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的青年寫作呈現出豐富多彩、各有所長的“島嶼化”狀態。然而，這種“島嶼化”的自由狀態能否隨著時間而逐漸步入“經典化”進程，成為了青年寫作當下或未來不得不面對的重要議題。那么，青年作家在發現寫作素材的過程中，哪些問題是可以被納入到“經典化”或普遍性范疇的？哪些又因其極具個性化因素而逐漸隨著時間消散？顯然，前者更需要讀者產生共情與共鳴，也要求寫作者對公共性的、共識性的問題進行有甄別的篩選。從寫作群體推演至外部環境，我們不得不去思考的一個問題是，青年寫作的讀者是誰？他們的年齡層和職業分布如何？他們以怎樣的姿態來看待青年作家的文學寫作？在一定程度上，作家在書寫當下生活時，往往容易陷入尷尬的境遇。那么在極難處理的當下共時性經驗和歷時性問題時，青年作家又將如何自處呢？在他們的年輕化、個性化的生命體驗和情感體驗中找尋共性，避免因為自由的限度而忽視應當重視的問題，成為青年作家和讀者須共同面對的挑戰。

本期《長城》“新銳”中四個短篇小說的青年寫作者：元光、冉茂一、許無恨、丁圣潤，以個性化的語言呈現出“幾乎無事”卻日日上演的倫理之思與精神謎題。從書寫鄉村日常“新”生活的《墳邊柳樹》，呈現重復生活中無處安放自我的《酒神》，到居無定所漂泊他處的《單行道》，以及遭遇生活困頓和思維停頓的《我們也去旅游吧》，他們所關注的“沉默的大多數”與“看不見的生活”開拓了青年寫作的諸多新命題。

一

在很大程度上，九零后和零零后一代作家的世界當中，父輩的生活可能并未和時代產生巨大的撕裂感。于是，在他們“平凡”的日常之中，親人間的親疏偏向、利益糾葛幾乎構成了他們生活的全部內容。因而，當新生代作家重新來檢視上一輩人之間的糾纏時，就生成了長大后的自己，以“他者”的眼光重新回望小時候未能全然理解的倫理之思。這成為他們開啟個人記憶和過往經歷的一個端口。當對生命有了新的領悟或成為“過來人”之后，原有的體驗與經驗便能夠生成新的“觀看方式”與想象素材呈現在文本當中。由此也就回應了處于寫作初期的青年作家，具備“大時代”“大歷史”的記憶并不構成寫作小說的必備條件。

元光在她的短篇小說《墳邊柳樹》中，將鄉村日常生活中的新現實、新經驗通過日常化的敘述有條不紊地呈現出來。在這個故事當中，劉彩云是一個文盲，她全部的知識都是通過快手直播和抖音來獲取的。然而，不識字的她卻慢慢通過看抖音大數據推送學習把自己培養成一個“柳樹博士”。雖然最后醫治柳樹的方案遭遇了滑鐵盧，但是這并不能否認她確實獲取了大量真假難辨的信息。小說以為母親墳邊的大柳樹治病為起點，最終卻以砍掉柳樹收束結局。作者在孝道與手足情誼的慣常倫理中，并行不悖地融入了算計和虛偽。我們可以看出，作家元光對鄉村生活的細致觀察，從她的敘述中看到了青年寫作新的嘗試。小說中，大柳樹邊上生活的村民被掉落的柳枝嚇到忍無可忍時，劉彩華一家終于決定要砍掉這棵大柳樹。這個重大的家族決定行將實踐，劉彩華與劉彩云打開了快手直播，似乎在這個時候，曾經那些為了這棵墳邊柳樹能夠茁壯成長而不斷學習，將柳樹視作母親亡靈的顯化等想法早已變得虛無縹緲。

“新現實”與老問題彼此交織，生發出文本的新鮮生命力。從一定意義上來說，“劉彩華們”是鄉村農民群體的一種縮影。面對數字經濟和自媒體時代，鄉村仿佛是一張攤開的白紙，等待著數據填充他們在搜索引擎上關注的問題。他們關注什么，平臺大數據就會給他們推送什么，新媒體正在塑造或建構著當下的鄉村生活。“現代生活的斷裂性，從歷史的角度就被理解為現代都市生活同傳統的鄉村民俗生活的斷裂；從生活品質的角度被理解為現代生活固有的碎片化同前現代生活的總體化的斷裂。”{1}在現代化進程迅速發展的背景下，新的經驗如何逐漸浸入或涌入農村，對人們產生影響，如何去穿透當下日常生活中的物質化和實用主義，回到鄉村生活當中去，回溯父輩甚至再上一代的微觀生活變遷，這些問題成為青年寫作中值得持續探索的問題，也構成了他們敘述的內在驅動力。

