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現代著名畫家、美術教育家徐悲鴻誕辰130周年。徐悲鴻的名字在我國可謂家喻戶曉，劉半農作為中國新文化運動先驅、文學家、語言學家和教育家，百年前也曾是叱咤風云的人物。魯迅專門寫過紀念劉半農的文章《憶劉半農君》，對劉半農為人處世毫無城府、不圓滑世故，“如一條清溪，澄澈見底”的人品大加稱贊。近年來，一批珍貴信札的面世，也揭開了一段徐悲鴻與劉半農之間少有人知的交往歷史。

劉半農

徐悲鴻致劉半農書信之一（1932年5月14日）

《漁舟唱晚》 劉半農 攝 江陰市博物館藏

珍貴信札首次披露

江蘇省江陰市博物館收藏著一批劉半農相關信札，共計160余通，均出自劉半農之子劉育倫的無償捐贈。其中徐悲鴻致劉半農信札有6通，寫信時間在1932年4月至8月之間。

第一通寫于1932年4月4日：

半農吾兄：

弟于二日抵寧，正是江南春色燦爛時節，茍無滬戰，大足娛人。今則人有憂色，城多暮氣，不若北平之俱忘為無罣礙也。拙作底片既積存尊處，當受累不淺，惟前所請將全份贈洋人兩種，務請飭人辦到。又各片中如穎孫交來之《鵝群》及《山水》橫幅，均以無光紙為宜，余則足下飭印諸紙均佳。再者，片中之《牛》（橫幅三只牛）及直幅《山水》、《鵝群》（直幅）《馬》（無樹）四種，均懇印五六份寄弟（能多自然更佳），拜禱。內子先弟一日由宜返家，大小無恙。尊書小卷，請勿過長，如穎孫兄者最善，勿亟，衹期在年內交卷可耳。敬候儷福。

悲鴻 頓首

四月四日

夫人諸郎納福，天華兄嫂并此致念。

據《徐悲鴻書信集》，徐悲鴻于1932年2月12日到北京（時稱北平），住在胡適家中。信中“穎孫”即鄭穎孫（又寫作鄭穎蓀，1893-1950），著名古琴專家，當時是北京大學教授，與劉半農是同事、好友。

6封信件，從內容看，均是圍繞徐悲鴻作品的照片底片需付印展開。1932年10月《悲鴻畫集》在柏林和巴黎出版，1933年2月徐悲鴻赴歐洲，先后在法國、德國、意大利以及蘇聯舉辦畫展。按信內容，結合徐悲鴻請劉半農將他的作品照片印出數份，同時徐悲鴻還在北京、南京奔走的諸多信息，可確定這6通信均寫于1932年。

作為攝影家的劉半農

徐悲鴻寫給劉半農的這些信，都是圍繞洗印照片的事情，這就不能不談一談作為攝影家的劉半農。

劉半農（1891-1934）原名壽彭，改名復，初字伴儂、瓣秾，后改半農，號曲庵，江蘇江陰縣人。劉半農自幼聰慧過人，1907年以江陰考生第一名的成績考入八縣聯辦的常州府中學堂。辛亥革命時曾任革命軍文書，1913年在中華書局任編譯員，并在《時事新報》《小說界》等刊物發表40多篇他翻譯和創作的小說。1917年，因陳獨秀的推薦，被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聘為預科國文教授，并成為《新青年》的重要撰稿人，是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之一。1920年，劉半農通過考試取得了公費赴英留學的資格，進入倫敦大學學院。1921年轉入法國巴黎大學研究音韻學，1925年獲法國國家文學博士學位。同年回國后，任北京大學國文系教授，兼任北大研究所國學門導師。

早在求學常州府中學堂時，劉半農就喜愛上了攝影，當時他“買了一個小鏡箱，玩弄過一兩個暑假”。1923年他在法國巴黎攻讀博士學位時，因為失眠嚴重，“又買了一個小鏡箱隨便玩玩”，以松弛心思。在留學期間，劉半農經常以他的三個孩子為主要拍攝對象，在臨時布置的燈光下為他們照相。照完相后，他就換上紅燈泡，請孩子們和夫人幫他一起沖洗底片。他把攝影作為一項業余興趣愛好，每當巴黎舉辦攝影作品展覽會，他都趕去參觀；看到有關攝影的書報，他也時常翻閱。1925年學成回國并在北京大學執教以后，對攝影的興趣更濃了。據劉半農女兒劉小蕙回憶，她常作為父親拍攝室外景色的助手，“無論是赤日炎炎的盛夏去頤和園觀荷，還是在寒風凜冽的嚴冬去北海賞雪，我常常為他背攝影箱和三腳架。”有一年冬天，女兒劉小蕙剛放學回家，劉半農就帶著她去北海取景照相。他不辭辛苦地一張又一張地拍攝雪景，直到太陽下山以后，他們才踏著積雪回到暖和的家里。

