，對這種事陷于絕望。他的詩人氣質造了他自己的反，使他對生活和其中的沖突茫然不知所措，這使我想到雪萊，也回想起志摩與他世俗苦痛的拼搏。可我又禁不住覺得好玩。他那天早上竟是那么的迷人和討人喜歡!而我坐在那里，又老又疲憊地跟他談，罵他、勸他，和他討論生活及其曲折，人類的天性，其動人之處及其中的悲劇、理想和現實！……”林徽因感嘆，“過去我從沒想到過，像他那樣一個人，生活和成長的道路如此地不同，竟然會有我如此熟悉的感情，也被在別的景況下我所熟知的同樣的問題所困擾。這對我是一個嶄新的經歷……”

這一“嶄新的經歷”加深了他們之間的友誼。有一種通常的看法，認為林徽因喜歡沈從文的作品和他這個人，是因為他的作品所描述的那種野蠻的邊地生活、他這個人的奇異的經歷，與她自己的生活和經歷是如此遙遠——距離產生神秘的吸引力；但遙遠的距離并不足以發展出深厚、親切的友誼，它更需要相通、相同的生命感受。

林徽因給沈從文寫信，從“同情的理解”說到自己，她承認自己“也常常被同種的糾紛弄得左也不是右也不是”；“不過我同你有大不同處：凡是在橫溢奔放的情感中時，我便覺到抓住一種生活的意義，即使這橫溢奔放的情感所發生的行為上糾紛是快樂與苦辣對滲的性質，我也不難過不在乎。我認定了生活本身原質是矛盾的，我只要生活；體驗到極端的愉快，靈質的，透明的，美麗的近于神話理想的快活，以下我情愿也隨著賠償這天賜的幸福，坑在悲痛，糾紛失望，無望，寂寞中捱過若干時候好像等自己的血來在創傷上結痂一樣！一切我都在無聲中忍受默默的等天來布置我，沒有一句話說！”

林徽因像沈從文一樣是個特別善于在給親近之人的書信中充分表達情緒和思想的人，她在這封長信中還說：“人活著的意義基本的是在能體驗情感。”這是一層意思；“能體驗情感還得有智慧有思想來分別了解那情感——自己的或別人的！”這又是一層意思；進而，“如果再能表現你自己所體驗所了解的種種在文字上——不管那算是宗教或哲學，詩，或是小說，或是社會學論文——（誰管那些）——使得別人也更得點人生意義，那或許就是所有的意義了——不管人文明到什么程度，天文地理科學的通到哪里去，這點人性還是一樣的主要，一樣的是人生的關鍵。”

這一段話，對于理解林徽因數量不多的文學創作，富有特殊感染力的文學活動，終身投注的建筑事業，乃至于她全部的生活，都會有基本的啟示。說這樣的話，當然得是對著懂得這話的人。

（以上系選讀，全文刊載于2025-5《收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