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定是出于無意中的巧合，2025年第5期的《收獲》雜志發表的兩個中篇小說，不僅全都屬于“記”字輩，而且兩位作者還全都是浙江作家。前一篇是哲貴的《造車記》，后一篇是黃立宇的《叫血記》。集中聚焦于某一位先驅研制電動汽車的前者被命名為“造車記”，當然容易理解。集中講述紛擾亂世中血站故事的后者被命名為“叫血記”，就顯得多少有一點費解。也因此，正文前帶有解釋性質的一個題記存在的必要性，自然也就可想而知。題記的具體內容是：“在1998年10月1日國家頒布《獻血法》，實行無償獻血制度以前，所謂血站，就是有償獻血者與醫院之間的中介機構，他們掌握著一批遍布城鄉的賣血隊伍，并且總有辦法在某個生活角落里找到賣血的人，這就是他們的工作。這時候，你聽到有人把他們的工作稱為‘叫血’，就不足為奇了。”具體來說，黃立宇采用第一人稱方式，所集中講述的正是“文革”那樣的紛擾亂世中一個普通血站的故事。

被設定為第一人稱敘述者的“我”，曾經在血站有過長達五年之久的工作時間，后來成為一名靠寫作謀生的寫作者。在“我”的視野里，雖然那些身穿白大褂的血站后來的醫務人員對血站原來的人馬表現得很是有一點不屑，但一個不容否認的重要事實是：“也就是他們，曾經以最原始的工作方式，維持了皋城地區幾十年的正常供血。”雖然這一切都已成為了過去時，但卻有被記錄下來的必要。這樣一來，自然也就有了這個以叫血員老楊或者說楊孝汀為主人公的發生在那個紛擾亂世中的溫情故事。盡管我對“溫情”二字長期以來一直有一種不以為然的感覺，但在這里，推敲來推敲去，覺得還是不能不使用這一看似早已被用濫的語詞。

具體來說，老楊是刑滿釋放人員的身份，因為表姐夫的關系才在那個特定時刻進入皋城地區血站工作的。他所要從事的血站工作，根據張飛的介紹，就是：“醫院要動手術，要輸血，就會給我們打電話，我們就得騎著那輛破自行車出發，跑農村的話，路遠。醫院一般會派救護車來接我們，車沒空，再遠也得騎車去，沒辦法，這就是我們的工作。”然而，也正所謂“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由于服刑期間長達七年之久的緣故，等到老楊從獄中出來的時候，他發現世界似乎全都變了：“皋城也開始瘋狂，大街上全是跑龍套的人，刺耳的高音喇叭，到處都是旗幟和標語，向舊世界宣戰，巨大的感嘆號，互得層層疊疊的大字報，最后都化成滿地的碎紙片，在冬日的寒風里和落葉一起飄。”其他的且不說，單只是這一段文字，就已經足以把當時那個紛擾亂世的情形形象呈現出來。因為正常的社會秩序已經不復存在，連同皋城地區血站的管理實際上也都處于嚴重的無政府狀態。這一方面的一個標志性細節就是，老楊看到玻璃臺板下面有一組電話號碼，為了請示工作問題，便在“第二天，嘗試著給第一個人打電話，沒有人接。第二個倒是有人接了，接電話的人告訴他，他要找的那個人，昨天夜里從院部樓頂跳下來了。”既然整個社會都處于一片紛擾的無政府狀態，那包括血站在內的工作機構也就只能是憑著自己一息尚存的良知各自為政。這其中的標志性人物之一，就是這位剛剛刑滿釋放的老楊。

身為血站的工作人員，在那個紛擾亂世中，老楊忠于職守的突出表現之一，就是在察覺到賣血人員普遍存在著間隔時間不足三個月的賣血情形，他們自身的健康狀況因此而受到嚴重威脅的情況下，擁有樸素責任感的老楊，先是專門跑到沈縣去聯系落實遭冷遇，然后更是因為向衛生局請示未果，他便自作主張，將一份主要內容為嚴格限制獻血人員三個月間隔期內二度獻血的告示不僅自行印刷出來（印刷過程中，秦勇一句具有突出反諷意味的話語是：“他娘的，你以為在印《挺進報》啊！”），而且還把數千份油印的告示全部張貼到皋城的每一條電線桿上：“老楊騎著自行車在外面奔波，每當看到電線桿上的告示，他都像第一次看到一樣，停下來，在風中重新讀上一遍。”一個剛剛接受過刑事規訓的普通工作人員，能夠憑借難能可貴的責任感積極投身到血站的工作之中，在那個紛擾不堪的亂世中，也的確可以被看作是一股難得的清流。