劉半農在從事攝影創作的同時，還研究攝影藝術理論，1927年寫成《半農談影》一書，同年10月交北京攝影社出版。翌年上海開明書店再版發行，影響很大。當時的攝影書刊，大都是介紹攝影技術的，而《半農談影》比較系統、全面而又通俗地闡述攝影藝術創作理論，成為中國第一本研究攝影藝術的專著，為中國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攝影藝術理論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劉半農提出了“攝影分類說”，將照相分為寫真、寫意、照相館三大類，不同類別的攝影須用不同的法則。“寫意”照相，即為民國時期指稱的“美術攝影”。他說：“寫意，乃是要把作者的意境，借著照相表露出來。意境是人人不同的，而且是隨時隨地不同的，但要表露出來，必須有所寄籍。被寄籍的東西，原是死的；但到作者把意境寄籍上去之后，就變做了活的。”劉半農的這些觀點直接來源于中國傳統的哲學、美學思想，中國古代的道家思想講求“天人合一”，傳統詩詞和文人畫也講究意境。

劉半農創作了許多構思新穎、技法獨特、意境高古的作品，這些作品弘揚了中國傳統文化和東方藝術之美，為攝影藝術創作開辟了一條新路，成為具有中華民族特色的攝影藝術。

徐悲鴻著急有原因

在這些信札中，徐悲鴻催促劉半農盡快洗印照片并分送相關人員的急切心情溢于言表，甚至在信中表示希望劉勿“撤洋爛污”（上海俗語，即不地道之意）。徐悲鴻為什么會這么著急呢？

首先，徐悲鴻本身就是急性子。據黃警頑《記徐悲鴻在上海的一段經歷》，1915年夏末徐悲鴻來到上海，找到商務印書館下屬的《小說月報》主編惲鐵樵，打算為商務出版的教科書畫插圖以謀生。惲鐵樵一開始認可了徐悲鴻的畫作，后又告知徐悲鴻，編輯所的其他主持人不同意采用他的插圖。徐悲鴻聞言竟然產生了輕生的念頭，幸虧黃警頑及時趕到外灘碼頭將他勸回。

據徐悲鴻寫于1930年的《悲鴻自述》，1918年徐悲鴻在北京，通過羅癭公的介紹找到教育總長傅增湘，尋求公費赴法國留學的機會。因當時歐洲正陷于第一次世界大戰，傅增湘讓徐悲鴻等待歐戰平息，并承諾一旦有機會一定安排。不久之后，徐悲鴻聽說教育部擬派遣的赴歐留學生只有朱家驊與劉半農兩人，于是又急寫信埋怨傅增湘食言。當年11月，一戰結束，赴歐留學的機會來了，但是民國教育部總長仍是傅增湘，由于徐悲鴻之前的魯莽之舉，事情幾乎沒有轉圜的可能，后幸虧有蔡元培出面協調，徐悲鴻方才得到公費赴法國留學的名額。

徐悲鴻急切催促劉半農辦理畫作照片事宜，更主要的是因為他即將在歐洲舉辦一系列繪畫展覽。

1929年，劉海粟受教育部派遣，以政府考察員身份考察歐洲美術教育和推動中西藝術交流。他于該年3月16日抵達巴黎，除了被巴黎藝壇的自由氛圍所吸引，還對歐洲藝壇看待東方藝術“只知有日本，而不知有中國”的認知深有感觸，曾建議從國內剛剛舉辦的第一次全國美展中選擇一二百件精品，與旅法畫家作品一起在巴黎協和廣場的堡姆美術館舉辦中國現代美術展覽，以增進歐洲人對中國現代藝術的了解，但終因過于倉促以及經費一時難于籌措而擱淺。

1931年3月，劉海粟受邀赴德國法蘭克福中國學院講演和舉辦個展，德方反響熱烈——德國政府恰于該年1月在柏林國立美術院舉辦了大規模日本現代繪畫展，對東方文化熱情高漲，擬再舉辦中國畫展，并愿意與中國政府各負擔一半的經費，于是很快組成了中德雙方政府級別的組委會，訂于1934年2月舉行畫展。

1931年9月劉海粟回國，其理念和計劃得到蔡元培的全力支持。但劉海粟歸國之日恰遇“九一八事變”，國難方殷，政府一時無暇顧及藝術之事，所以此事在沉寂了七個多月后才正式提上日程。1932年6月，蔡元培、葉恭綽、陳樹人、高奇峰、劉海粟、徐悲鴻等十二人擔任柏林中國現代繪畫展覽會籌備委員，1932年8月6日柏林美展籌備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在上海成立籌備處，以蔡元培、徐悲鴻、葉恭綽、陳樹人、劉海粟等人為常務委員，以蔡元培為主席，開始籌備一切。

在柏林美展籌備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的次日，徐悲鴻也向身在法國的李石曾致函，力請其促成由徐悲鴻自己主持的巴黎中國畫展。結合徐悲鴻致劉半農的前述信札來看，其實早在1932年上半年，徐悲鴻就已經開始謀劃并具體籌備自己的歐洲巡展了。

1933年1月28日，徐悲鴻從上海啟程赴法國，此后直至1934年8月返回上海，期間先后在法國、德國、意大利以及蘇聯等地舉辦畫展。而由劉海粟主持的歐洲巡展始終緩慢推進，遲至1934年1月20日才在德國柏林啟動首展，之后又于多地巡回展覽，最后于1935年7月初返滬，節奏始終比徐悲鴻慢了一拍。

當徐悲鴻結束為時一年多的歐洲巡展，名聲大噪，乘船回國并于1934年8月17日抵達上海新關碼頭的時候，劉半農卻已于一個月之前因病去世。徐悲鴻能率先成功舉辦這一輪歐洲巡展，劉半農無疑也貢獻了一份重要力量——這批塵封近百年的珍貴信札，為后人揭示了這不應被人們忽略與遺忘的歷史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