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秋天陰晴不定。

10月1日下午1時稍過，接到吳泰昌先生的公子吳喆電話，告知泰昌先生已于當日上午去世。噩耗過于突然，我震驚之余竟忘了問其中詳情，想到吳喆一家現在正處于悲痛與忙亂之中，便只是匆匆安慰了幾句，并表示泰昌先生的后事如有需要效力之處請言聲，之后再想不起其他話語……吳喆來電話，我其實不怎么奇怪。泰昌先生的不少同事、朋友近幾年幾乎每天早晨都接到他的問好，或是一句話，或是一段話，更多時候是一張圖片。我收到的最后一張寫著“早安，健康，平安”的圖片終止于9月21日，9月23日我給他發了一張“早安”圖片，沒見他回復，但我也習慣了他有時中斷幾天后再發問好圖片的節奏。剛接吳喆來電時，我想到可能是泰昌先生生病了，甚至住院了，委托吳喆告知——雖然泰昌先生身體一直很硬朗，總是鶴發童顏的模樣。哪承想，泰昌先生竟已駕鶴仙去……

我在此文里稱吳泰昌先生，其實平時我都是稱他為老吳。他年長我26歲，叫他老吳可能一般人會認為不禮貌。但不只我，大凡上個世紀90年代初之前進入文藝報社工作的同事，對報社內年長者的稱呼一概都只在姓前加一“老”字，如老張或老李，而不是在姓后加稱職務或“老師”，此或可謂文藝報社傳統的“單位文化”吧。

我是1986年調入文藝報社的，當時的《文藝報》正是新時期文藝撥亂反正、思想解放的重鎮和先鋒，風頭正勁，光環閃閃。時任報社副主編的老吳即泰昌先生，尚未到天命之年，卻已是白頭如雪，然說話中氣十足，走路風風火火。我先在副刊部工作，副刊部不歸他分管，所以跟他接觸不多，但從同事們的言談中得知，泰昌先生交往甚廣，是報社的“外交家”。1988年4月，報社記者部（后改為新聞部）主任吉敬東（筆名曉蓉）看到我在《人民日報》“大地”副刊發表的一篇題為《命名的奧妙》的雜文，認為我很適合在記者部工作，便向報社領導提出要調我到記者部。當時的副刊部主任陳明燕（后任《作家文摘》總編輯）、分管副主編陳丹晨分別征求了我的意見，之后我便成了記者部的一員。記者部與文學評論部皆為泰昌先生分管，故從1988年至1998年泰昌先生退休，我在他的直接領導之下工作了十年。還因這層關系，我跟晚年的泰昌先生來往頗多，對他有更深的了解。

泰昌先生表面上性格大大咧咧，說話間表示驚訝時聲音分貝突然會拉得很高，是個性情中人，但其實他粗中有細，且心細如發，尤其是體現在工作上。很長一段時間內，《文藝報》是在中國青年報社的印刷廠印刷，上世紀90年代中期之前，尚未有電腦照排，報紙仍是鉛字印刷，付印前各版面分管副主編（有時是主編）、值班的業務部室和總編室主任（或副主任）以及責任編輯，都要到印刷廠去作付印前的最后一遍核紅。記得我剛到記者部工作不久，有一回，第4版（綜合新聞版）上刊登了一篇關于一位剛去世不久的文藝名家的座談會消息，我是該版的責任編輯，泰昌先生一早帶著值班的部門主任和我在中青報印刷廠核紅，完后已是中午，大家各自散去。我剛騎車回到報社，泰昌先生從家里打來電話，說他琢磨了一下，那條消息標題里的“緬懷”二字改為“追思”較好，讓我再到印刷廠去修改。我一聽頭就大了，印刷廠位于東城區海運倉胡同2號，報社在朝陽區農展館南里10號，路程不遠可也不近，得花半個小時騎自行車去（坐出租車不能報銷）。這么大費周章就為了將“緬懷”改為“追思”？泰昌先生在電話中聽出我的“畏難”情緒，就有些生氣地說：“算了，你這工作態度。我讓別人去……”

我以為“核紅事件”之后，泰昌先生會“記恨”甚至給我“穿小鞋”，但沒有，他可能真忘了這事。1999年是《文藝報》創刊五十周年，報社決定由剛退休不久的泰昌先生主編一本紀念畫冊，時任主編老金（金堅范）讓他自己挑選編畫冊的助手，他竟選了我和另外兩位與我年齡相仿的同事。已年過花甲的他本可以象征性地只動動嘴當這個主編，動手的事則交給我們幾個年輕人，但他身體力行地當起了這個主編。他自己拍攝、收藏有不少關于文壇和《文藝報》的珍貴照片，但還不夠，被譽為當代文壇“活字典”的他憑著記憶想起某個活動的某張照片誰手里有或可能有，他便自己先打電話聯系，對方大都不出他所料地存有，接下來才是讓同為我們這個畫冊編輯小組成員的報社司機登門取來。最苦和累的活是照片的編排，因為制作公司的活甚多，負責給我們排版的排版員白天先忙其他活，晚上才能騰出時間排我們的畫冊。每晚都是泰昌先生坐在排版員旁邊，指點每一張圖片的位置，當場擬圖片說明文字，興趣來時還給我們講一段與圖片相關的文壇掌故逸事。他那“緬懷”和“追思”的推敲勁兒也出來了，甚或有時突然想到什么，便一拍腦袋，將已經排好的版又推翻重來……他精力充足得好像不用睡覺，一個晚上能幾個小時一動不動地端坐電腦旁邊指揮排版；倒是我們幾個年輕助手熬不住，在排版室里找把椅子東倒西歪去了。常常排版結束，已是黎明，有幾次甚至已是第二天早上了。

耗時耗神幾個月時間編出的紀念畫冊，獲得了文藝界的一波波好評，這跟泰昌先生的認真勁兒自然是分不開的。我個人的收獲則是，除了泰昌先生在編輯工作乃至人情世故上的言傳身教，我終于有了時間和機會將《文藝報》從1949年5月試刊號至1999年畫冊編輯截止前的各期刊物、報紙瀏覽了一遍，對《文藝報》乃至中國文壇五十年的風云又有了新的發現和了解，并寫成報社五十年“大事記”編入畫冊。令我慚愧的是，泰昌先生還將我標注為畫冊的“副主編”，使得一些朋友和同行以為我“提拔”了。當然，這的確也是泰昌先生在他能力所及的范圍內對我的提攜。

泰昌先生與茅盾、巴金、曹禺、冰心、朱光潛、葉圣陶、錢鍾書、孫犁、臧克家、吳組緗、嚴文井等眾多文壇大家都有交往，有的甚至結下很深的情誼。這些文壇前輩信任他，除了因為泰昌先生的身世背景，還因為泰昌先生對他們發自內心的敬仰、尊崇與愛戴吧。而泰昌先生也利用得天獨厚的條件，直接從文壇前輩們身上學習和汲取了許多寶貴的品質。他的《跟張光年同志學做編輯》《認真的葉至善大哥》等散文，寫的就是文壇前輩對待編輯工作的認真精神，在他自己的事業與人生中，這一精神也為他所劍及屨及地踐行。

泰昌先生對秋天情有獨鐘，《秋天里的錢鍾書》是其散文名篇之一。秋天是美麗的，但這個秋天令我哀傷，因為泰昌先生離去了。