如果說獻血告示的四處張貼所反映出的，還只是老楊這位叫血員一種普遍責任感的體現，那么他對獻血員小狐貍（本名胡小麗）的發自內心深處的關心與呵護，就更是凸顯出了他的人道情懷。由于遇人不淑，而且家里還有一個病孩子的緣故，沒有其他可靠經濟來源的小狐貍，唯一可以出賣的就是自己身上那看似源源不斷的鮮血。因是之故，時間間隔不到三個月就要想方設法去賣血，在她，就是一種家常便飯。正是為了能夠得到更多賣血的機會，她才會拼命地巴結對賣血擁有生殺予奪大權的老楊。無論是送給老楊一小簍雞蛋，還是主動幫老楊干各種活計，甚或干脆并非一廂情愿地想著要把自己的身體獻給老楊，小狐貍的意圖只有一個，那就是盡可能地獲得賣血的機會。一方面，小狐貍根本不知道老楊早就在男女性別的意義上對她春情萌動，另一方面，即使已經有所察覺，一門心思全都撲在孩子身上的她，也根本既無暇更無心去琢磨所謂情感的事情。虧得老楊是一位良知尚存的男人，在意識到自己行為其實不端的情況下，自己踩了急剎車：“老楊說他突然放手了，他清醒過來，喜歡并不是理由，在別人看來，他不過是在欺負一個苦命的女人，他是個什么狗東西啊。”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在如此一種負罪或愧疚感的作用下，老楊才不僅生成了一種矛盾心理（“我喜歡他，我沒辦法呀，她求我的，恰好是我不想讓她去做的，你沒見過小狐貍，她是那么瘦弱，臉上一點血氣都沒有……”）而且還慷慨地硬塞給了她一百五十元。但即使如此，生活的走向也不會以老楊的個人意志而轉移。到后來，因為孩子的病情無法挽回，在徹底絕望的情況下，在把一百五十元錢神不知鬼不覺地還給老楊之后，“她想不開喝了農藥”。小狐貍的意外自殺，對老楊的精神與情感世界形成了極強烈的沖擊：“那個曾讓他日思夜想的她，竟以如此決絕的方式結束了生命，而此刻他的手中，還捏著小狐貍的卡片，他還打算回城時再去叫她。”雖然小狐貍最終悲慘地死于非命，但老楊身上那種與男女私情緊密纏繞在一起的人道情懷卻無論如何都必須得到充分的肯定。

行文至此，不能不提及的一點，就是老楊在成為叫血員之前到底為什么會有長達七年之久的牢獄之災。事實上，這一點也可以被看作是黃立宇成功營造的一個藝術懸念。一直到小說結尾處，這個謎底才終于得以揭曉。卻原來，早年的老楊，原本是一家單位的出納。一次，他突然收到妻子的電報，說孩子病重，“讓他迅速寄錢”。由于每個月的薪水都準時寄給老家，囊中羞澀的他，萬般無奈的情況下，只好鋌而走險：“他想先把公家的錢拿去墊付一下，想等到年底拿薪水再補進去。”沒想到的是，事情竟然很快敗露。一方面的情形是，“他被開除公職，判了七年有期徒刑”，另一方面，則是“等他出來，孩子死了，妻子已不知去向”。出獄后進入血站工作的老楊，之所以能夠成為一位樸素的人道主義者，可以說與他曾經的這樣一段特殊經歷脫不開干系。

但在充分肯定黃立宇中篇小說《叫血記》思想藝術成功的同時，卻也有兩處看似無關緊要的瑕疵應該被指出。其一，是血站原工作人員張飛那突如其來的死亡描寫。張飛的死因究竟如何，小說并沒有給出明確或不那么明確的交代。其二，是那一次老楊照顧小狐貍去醫院賣血。想不到的是，事到臨頭的時候，小狐貍竟然逃走了。“小狐貍這么急切地需要獻血，又怎么會逃掉呢？”遺憾處在于，一直到小狐貍后來已經不幸離開人世，到小說結束為止，這一點都沒有給出過明確的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