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周明離世的噩耗，長時間不敢相信這是真的，因為我堅信他能活過百年。在我印象中他是一個精力充沛、思維敏捷、反應迅速的人，不知疲倦，行走如風。他似乎有特異功能，可以同時處理兩件甚至三四件的事，電話不斷，不是他在找別人，就是別人正在找他。辦公室或樓道里經常聽到有人大聲呼喊，周明，電話！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他的電話本讓我記憶深刻，很厚，磚頭一般，我想那里面記錄了文藝圈里眾多名人與非名人的電話與地址，盡管他記憶電話號碼的能力超乎尋常。

《人民文學》編輯部的出行合影，右二為周明，左一為王南寧。照片由楊學光提供

天花板級的編輯

1976年，我初到人民文學工作時才二十出頭，從一個插隊知青一夜之間成為了《人民文學》雜志的助理美編。初來乍到，面對眾多資深編輯，自然對融入這個集體有幾分拘謹與不安，是周明幫我消除了心理障礙，很快與大家熟絡起來。

周明是一個工作狂，也是一個社交狂，他自帶氣場，在單位只要他一出現，氣氛便活躍起來，同事之間偶爾發生點兒小矛盾，只要他干預一下便能輕松化解。不了解他的人看他整天嘻嘻哈哈，以為他是個靈活有余原則不足的人，其實不然，一旦他較上真，就會堅持到底，幾個重大題材的報告文學就是他堅持原則的結果。家喻戶曉的《哥德巴赫猜想》及其他幾篇報告文學從提出選題、物色作者、進行采訪、初稿完成，到編輯送審，至三校付印刊發都不是一帆風順，其間需要解決諸多問題和投入大量工作。《哥德巴赫猜想》等作品發出后產生了巨大的社會反響，這個功績當之無愧應屬于周明和另一位優秀編輯王南寧。

至今一提到《哥德巴赫猜想》，讀者首先想到的是陳景潤和徐遲，然而編輯部的知情者馬上想到的會是周明和王南寧。周明在處理人際關系上一貫兒女情長婆婆媽媽，但處理工作卻一向雷厲風行不拖泥帶水，編出來的稿子清清爽爽干凈利索。在我心目中《人民文學》是文學刊物的天花板，《人民文學》編輯也應是編輯中的天花板，周明就是堪稱天花板級的編輯。

這幾天悲痛之余，想起周明，滿腦子卻是無數美好快樂的事情。按年齡我屬于晚輩，論資歷他屬于我的師長和領導，但他從不以年長自居，也全無領導的架子。不光是我，但凡與他有過接觸的人都會有同感。無論交情深淺共事長短，見面時他總是笑臉相迎，不論男女老少職位高低，寒暄后便認真嚴肅地討論與之密切相關的話題，分手時仍報以燦爛的笑容，沒有絲毫的敷衍，只有滿滿的真誠。

編輯部的老頑童

說起周明必然要提起閻綱和吳泰昌。1976年1月《人民文學》復刊時編輯部有個評論組，大名鼎鼎的評論家閻綱、吳泰昌、劉錫成坐鎮評論版面。吳泰昌是安徽人，北大中文系畢業，周明和閻綱是蘭州大學同學，也是陜西老鄉。閻綱儒雅內斂，很少見他開懷大笑，即使聽他講述幽默的事情，也難以從他臉上察覺出絲毫的笑意。周明和閻綱的默契卻是打骨子里來的，聰明絕頂且反應遲鈍的吳泰昌經常被周閻二位愚弄，鬼點子一般都是周明策劃，由閻綱實施的。

記得一個夏天中午，吳泰昌早早吃完飯，搶先躺在評論組唯一的一張行軍床上開始午睡。當他進入睡眠狀態時被電話驚醒，對方號稱是吳家的親戚，從外地來京，等著吳泰昌去北京站出站口接他。從東四八條到北京站不算太遠，騎車十五分鐘，一個多小時后當吳泰昌大汗淋漓回到辦公室，卻看見閻綱安穩地躺在行軍床上酣睡，臉上沒有一絲愧疚，而周明早已不知行蹤。

負責總務的陳樹成五十來歲，老伴去世，一直想找個對象。一天他接到一封神秘女士的來信，信里對他充滿好感，并夾帶一張外交部禮堂次日晚場的內部電影票，約會暗號是左手拿一本《青年文學》。正值數九寒冬，老陳按時赴約，在電影院門口等了半天，也沒見神秘女士現身。第二天上班，老陳噴嚏連天，周明和閻綱輪流過去慰問，看老陳一臉沮喪，周明和閻綱都覺得這個玩笑開得有點兒過火。