二

無論是鄉村使用的新型生活手段和思維模式，還是日常生活當中我們視而不見的普通生活，幾位青年作家向我們呈現的是那些無名的大多數人，他們的生活是無聲的，但正是這些沉默的父輩編織起了時間河流中的漣漪。因而，這些“沉默的大多數”也應當從歷史的煙塵中被打撈起來，給予關注。

每個人的人生都是不可復制的，人們只有一次體驗生命的機會，也只有一次機會成就和父母的緣分。那么，在理性實證主義至上的時代當中，如何去安撫自己的內心，如何不讓自己的靈魂沉湎到標準化生活之中，如何能夠在逃離沉重感之后，帶著父母一同逃離他們作為父母的身份，讓他們忘記或暫時忘記自己作為父母的責任和使命，這些成為逐漸步入中年的九零后一代正在面對或發現的問題。冉茂一的短篇小說《我們也去旅游吧》以離婚多年的父親中了獎金為觸發點，原配母親為了生活困頓的兒子，疑慮前夫偏心重組家庭，陷入到巨大的困擾之中。母親不斷地要求父親將獎金多分些給兒子，經過在無數次爭吵、爆發之后，兒子決定帶著母親出去旅游。當他們來到大自然當中，母親享受地在落日余暉當中自拍時，一切謎題也迎刃而解。原來，父親并沒有偏向繼子，而是想通過中獎的錢讓兩個家庭都過得更好，一場鬧劇終于落幕。當夏俊陽想和母親說清楚事情原委的時候，沉浸在美好旅行體驗中的母親似乎已然不再在意結果，因為她終于暫時忘記了對兒子生活的擔心。小說接近了尾聲，也留給了讀者一個令人沉思的問題，年輕人在步入社會之后是否有意識地拿出時間和精力與家人相處？

人生過半的父母早已把對子女的擔憂當作習慣，子女也視其為理所應當，對父母的照顧和盡孝簡化甚至退化至為其養老送終。在大部分子女的觀念中，他們對父母的盡孝就是讓自己努力活得更好，這又何嘗不是一種利己。那么，我們如何在當下的現實情狀中和父母葆有一種真正親密的情感連接，而不是僅僅去用原生家庭的苦難和無法逃離的忙碌來充當借口，或許才是十余年或幾十年之后不會后悔或不留遺憾的精神慰藉所在。無論是《墳邊柳樹》還是《我們也去旅游吧》之中，都涉及到了青年人對父輩日常生活的思考，絕大多數父輩的生活都已抵達平穩、平靜的狀態，發現這些狀態之中的褶皺也是“新的現實”。我們往往沉迷于獵奇或是發現個性化的體驗或敘述，然而，在庸常之中發現“不平凡”，或是在平凡之中發現它的癥結所在，沉淀出人類情感史變遷和人文關懷，在自己所處的時代當中和人生經驗之中去找尋到自己的問題，這才能夠生發出更加強大的創作生命力，過往和記憶是創造未來最為可貴的經驗。

我們可以發現，這一代中的許多作家，在寫作當中發現了個人與時代之間的關聯，發現了內心與現實之間的密切聯動，也找到了屬于自己的人生課題。他們不再被動承接集體敘事，也不止于純粹的私人表達，而是在兩者的張力中尋找情感和精神的真相。這些領悟和思辨不斷扭結，縈繞于他們的構思之中，最終生成了寫作的動力，成為了與其他代際作家寫作截然不同的想象素材。

三

我們發現，在諸多青年作家的創作中，已經沒有非常鮮明的地域特色，他們的風景書寫或景觀呈現更多時候呈現出一種“去地方化”的“在地性”。在一定程度上，由于個人的地域流動體驗，及現代流動性帶來的空間趨同，他們不會刻意地將地方的特色融入敘述之中，而是在不經意間流露出地方風土帶給他們寫作風格的影響。“我們是在‘風土’中發現自己，尋找相互連帶中的自己”{2}，也發現了所生活的地域在時代浪潮下的共性。雷蒙德·威廉斯提出的“感覺結構”概念，可以讓我們更好地理解這種轉變。傳統的地方書寫往往通過顯性的“地方感”來構建地域文化，但威廉斯強調，真正的文化特質存在于未被完全結構化的“感覺結構”中，它是特定群體在歷史長河中形成的情感模式、認知框架和價值取向，滲透在敘事倫理、人物行動邏輯等隱性層面。

在丁圣潤和許無恨的小說中，都沒有非常鮮明的關于蘇北地帶和東北土地地方特色的展示，然而，在他們的文本當中，卻始終滲透著風土性的元素，雖然這些也許只是故事整體架構的小小的邊角料，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傳遞出在變動不居的現實世界中，人們充滿不確定的感覺，暫居和成為常態的漂泊感體驗。就如同丁圣潤在短篇小說《酒神》的結尾處所表述的個人感受。小說尾聲處說道：“生活的巨大浪潮不斷地翻騰，裹挾著妥協與恐懼，要將在水中撲騰的我淹沒。”同樣地，許無恨的短篇小說《單行道》也是一個講述蟄居的故事。小說的開始，作家并沒有交代主人公所處的地方在什么區域。但他將東北方言的“粗糲感”轉化為故事的敘事節奏，短句的頓挫、“屯子”等俚語的陌生化使用，這些實則都是東北人直爽性格的表征。這種語言策略與“感覺結構的物質性”，也就是“語言本身承載文化基因”相呼應。

