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開始，我的障礙是寫作與生活之背離，猶如顧隨先生之所言李白與杜甫。他說，李白的“報韓雖不成，天地皆振動”之句，讀之無感，因為是強湊出來的，而杜甫在寫公孫大娘舞劍時的“觀者如山色沮喪，天地為之久低昂”一句，則字字如生鐵鑄成，淺易而似天地真動，其中要義，即在一個“真”字，唯有將自己交給實在的處境，那個“真”字才會真正得以降臨。在漫長的寫作停滯期里，我曾遍讀佛經，以求自我說服與平息，但于事無補，嚴重的自我懷疑像是一個黑洞，將我幾乎完全吞噬了進去，而最終，機緣將我帶入了西北一帶的山河風土之中。在戈壁灘上，我曾經在放羊人搭出來的窩棚里過夜，在那個死活也睡不著的夜里，我在微弱的星光底下認清楚了戈壁灘上能看見的所有植物，它們是沙蒿和綠絨蒿，還有檸條、駱駝刺和狼尾草；在陜北佳縣為一個劇本做采訪的時候，我發了高燒，一個人在一口窯洞里昏睡了兩天，期間，偶爾清醒之時，我也記住了窯洞窗戶外我能感受到的所有物事：大風吹動了黃河上的波浪，佝僂著爬上山頂的人們正在篩糠，熟透的紅棗紛紛墜地，嚇壞了剛剛躍上窯洞窗臺的黃鼠狼。時至此時，境至此景，我也大概知道，只有將這眼前所見變成白紙上的黑字，我的寫作生涯才有了重新開始的可能。其時的玄機與況味，不過是印證了米蘭·昆德拉的話，他說，對于一個真正的寫作者來說，再廣大的世界，也不過是他的殼——“世界只是人的狀態，它不過是人的一部分”。

其后，障礙來自于誠實的未能徹底：佛經里常說，修行一途，要害在“親眼見”，最是這句“親眼見”，卻要了多少人的命，于我同樣如此——就譬如，這些年里，我寫下過好多次祁連山，它的冰川和戈壁，它的草場和油菜花，我全都寫下過，但是，唯有那一年，我非得要孤身穿過一座高聳的冰坂前去一個劇組，這才跟祁連山有了搏命與滴血認親般的相見。在這趟艱困的行旅中，我寫過的諸多風物，全都變成了張牙舞爪的攔路虎，山是什么山，人是什么人，至此才算見了分曉。我以為，唯有這樣的分曉來到眼前，“親眼見”三個字才終得示現，徹底的誠實，才變成了命運的一部分。我得承認，正是在那一晚的祁連山中，我才第一回認清了杜甫的那些句子，所謂的“急雪舞回風”，整整一晚，都發生在我的身前，或者說，彼時之我，已經棲身在了杜甫的句子之中；行旅繼續，一只狐貍從我身后跑過，遠遠將我拋在身后，最后，當它站在冰坂的最高處回頭張望著我，“黃蒿古城云不開，白狐跳梁黃狐立”之句隨即便破空而來，至今，這普通的兩句詩，仍然常常被我視作當頭棒喝：哪里是你的黃蒿古城？又是什么物事，會被你當作夜路上的白狐與黃狐？我還要承認，那一晚，不僅僅是杜甫，我其實想到了諸多詩人們打“親眼見”里生出的句子，陶淵明親眼看見豆苗中的雜草，且彎下腰去“晨興理荒穢”，他的生涯里，我們的生涯里，才多了一份即刻前去與困頓周旋的力氣；多病的孟浩然唯有自己爬上峴山，才會覺得“羊公碑尚在，讀罷淚沾襟”，只因為，他和后世的我們一起都感受到了，我們不過是不盡機緣中的一環，我們永遠無法戰勝峴山、夕陽和無窮無盡的時間，至此，徹底的誠實才得以誕生。這誠實讓我們知道，一個寫作者，不僅要看見山河莽蕩，還要體察出更多的老翁攀枝、井上臥兒和夜半臨池，此中真義，仍如顧隨先生所言：寫作是不得已，而不是得已而又未已。

這幾年，我重新開始寫起了小說，最大的障礙，其實來自“講故事”。我的意思是，在今天，當那么多“人物”走出故事，作為文創產品、游樂園里過關打怪的對象，乃至直播間里的主播造型，跟我們生活在同一個世界的時候，在我們寫下的這些故事里，那些人物是否還必須像荷馬和托爾斯泰寫下的人物一樣，他們去打仗，要么是為了得到海倫，要么是為了捍衛俄羅斯，最終，他們將在歷經艱險之后，成為一個“人物”；而今天，在我們時代的“人物”們身上涌動的，究竟是“人格”的力量，還是“人設”的力量？實話說，當我開始寫下一個故事，我總是忍不住去懷疑，這些故事是不是早已發生過了，同樣的，我所寫下的這些“人物”，難道我真的可以將他們當作唯有在今天才能誕生的、只此一個的“人物”嗎？好在是，霍桑有云，真正的“故事”和“人物”，恰恰來自“幻想和現實接壤的地帶”，這個地帶，是電影里的蓋世英雄走出銀幕和我們雜居混處的地帶，也是鄰居們離開我們變成直播間里的網紅之地帶。感謝霍桑的指引，他讓我重新認識了蒲松齡，也讓我感受到，蒲松齡筆下之人間幻域，其實就在我們的咫尺之內——許多年前，我曾經在嘉陵江邊的一家酒店里閉關寫劇本，一別多年之后，當我再次前往，只見到蛛網暗結和金沙深埋，而接待大廳里的一臺電視機卻莫名開機，播起了新聞，就像歷史并未結束，過去的人們重新活在了此時此刻之中。必須承認，正是在那一剎那，我置身在了我自己認定的“蒲松齡時刻”之中：盡管諸多障礙時時都在誕生，但是，只要我們尚有一顆將“人間”視作“幻域”之心，蒲松齡筆下的那些荒郊野寺、海市蜃樓和妖狐靈怪們就會來到我們的筆下，而我們也終將迎來獨屬于小說的、再一次發現世界的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