周明愛開別人的玩笑，當然也從不忌諱別人對他所做的惡作劇。一次春節單位會餐，大家事先商量好輪流給周明敬酒，等到他發現情況不妙時，為時已晚。酒酣耳熱的他一直笑個不停，眾人把他扶到沙發躺下睡著后，南寧用一塊紅桌布蓋在他身上，隨之眾人分工有序，有負責放哀樂的，有致悼詞的，有拍照錄音的，其他人則排隊依次鞠躬，哭天喊地，嘴里念念有詞，整個過程被完整錄制下來，磁帶原版被周明笑納珍藏。

1978年《文藝報》復刊后整個評論組被“一窩端”，閻綱、吳泰昌、劉錫成去了《文藝報》，被編輯部稱之為三劍客的周明、閻綱、吳泰昌從此各奔西東。

如果說周明是編輯部的老頑童，那么王南寧則是大伙兒公認的小頑童。南寧來自西北大學，和賈平凹是同學。她被安排在報告文學詩歌散文編輯室，在周明的麾下。1960年王南寧的父母受周恩來委派去西北主持工作，她隨父母輾轉新疆甘肅陜西。她滿口的秦腔讓周明喜出望外，聽他倆你一句我一句的，好像早就認識。

沒幾天我和南寧在13路玉淵潭總站遇到，坐同一輛車去編輯部上班。車上我倆一路聊著，共同的愛好讓我倆聊得熱火朝天且很投機，就這樣我倆迅速被周明收編。毫不夸張地說，在周明的帶動下，加上南寧的發揮，以及我的推波助瀾，編輯部本來一個嚴肅的會議，開到最后竟然成了曲苑雜壇。

大事小事難不住他

周明不僅為《人民文學》雜志社提供了大量正能量的情緒價值，也對雜志社的整體建設和刊物的主體思路有著不可估量的貢獻。

1976年復刊時他擔任支部書記、報告文學散文詩歌編輯室主任、工會主席，還兼管總編辦公室，身兼數職，事無巨細，但每件事都讓他干得有聲有色。他善待每一位同事，尤其對年輕人，以表揚鼓勵為主，從不指責，即使批評也是和顏悅色，對事不對人。遇到對稿件產生不同意見的情況，也不會表現出沖動過激的情緒，總是以平和的表達方式，最終達成意見統一。

上世紀八十年代后期，周明擔任雜志社常務副主編，負責的事更多，這時的單位情況比十年前要復雜得多，但從沒看到他有絲毫的煩躁和抱怨。偶有難纏沖動、滿臉怒色的人沖進他的辦公室，等出來時卻像什么事都沒有發生。

周明是我的入黨介紹人，也是我的人生引路人。他帶我進入文學殿堂，拜訪過很多文藝老前輩，他跟我講的很多文化界的人和事，可以說遠遠超過了《新文學史料》。記得有一次《人民文學》召開短篇小說座談會，他帶我一起去總參第一招待所辦理駐會事宜，在我看來這是一件很復雜的事情，但是他分分鐘就搞定。還有一次去華北油田采訪，他帶我去任丘打前站，辦理完接洽事宜后已經是深夜，忽然想起接待用的筆墨紙硯還沒落實，但此時店鋪早已關門，無奈我倆只好回房間睡覺。我一直惦記著這件事，心想明早要盡快解決，不能耽誤開會，沒想到第二天一大早，四樣物件一件不少地擺在會議室門口的接待桌上。這就是周明，大事小事都難不住他。

他是一個不怕麻煩的人，從不嫌棄棘手的事情，包括替同事故去的家人料理后事。他經常跟我講，年輕人要經歷各種事情，尤其不要看不起小事，經歷了各種小事才能成就大事。我牢記了他的這句箴言。

周明是作家的朋友，同事的至親，謀面者的神交。五十年相處的各種情景歷歷在目，一個曾經活蹦亂跳的人走了，一個神氣活現的人走了，一個奔忙在文學圈的人走了，就像和他出差睡在一個房間，被他聊到興頭的時候他卻倒頭睡著一樣。可愛的周明，可恨的周明，可恨的是他再也不會醒來。

好人周明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