可以說，許無恨的《單行道》充滿了懸念，字里行間的東北風格呼之欲出、撲面而來，粗糙且冷冽。小說人物那種嬉皮士、滿不在乎的處事風格似乎也讓我們聯想到荒蕪的精神世界和皸裂的東北荒原。許無恨將《單行道》中“看不見的生活”推向了深邃幽微的層面，再現了那些未被言說，甚至難以被命名的情感與創傷。主人公在縣城的日復一日里漫無目的地徘徊，我們也在許無恨編織的故事迷宮里，觸摸到現代生活中那個永恒的命題：真相或許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無數個互相映照的“可能”。公交車上那抹跳河的身影，也同樣構成了小說的“留白”。它模糊、短暫、無從求證。如果跳河的是理發店的那個漫不經心的姑娘“假睫毛”，那么她的輕佻便成了對絕望的偽裝。劉歲的形象更是始終懸浮在多重可能性的迷霧中。最初那個守著獸醫站等待丈夫歸來的女人，憐憫生病的老馬并不斷照看的她，隨著情節的推動逐漸呈現出不同的面孔。或許她從未在等任何人，只是因為傷人或殺人，或是被某種無形的網困在獸醫站的方寸之地，許無恨在不長的故事體量之中，向我們發出了無數個困惑和疑問。

“正如個人的肉體被視為單純的物體一樣，風土也只被客觀地看作單純的自然環境。那么，在主張應該恢復肉體的主體性的同時，風土的主體性也應當強調出來。這樣，身心關系中最為根本的意義就存在于人文的身心關系中，也可以說存在于蘊含著歷史和風土關系的個人和社會的身心關系之中。”{3}在現代社會當中，風土與人們精神結構之間也生成了更加復雜的關系。“風土的主體性”使得地方特色從小說背景中走出，融入到人物的性格、觀念、選擇等多個方面。在《酒神》中，丁圣潤呈現了社會化婚姻關系的世俗和物化，橫亙在兩個年輕人步入婚姻的難題，是一筆巨額的彩禮。雖然三大爺的妻子因他酗酒，不堪忍受而離開了他，但是他卻愿意賣掉自己的狗場，用換的錢來給侄子娶親。在酗酒的生活中，三大爺天天泡在酒壇里。在侄子“我”的眼中，他并沒有什么魏晉風度，而只是一個單純的酒鬼。小說中，當喝醉的三大爺被藏獒咬住一條腿昏倒在血泊中時，藏獒逃逸的路上布滿了沾滿了血液的爪印，一點、一片印在地上，如同鮮血梅花。這些梅花的味道彌漫開來，竟然是一股股酒香的味道，可以說，這段描述構成了整個小說的“華彩”。在這里，我們再度被作者氤氳著南方氣息的筆觸而吸引，似乎在這個時刻，三大爺真的幻化為仙氣飄飄的酒神。灑脫的名士風度與蘇北地帶爛醉的酒鬼生成了鮮明的沖突。最后，在“我”的夢境中，一度被“我”看不起的三大爺大聲嘲笑著“我”的局促與狹隘。《單行道》中的劉歲、《酒神》里的三大爺等這些“被拋擲”、被遺忘的“舊人”，有的希望改變現狀、拼命“折騰”，有的則選擇用酒精麻痹自己，他們成為了未經現代化影響的村鎮遺產，他們所身處的縣城和鄉村，也已經成為一種被動迎接現代化的公共空間。

在青年作家的文學創作當中，發現“真問題”，也是在找尋這些青年人自己的“問題”。再造真正青年性的思想和行動能力，重建文學和時代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然后再出發開始寫作，在自由當中找到方向，在方向當中獲得更大的自由。{4}他們的文學資源、家族體驗，以及地方精神和風土所呈現出來的文字品質，不僅暗含著時代的記憶，同時，也是參與歷史與現實的依據。這或許也是四位作家的文本帶給我們的啟示。他們以自己真實的生命體驗重新理解父輩，穿透物質化、科技性的表象思考個體精神的嬗變，共情“未被言說”的人生，在每一處對日常生活的倫理思辨中，生長出照見人性與歷史的自覺。這也成為青年寫作走向深邃的可能，在時間的沉淀中，真正成為連接過去與未來的精神橋梁。

注釋：

{1}汪民安：《現代性》，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5月第1版，第38頁。

{2}{3}和辻哲郎：《風土》，商務印書館，2020年5月第1版，第7頁、第13頁。

{4}何平：《青年的思想、行動和寫作》，《行動者的寫作》，浙江古籍出版社，2022年1月第1版，第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