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文學最初的印象，源自20世紀90年代。

那時，我還是一名中師生。我們班的語文老師姓冉，名仲景。冉老師身材瘦削，戴的那副大黑框眼鏡常滑到鼻尖。人也風趣，課堂上時有金句妙語，且寫得一手極漂亮的字，粉筆劃過黑板，遒勁有力、龍飛鳳舞，以致很多時候同學們都不舍得擦去語文課的板書。

當時我還不知道，除了教師外，冉老師還有另一重身份。有一次，我偶遇冉老師和他的朋友們聚會，大家一起談文學、談詩歌，大口喝酒、大聲唱歌。我這才知道，冉老師也是一名詩人。我至今依然清晰記得他們曾高聲朗誦的一些詩句。那場景對當時的我而言，雖談不上震撼，卻也帶來不小的觸動：原來生活還可以這樣過，人還可以這樣活。

許多年后，冉老師和我的散文詩同時刊發(fā)于《星星·散文詩》的“文本內外”欄目，這不禁讓人驚喜于這奇妙的巧合。

我得知老師是詩人后，再在課堂上聽他講文學便有了不一樣的感覺。那時，班上有幾個同學在老師的影響下開始寫作。我也悄悄涂寫過幾首“為賦新詞強說愁”的分行。那些笨拙的分行雖是我一時興起之作，但在那時也帶給我不少零碎的歡喜，如同滴滴露珠，點綴了我青澀的時光。

畢業(yè)后，我被分配到一所鄉(xiāng)村小學任教。

學校建在半山腰，教學樓是棟新修的二層小樓，教師宿舍則是一排老舊的平房。據(jù)我父親回憶，我住的那間宿舍就是他當年任教時曾住過的。房間不大，墻面刷了層石灰，但不少地方已脫落，里面的黃土露了出來。后來我用報紙把墻面全糊上了，再后來，那些報紙便成了我寫寫畫畫的“涂鴉墻”。

房屋年久失修，帶給我的卻是一種“全新”體驗。宿舍的常客是老鼠，它們或在天花板內躥來躥去，或在墻角吱吱唧唧。有幾次午夜時分，它們還從我被子上跑過。指頭大的蜘蛛和筷子粗的蜈蚣偶爾會來訪，噴殺蟲劑就成了我每晚必行的睡前儀式。若是起大風，天花板的縫隙間便會掉下塵土或枯枝敗葉。我曾從中撿到過一片半枯黑半干黃的葉子，把它擱進桌上的玻璃杯里放了許久。印象最深的是某夜，酣睡中的我被一聲響動驚醒，接著便感覺床歪了。當時我的睡意正濃，迷迷糊糊中也沒多管，任床歪斜著，翻個身繼續(xù)睡了。早上醒來再看，我才發(fā)現(xiàn)原來地板下是空的，那聲響是腐朽木板斷裂的聲音，而一只床腳恰巧安放其上。

那時，學校有一塊地，劃成小塊分給教職工種菜。我不會種，住隔壁的王姐便說交給她，我要吃什么直接去地里摘就行。王姐很會種菜，種的菜品類也很豐富，基本不用再另買。我有次就把王姐種的萵筍薅來煮了湯，因為它是那塊地里長得最好看的，葉片水靈，又嫩又綠。

礦區(qū)有條公路通往山下，路上常有運送銅粉的車輛。放假時，我和同事常在路邊搭這些車到山下的小鎮(zhèn)采購生活物資，再坐班車回家。

從學校步行去礦區(qū)通常不走那條狹窄的公路，只需沿一條彎曲的小路一直上坡，不用半小時就到了。大多數(shù)時候，我跟同事們會邀約著結伴而行，偶爾也會獨自前往，那不到半小時的路程便充滿了大于半小時的快樂。一路走走停停，聽到好聽的鳥叫就想找出它藏身的樹枝，看到野果定要摘幾顆丟嘴里。若在九十月，便多了一項用樹枝刨“地瓜”的任務——此“地瓜”非彼地瓜，它是埋在土里的一種野果，成熟時果皮變紅，又香又甜。返回時，沿路摘把野花或采幾根草是最常做的事，總之有花摘花，無花采草，帶回去插瓶里放桌上，看著就覺得很開心。

還記得有一次，在從礦區(qū)回學校的途中遇到一位老人，我不認識他，想來他應該也不認識我。不過，這絲毫不妨礙他對我露出微笑。大概是見我慢悠悠、不慌不忙趕路的樣子有些磨蹭，老人著急地朝我喊：“女子哎，快點回去哦，馬上要下雨了！”這句話一下子就勾出了我的眼淚，我也微笑著應了老人一聲。多年后，每當想起那位陌生的老人，仍舊會有一股落淚的沖動。

這是我第一次離開家獨自生活，難免有時會覺得寂寥。慶幸的是，學校用電還算方便穩(wěn)定。每晚，批改完作業(yè)、備好課，我就會把磁帶放進收錄機，在昏黃燈光下翻開書，心慢慢靜下來。每當我讀到喜歡的文字時，仿佛有雙翅膀從體內長出，隨音樂聲緩緩扇動。

那時，我看的書大部分是文學類的。閱讀過程中，我有時會想起冉老師曾在課堂上講到的相關內容，字里行間便透出些久別重逢的暖意；還會想起自己曾涂抹過的那些分行文字，心有所動，便開始試著寫下些零星的句子，關于花香、蟲鳴、陌生人……想寫下什么時，隨手就記在紙上或糊墻的報紙上，也沒想過要給誰看，似乎記下就可以了。

后來，因工作調動，我去了另一所學校。聽說，我離開后不久，那排教師宿舍就被拆除重建了，新的宿舍很好很漂亮。我的老鼠室友、我的涂鴉墻、我斷掉的地板條永遠被留在了那年那月。

生活是第一位的，但生活不只有生活。

活著，記錄所見所聞、所思所感，替那些無言的山川草木、鳥獸蟲魚說出它們的話，這便足夠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